文丨王慕之，本号签约主笔。

"不唯GDP论英雄"，虽然这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任何一座城市来说，挺进GDP万亿俱乐部，都可算得上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时刻。

细数中国内地的万亿俱乐部成员，莫不是威震一方的经济重镇。上海、北京、广州GDP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深圳、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南京、青岛、无锡和长沙随后陆续入围。2018年，再添宁波与郑州两名新成员之后，中国的万亿俱乐部成员达到16个。

2019年虽然还没有翻页，但99.9%可以肯定的是，一座低调的制造业城市将跻身万亿俱乐部之列。这座城市，就是佛山。

佛山

不过，佛山或许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会因为GDP破万亿而欢欣雀跃的城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倒不是因为佛山低调，也不是因为佛山不在乎。而是因为，佛山本来在去年就已经被寄予了破万亿的厚望。当2018年的成绩单公布，2017年已经9549.6亿元的佛山却令人诧异地与万亿俱乐部失之交臂。

就算2019年"补考及格"，恐怕掌声已寥落。

这座曾一度力压众多强省会城市，最高排到中国第11的地级市，最近几年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先后被长沙、郑州等省会超越，吞并了莱芜的济南也在身后虎视眈眈。

而在广东省内，长期屈居佛山之下的东莞也奋起直追，穷追不舍。佛山即使比东莞抢先一步突破万亿，但在漫长的广东第三城之争的竞争赛道上，丝毫不敢稍有半点懈怠。

01：两种发展模式的对决

佛山与东莞，广东地级市的双子星，代表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两地都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甚至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到底是佛山的大进制衣厂，还是东莞的太平手袋厂，至今都还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莞、佛山一带从1978年就开始抓住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向工业化进军。

仅仅数年之后，80年代中期，两地发展模式的分野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东莞走的是典型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

1978年在虎门成立的太平手袋厂，标志着东莞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因为离香港更近，东莞发展"三来一补"显然比珠江西岸的佛山等地更有优势，很多村干部看到这种发展趋势，纷纷动员村民投资建厂出租。村民一开始还有担忧，有些村干部就带头借钱建厂，通过厂房出租"先富起来"。

有了香港这个坚实的靠山，东莞迅速在纺织、服装、电子、食品、机械等行业聚集了一大批外资企业。到了1993年，东莞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0.49亿美元。东莞的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78年的1290家增加到1993年的12449家，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4.2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267.67亿元。

东莞

东莞所开创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甚至一度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定式。

佛山一开始打的也是"三来一补"的主意，但很快就掉头转向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毫无疑问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但当时包括佛山在内的整个珠江西岸地区，河道鱼塘水网密布，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仍十分落后，大量引进香港的溢出资源并不现实。因此，佛山虽然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引进了中国最早一批的"三来一补"企业，但很快就发现仅仅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佛山下辖的南海、顺德这两员"闯将"均另辟路径闯出了自己的名头。南海凭着县、公社、村(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走在前列。顺德则凭着"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这三板斧，杀出一条血路。

改革开放之后短短不到十年之间，东莞、顺德和南海已成为中国中小城市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

1987年，年轻的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在一篇题为《广东跃起四小虎》的报道中，将佛山下辖的顺德、南海、中山（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惠阳下辖的东莞（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四个发展较快的县冠以"四小虎"之美誉，一时引起全中国乃至海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后来则把"四小虎"的发展模式概括为"珠江模式"。

02：孰优孰劣？

"四小虎"的发展各具特色，到底孰优孰劣、孰强孰弱，官方与民间长期没有定论。

作为"四小虎"概念的始作俑者，王志纲将顺德排在第一，代表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其次是南海，个体经济铺天盖地；然后是中山，地方国营组成联合舰队；最后才是东莞，代表的是"借腹生子"模式。

东莞人对这样的排名自然十分不满。据说东莞一名领导还专门找到王志纲提出抗议，因为东莞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顺德，为什么不能把东莞排第一？

王志纲的解释是，东莞"借腹生子"的方式，生了很多娃娃，最后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当哪天发生问题的时候，代价不小；顺德尽管不大，但符合市场规则，血管里面流淌的是市场法则的血液。

他将双方的差异归结为DNA的不同："珠江东岸以东莞为代表，原来多是大沙田，以种粮食为主，相对较为简单，基本上不怎么和市场打交道；而珠江西岸的顺德，是桑基鱼塘，与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耕时代表现差别不大，在改革开放后，是市场因素胜出的时候。"

珠江西岸的市场DNA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南番顺历来为广东最富庶的地区，靠的就是工商业。佛山以前是南海下面的一个镇，但手工业与商业高度繁荣，明清时期就与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史书记载，1830年，佛山镇的人口已接近60万，商贾云集、百业竞秀、百货充盈。甚至东莞的镇山之宝——虎门大炮也是"佛山制造"。

即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佛山工业的星火也不绝如缕。1968年，北滘青年何享健，就已经带着20多个街坊邻居，每人集资50元，并借了5000元开始了创业之路。在这个离广州不远的小镇上，美的一路发展，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名震中外的世界500强企业。

"有家就有佛山造"，这是对佛山制造江湖地位的最好概括。在不到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佛山创造了6000亿元的工业增加值，创造出诸多世界之最：陶瓷产量世界第一、微波炉产量世界第一、电风扇产量世界第一、冰箱产量世界第一、空调产量世界第一、消毒碗柜产量世界第一、热水器产量世界第一、铝型材产量世界第一、酱油产量世界第一……

东莞不如佛山的地方在于，东莞没有培育出诸如美的、碧桂园、格兰仕、科龙、健力宝、海天、东鹏、鹰牌等一大批本土品牌。但东莞制造的整体实力并不逊色。"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八个字足以说明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球影响力。

1995年之前是东莞的外向型经济单兵突进高速发展时期。这一年，东莞的外贸达到辉煌顶点，当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31亿元，而同年全市GDP总量仅为296.29亿元，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的历史最高值。

东莞"借腹生子"模式的弊端在1997年以及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

尤其是2008年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中，东莞外资大规模撤退，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用工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增速从两位数跌落到个位数，在2009年一季度甚至出现负增长。东莞，一度成为产业衰退的代名词。

图：东莞发展的四个阶段，南都制图

对于东莞所受到的冲击，曾经是东莞骄傲的玖龙纸业深有切身之痛。2008年正值玖龙纸业扩展期，金融危机袭来，玖龙纸业股价一度下跌超90%，创始人张茵的财富也直接从上年的250多亿元跌为18亿元。

东莞最尴尬的时刻出现于2014年3月。东莞市长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时候，被记者追问"扫黄"和"经济转型"问题。按照媒体的报道，他对记者的提问连说了三个"嘿嘿"——

"请问扫黄对东莞经济是否有影响？"

答："嘿嘿。"

"请问东莞经济的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答："嘿嘿。"

"今年东莞GDP增速目标是9%，请问能否保'9'？"

答："嘿嘿。"

03：佛山仍在筑底，东莞已经回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生长路径。

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对资源的调配能力空前增强，互联网、高科技、金融、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传统制造业则逐渐呈现式微之势。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苏州、无锡、佛山等地级市明星动能衰减，经济增速呈现下滑态势，省会城市强势崛起。

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意味着"中国制造"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被"中国商业"所取代。

在制造业投资放缓、民营经济投资意愿降低的时代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主、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佛山，竞争优势受到严峻冲击。佛山虽然努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以碧桂园、美的为代表的一批佛山企业都投入巨资发展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但至少目前看来，新产业对佛山经济的带动效应尚不明显。2018年佛山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比上年增长1.7%。

一向以实体经济为傲的佛山，最近几年的财政收入都主要依靠房地产苦苦支撑。2016-2018年，佛山连续三年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都在100%以上，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杭州，高居全国第二！

新旧动能的切换进入胶着期，工业投资有所下滑，增量的重大项目不多，正是在这种沉闷的焦灼状态下，佛山去年令人意外地与GDP万亿俱乐部擦肩而过。

反观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二次创业"的浪潮下，重新找到了新的"靠山"、新的推动力。

如果说东莞上一轮发展的动力源是香港，那么这一轮的动力源则主要是深圳。深圳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经济结构正在向服务型和知识型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产业外溢。依靠成本、土地、地缘、产业配套和政府服务等优势，东莞一举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2015年，大疆创新科技在松山湖启动总部建设；2017年3月，蓝思科技、康佳集团相继在莞扩军。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6年，东莞全市共引进深圳企业项目604宗，其中2014年184宗，2015年233宗，2016年187宗。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华为的落户。华为在东莞东山湖的新园区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是华为目前在全球最大的园区，除了华为终端总部，还布局了第二代数据中心、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功能载体。

2018年，东莞松山湖税收突破170亿元，排在首位的就是华为。

松山湖华为小镇

擅长当"房东"的东莞人已经迎来了新一波的"租客"。东莞第一代的"杰出房东"是虎门，租客主要是服装与电商产业；第二代"杰出房东"是长安，租客主要是智能设备产业；第三代"杰出房东"当属松山湖生态园，其租客，已经变成代表着现代制造实力的战略新兴产业。

佛山仍在筑底，东莞已经强势反弹。2018年，东莞全市高企数量达到5790家，远高于佛山的3900家。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深圳可以带着东莞玩，广佛同城已经喊了十年的广州为什么不能带着佛山玩？这与广州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广州总面积7434平方千米，将近佛山的两倍，差不多是深圳的四倍，地均GDP则只有深圳的四分之一，甚至还不如东莞，比佛山也高不了太多。当广州下面的从化、花都、增城仍嗷嗷待哺的时候，广州实在没有多少心思去"辐射"佛山。佛山这些年从大哥身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佛山人这些年眼巴巴盼望着的高明机场，广州就未必情愿支持。

尤其是华南第一的地位旁落深圳之后，广州更是要憋足劲使劲追。带着佛山玩，这并不是广州当前所要优先考虑的决策事项。事实上，当深圳的制造业资源早已开始溢出的时候，广州的制造业仍在大干快上。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广州工业投资额同比增长25.9%、技改投资同比增长88.0%，工业投资总量居全省第一。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还没吃饱，你先别抢。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城市竞争中，佛山仍将孤独面对东莞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