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取象與占筮（三）

《周易》一書的占筮作用不容迴避，自其產生後，亦有術數和義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向，當代學者致力於發掘其義理和歷史的內涵，亦是在新的語境下對《周易》價值的弘揚。近年，鄭吉雄亦表達了對《易經》等同於占筮之書的憂思，他說：“今年《易》數字卦文獻及相關出土《易》文獻浸多，學者又復根據此等文獻與《易》卦相聯繫，坐實二均為本於占筮的文獻，遂一意從占筮討論出土《易》材料，不再視《易經》為先民創作的典冊，不再細心閱讀卦爻辭，對於卦爻辭所載之歷史、政治、倫理、修德、自然觀、身體觀、語言方法等內容，幾皆視而不見”，認為《周易》經、傳之間有聯繫，占筮、義理間不應割裂。

對《周易》的詮釋，在古代史上佔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漢學和宋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分支，但無論是象數易還是義理易，都是對易學哲學層面的深化和提升，是先哲認識自然、社會、人生的智慧結晶，與粗淺的術數判然有別。但由於《周易》占筮的形式，決定了在此基礎上的義理闡發不可能完全離開卦象，不要說觀象繫辭的傳統，就是《易傳》對《易經》的發揮，亦是建立在象數的基礎上。《易傳》用乘、承、比、應、據、中等來解釋爻位，並且還把八經卦與八個方位相比附，漢代京房、焦延壽、荀爽等人，又進一步用互體、卦變、爻辰、消息、納甲來解《易》，力圖用卦象詮釋所有卦爻辭的來歷，儘管這種做法表現出較高思維智慧，但業已使《易》愈說愈繁，《四庫全書總目》作者遂有“《易》遂不切民用”之說。

在先秦時期，卦的解釋呈現適用的特點，簡而不繁，但從西漢以後，又出現了很多附會，由於通經可以免徭役賦稅甚或為官，導致研習者日眾，西漢易主要有三家，東漢則有十三家之多，易學流派的增多，導致易的詮釋日益繁雜，其中不乏標新立異的心理，但往往出於附會而不是憑空虛造。為了說明卦爻辭的來歷，西漢附會出消息、爻辰、卦氣、納甲、八宮等，我們在指責其把《周易》引向歧途時，同時應該看到，這種附會體現了很多的智慧。儘管漢人的附會背離了易的初旨，但如果我們拋棄筮佔的目的，細繹他們思維的理路，就會發現，這種附會亦有著較高的哲學意味。象數易和義理易，長期並存而不是取代，就在於它分別滿足了不同受眾的需要。對易的詮釋，後代還有新的附會，如宋人發明的“河圖”、“洛書”，後來形成的圖書之學，就是根據《尚書》、《繫辭》、《易緯·乾坤鑿度》和易注等著作編造出來的，即便說圖書之學有更久遠的直接依據，沒證據顯示能超過漢初。

可以看到，早期易學主要根據卦位、卦爻辭、彖、象等來占筮，易象也不能覆蓋人事的方方面面，因此給發揮留下了太大的空間。西漢易的流傳分為古文易和今文易，今文易的施、孟、梁丘和京氏皆立為學官，即象數易學。費、高則屬於民間易學。孟喜主要是用卦氣說解易，把六十四卦與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候相配，來解釋一年氣候之變化，京房解易的一大特色是八宮卦和世應遊歸說，東漢鄭玄在四正和四維卦的基礎上，加上中宮，提出九宮說，並和五行、五常聯繫起來，其爻辰說、九宮說，進一步發展了卦氣理論。荀爽和虞翻在繼承孟京二氏卦氣說的基礎上，又提出卦變說，擴大了取象範圍。宋代義理易佔據主要地位，但象數易亦有傳承，劉牧、邵雍以數解易，朱震以象解易，明末清初的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則以象、數解易，在易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象數易需要和術數區別開來，漢代以後出現的六壬、奇門、梅花易數、四柱命理、風水堪輿和紫微斗數等，具體如《梅花易數》中的萬物類象則更加全面，梅花易數依先天八卦數理，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來進行起卦，是《周易》術數的發展，與真正的易學有懸隔之別。可以說，兩漢是象數易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易學史上，象數易代有傳人，但由於占筮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使得其主要成為民間之學，但象數之學關於天地化生自然模式的構建，促使了義理之學的形上構築。

天道和人道問題，在先秦時期，就是思想領域的核心概念之一，由於神學思想的盛行，龜卜和筮佔曾長期充當了天人之間的媒介，到春秋時期，由於人文思想的興起，輕天道重人事思潮蔚為風氣，這種思想並導致了易學的分途，而早期儒家在義理易的闡發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儒家代代相傳的傳統，使得義理易成為六經之首，這是義理易發展的重要標誌。而象數易在漢代也有飛速發展，可以看出，這種做法背離了孔子傳《易》的根本宗旨，以致後來才有王弼注《易》的“盡黜象數”。在易學史上，《易》有象數易、義理易之分，研究《周易》需要了解象數，這是觀象繫辭和《易傳》的基礎。清人所謂的“盡黜象數”，並不是王弼注《易》完全拋棄象數，注《易》完全拋棄象數那是不可能的，“盡黜象數”是說王弼不取漢人紛繁的解易方法，就簡歸約，重拾《易傳》解易的基本方法，基本仍屬於以傳解易的途徑。

宋代，《周易》詮釋更加哲理化，朱伯崑先生指出：“宋易的特點之一，是將《周易》的原理高度哲學化，其易學哲學標誌著古代易學哲學發展的高峰，而且成為宋明哲學的主要內容”，宋代的程頤就繼承了王弼解《易》的傳統，從而把義理之《易》進一步發揚光大。宋代的另一大儒朱熹，主張在象數基礎上說理，如從義理易的視域觀之，其《周易本義》遠不如程頤《易傳》醇正，圖書之學正是由於朱熹的推崇，而影響深遠的，這種折中取向促進了象數易的發展，併成為清代《周易折中》的先導。除象數和義理的分疏外，還有一種新興的以史解易思潮，需要指出的是，以史解易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周易》一書卦爻辭有歷史事實，這點不容否認，但應該認識到，《周易》中有價值的歷史信息是不多的，比較重要的如帝乙歸妹、王亥喪牛羊於易等，這些事實亦見於其他材料，《周易》雖然可以起到證史的作用，但其作用不可無限放大。在《周易》的詮釋史上，閃耀著先哲智慧的光芒，藉助《周易》的外殼，古代學者表達了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思考，其對本體論的探討，宇宙萬物生成理論，自然、社會的和合觀念，無不是古代智慧的結晶，取象的多樣性，占筮的決疑功用，都使得《周易》早已突破了低層次的占筮目的，如果說《周易》蘊含著先人生生不息的價值追求，那麼他們建構的宇宙生成理論裡面，無疑也包含著科學的萌芽。

《周易》作為三《易》之一種，其來源於早期數佔，是古人判斷吉凶的一種方式。但隨著思維水平的提高，隨著重德思潮的興起，明確地認識到筮佔的作用在於“決疑”，斷意在先卜筮在後的做法，反映出人們的認業已超越了傳統的筮佔，可以看到，《左傳》中的一些筮例的解釋就已不為《周易》所拘，而是根據人事解《易》。《周易》一書雖然有著占筮之書的外殼，但更有著義理之書的深厚內涵，是一部借占筮形式體現人生智慧的著作。但長期以來，《周易》的文化價值被扭曲，一般人更是把《周易》和占筮之書等同起來，從長遠來看，不利於易文化的健康發展。在《易》的體認上，只有透過表象掌握其中蘊含的豐富哲學智慧，批判繼承《周易》思想，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這也就是我們學習和研究傳統文化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