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帶著孩子在書店裡選購教輔書籍。 （視覺中國/圖）
“老師給你們補課嗎？”“你們刷課外題嗎？”“有隨堂測試嗎？”這樣的“三連問”有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從來不！”
在南京市教育局的公開回應中，坦承“存在對督查工作理解不準確、執行規定簡單化的現象，引起了社會和部分家長的誤解”，並承諾教育部門將及時糾正偏差。
嚴厲的減負令下，小升初階段的學生、初中生、家長都陷入了更深的焦慮，課後上輔導班也是常事。“有種學偷偷上、題悄悄刷的感覺。”
“老師給你們補課嗎？”“你們刷課外題嗎？”“有隨堂測試嗎？”
這樣的“三連問”有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從來不！”
2019年10月30日晚上，南京市民張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轉述了這樣一個對話場景。這是大約一週前，正在讀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回到家裡，“假裝一本正經”地跟張平表演起和南京市教育局進校檢查組的對答。
過去一個月，許多南京市中小學經歷了一次“規範辦學”的檢查。而“減負”工作正是檢查的其中一項重點內容。
自此，南京家長，尤其面臨小升初壓力的家長，陷入了焦慮。一篇《南京家長已瘋》的網文開始流傳，羅列“減負”後的諸多“不許”規章，描述此次檢查行動中，查學生書包等怪象，甚至痛批“減負＝學渣”。
一石激起千層浪，數日內，不僅僅在南京，包括在浙江、北京等多個“減負重鎮”，這都引起了許多家長的共鳴。
同樣是10月30日晚上，在南京市教育局的公開回應中，將這次檢查稱為“義務教育學校違規辦學行為問題專項整治專項督查行動”，坦承“存在對督查工作理解不準確、執行規定簡單化的現象，引起了社會和部分家長的誤解”，並承諾教育部門將及時糾正偏差。
“互相糊弄”的檢查
看著兒子表演“標準對答”，身為教育研究者的張平哭笑不得，反問兒子：“這不是弄虛作假嗎？”兒子則淡然，“教育局檢查組的人聽了我們的標準答案，一笑而過。”
在張平看來，這不過是為了完成減負目標，“互相糊弄罷了”。
用張平的話來說，“減負”年年提，“補課”天天有。南京開展減負並非一兩天，但這次檢查之所以引爆家長激動的情緒，是因為檢查的對象從老師轉移到了學生。以往只是給老師開座談會，下到班級抽查老師，這次則要對學生進行隨機提問。不過，對於網傳的檢查學生書包，南方週末記者多處採訪並未得到證實。
同樣在南京，劉瑩作為某所小學的教務處長，過去一個月間，為了迎接這次檢查忙得“焦頭爛額”。10月31日下午，劉瑩剛寫完這次檢查的工作總結，對南方週末記者訴起苦來：“既要完成教育局的要求，又要讓學生家長滿意，還不能給老師太大壓力，我們也很難。”
懸在南京老師、校長頭上的一把“利劍”，是南京市正在力推的素質教育試點，其中，減負是重要抓手。劉瑩說，與全國其他地方減負的要求大同小異，南京小學的減負關鍵看兩點，一是作業量大不大，二是是否存在補課。
在劉瑩所在的小學，老師給學生們硬性佈置的作業這兩年確實大量減少，小學低年級完成語數英三門主科作業的平均總時長，基本控制在半小時以內，而高年級也不會超過一小時。預估超出這一時長的習題，老師們只能說“建議大家自行看一看”。
一位南京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些配套練習題，因為不是教育部門指定的，學校會強制要求學生拿回家去，不能放在書包帶到學校裡來。
嚴厲的減負令下，小升初階段的學生、初中生、家長都陷入了更深的焦慮，課後上輔導班也是常事。“有種學偷偷上、題悄悄刷的感覺。”一位南京市初二學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沒覺得減負以後，自己心裡真的放鬆。
此次南京的檢查不僅針對公辦學校，也包括民辦學校。這讓一些民辦學校校長急紅了眼。一位民辦小學校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該校除了國際部的學生是為了出國接受定向培養之外，還有更多的普通學生是因為學位不夠等各種客觀原因選擇了就讀該校。他擔心，公辦小學即使減負，學生考分不夠，也可以升入較好的公辦中學。民辦學校則不同，一旦減負影響了教學質量，不能晉升好學校，就徹底失去了競爭力。
但此前早有專家指出，“均衡發展”是義務教育的重中之重。在這樣的原則之下，小學初中不論公辦校、民辦校，也不論“名校”還是“草校”，所有學生都應該在一致的教學標準下學習。
“減負令”多地齊發
每年10月，在9月開學穩定之後，各地教育行政部門都有到學校走訪督查的慣例。最近幾年的督查，減負都是重頭戲。南京當地教育界人士稱，教育主管部門的減負檢查，都是基於義務教育法，這本身並無不妥。
而且，每年此時，多地教育行政部門都會發布“進一步規範學校管理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要求。
南京的減負風波只是一個縮影。“南京的減負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門在國家政策框架下的切實落實。”北京市教科院研究員王凱對南方週末記者如是評價。但在優質資源依然相對短缺、學生之間競爭依舊激烈的局面下，這種減負無疑會觸動家長的神經。
據南方週末記者不完全梳理，過去一個月，雲南、廈門、寧夏、浙江等多地先後發佈“減負令”。
其中，在南京減負風波之際，10月28日，浙江亦發佈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徵求公告。這一紙方案，對家庭作業時間、到校時間、補課、入學等33條教學行為進行了嚴格規定。
其中，為保障學生睡眠時間，浙江省教育廳特別提出，小學生到晚上9點、初中生到晚上10點還未能完成家庭作業的，經家長簽字確認後，可以拒絕完成剩餘作業，教師不得對有此類行為的學生進行懲戒。
儘管這引起不少家長和教育界人士的爭議，但實際上，小學生晚上9點後不寫作業的規定，浙江在2018年就已開始試點。南方週末記者致電浙江省教育廳詢問相關試點情況，以及最終將此寫入方案的過程。截至發稿前，並未得到回應。
爭議到底何在
近年來，伴隨著日益趨嚴的減負，家長們的焦慮被放大，對於減負的各種爭議也從未停止過。
南方週末記者在長期採訪相關題材中發現，爭議點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如何把握減負的“度”；二是家長的焦慮會否成為阻礙減負的因素。
有的教育學者認為，所謂減負，減的是“超標內容”，並非減少“應學內容”，不會影響學生正常的學習和升學考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通過統一標準真正落實的減負，才能更好地實現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均衡，實現教育公平。
但也有的專家認為，只要存在升學壓力，教育資源均衡就只是一句空口號。真正到升學考試時，還是看分數。“不是說高分就得刷題，那為什麼減負就一定要控制作業量呢？”一位不願具名的基礎教育研究人士稱。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和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就曾經有一場關於減負的“文鬥”。陸一以《害了孩子，肥了教輔，誤了國家：“教育減負”為何越走越偏？》為題撰文，稱“‘堵式減負’的致命錯誤在於其表面化地迎合了兩種民意：一種是錯把小國寡民的教育模式樹立為榜樣，追求某種能夠繞開選拔競爭的‘理想教育’”。
楊東平則以《“減負”並非害了孩子，肥了教輔，誤了國家 》回應，稱“分數和升學率競爭取代了學校樹人育人的宗旨”。
減負之所以難，在王凱看來，在於既有部分教育部門的不作為，也有學校的唯分論思想作祟，有部分教師的頻考做法影響，也有家長的日趨焦慮和劇場效應的展現，還有校外培訓機構的推波助瀾。“當被眾多關係交織、被眾多利益驅使、被諸多期望倒逼，深陷其中的學生早已身不由己，每一方都有可能成為壓倒學生的那最後一根稻草。”王凱說。
“課該補還得補，題該刷還得刷，不刷題，不補課，怎麼考重點？”10月30日晚，張平匆匆掛掉了南方週末電話，說得給兒子補習數學。
（應受訪者要求，張平、劉瑩為化名）
南方週末記者 賀佳雯 南方週末實習生 戴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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