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孙
这本书，是世上最残忍的书。
一个人突遭不幸，成了别人的累赘时，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也会变化，这种变化撕掉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变成甲虫后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而后他死了，他的家人像清扫垃圾一般将他清扫了出去。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是再平常不过了。
一八八三年，他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一所国立德语文科中学；一九Ο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一九Ο六年被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
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病逝，终年只有四十一岁。这便是他短暂而普通的一生，既没有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过惊世骇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
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从形而下来看，他就是一个常人。
但若从精神层次来进行观察却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
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
《变形记》展示的是一个灰色的世界，其中个体生命中所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不被家庭与社会认可，在既定社会的视野中只会带来恐慌，因而它所具有的反社会性质在甲虫这样一个令人恶心的意象中表达出来，它被压制、被放逐、被禁闭，在人们的诅咒中默默死去。
但是，无论卡夫卡采用的是消极还是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接受了这种解读，就等于是矢口否认了某个标准人性的存在，那么也就同样否认了异化的存在。可以断言，人性是一种张力，是一种在维持既定状态和达到新的可能之间游走徘徊的幽灵。至少可以说，不存在固定的人。
现代社会带给人的压力让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格里高尔。丧失自我存在价值的社会里，随时都有被社会吞噬的危险，恍惚之间的孤独、诡谲的人性还有沉默和绝望。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其实是折射出一种人的异化。在那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被社会撕裂、被挤压变形，慢慢的变得不像自己，慢慢的失去自我，犹如一只散发着臭气却满身盔甲的甲虫。
格里高尔辛勤工作，努力养家，成为工作的机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摧残了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这是第一层异化。
变成甲虫后，格里高尔遭到了一家人的嫌弃，人们唯利是图，对真情不屑一顾，个体的情感开始衰亡，社会使家庭与人伦都感到陌生，这是第二层异化。
异化之后现实与虚构产生激烈冲突，最后慢慢交织在一起，于是一部伟大的《变形记》产生了。
《变形记》是我读的卡夫卡第一本小说，这本书虽然被标签为荒诞小说，我却看到了人性的真实。但与此同时，人性是具有张力的，我们要相信在心灵深处还是有些美好的东西
芒格读书会
女儿暑假在读《变形记》，她读的时候喜欢和我讨论，而我在和她讨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回忆了这部很久以前读过，差不多快忘记的作品。
女儿很同情格力高，她觉得哪怕格力高变成一个怪物，大家除了最初的害怕之外，很快就归于平淡，女儿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冷漠。
她读懂了，很好。
是的，格里高尔一直在试图努力走出房间、回归外部的正常世界，他内心也渴望着重新工作、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清早每个家人都想进这间房间来叫格里高尔出来，甚至叫来了大夫和锁匠；当发现格里高尔的离奇变化后，父亲却无情地驱赶他回房，一整晚这个房门敞开的房间都无第二人踏入。家人对他的态度是恐惧、厌恶的，每个人只关心各自的生活而无暇顾及他的情绪与健康。当家人逐渐发现格里高尔恢复人形无望后，便越来越孤立、躲避他，甚至企图搬走家具、剥夺他满载美好记忆的物件。情感上的冷漠与残忍是对格里高尔的精神摧残和二度禁锢，彻底将他封闭在那个逐渐落满灰尘、走向颓败和腐朽的房间中。至此，作为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格里高尔进入绝望的孤独状态，开始游离于人的心理状态之外，趋于习惯甲虫的生活方式而遗忘作为人的记忆。
某天晚上妹妹在房客房间里演奏的小提琴声吸引了格里高尔，唤醒了他作为人的记忆和情感，使得他鼓起勇气走出房间。矛盾冲突就在此刻爆发——格里高尔用自己的方式再次踏入久违的外部世界，想要守护亲情、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家人却将人形的格里高尔纳入回忆的想象性存在，坚决否认变成甲虫的他与格里高尔的任何联系，企图彻底抹杀他在当下的痕迹。所以格里高尔在强大的外部世界的挤压下，必须回到那个停滞不前、指向过去、埋葬记忆的房间里去，被时间的灰尘掩埋。
而且，除了父母和妹妹外，秘书主任、医生、锁匠、老妈子房客等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可以进出屋子；家庭成员们为经济现状和远景做打算，各自走出家门寻找差事、努力工作来负担家用。小说结尾处当格里高尔死后，父亲说了一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 ，一家人乘车去郊外，各自谈起了将来的明朗前途。
静若无心
如果你看不懂今天的社会，那就去看看出生在19世纪卡夫卡的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在讨论卡夫卡，因为他在上上个世纪就预言了我们今天遇到的困境。
想要读懂《变形计》，先了解一点卡夫卡的经历，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卡夫卡不是靠写作谋生，在他死后，人们才了解他的价值，声名鹊起。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犹太商人，作为父亲，他是失败的，性情暴躁，对卡夫卡的成长粗暴的干涉，对儿子的写作爱好从不理解，更谈不上支持，使卡夫卡从小就笼罩在权威压力的氛围内。
卡夫卡有过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除了对于婚姻的恐惧，还来自于对写作的挚爱，在各种矛盾中，他拒绝了调和，在仅存的空间里，做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卡夫卡几乎一生供职于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写作对于他更像是“业余爱好”，但他凭着“业余爱好”影响至今。
1924年，卡夫卡辞世，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的恐怖，军国主义的盛行，人类的道德沦丧，延伸到现在，人在工厂里像螺丝一样的运转，金钱至上的风气中，精神家园的丧失，物质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尺，人也异化成了物质的一部分。
《变形计》就是这样的卡夫卡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一部寓言式小说，小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醒来变成了甲壳虫（寓意主人公失去了挣钱的能力），这一变故，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被父亲赶到了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因为失业的他变成了全家的累赘，父亲，母亲，妹妹越加的对他嫌弃个厌恶，而他却关心父亲的债务，如何送妹妹上音乐学院。
第三部分：由于格里高尔不能挣钱，家里负担越来越重，妹妹提议把亲哥哥赶出家门，而格里高尔虽然饥寒交迫，重病患身，仍然心系家人。最后他陷入了绝望，怀着深情和对家人的爱，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格里高尔养活家人的时候，家庭其乐融融，一旦丧失了劳动力，他面临着无情的抛弃。
在书中，我们能感觉到维持人际关系的不是亲情和爱，而是赤裸裸利益，社会是有人组成的，个人把这种唯利关系反馈给社会，最后社会也会变本加厉的还给个人，格里高尔在接受命运的感受，不正是每个人在面对这个社会时的孤独和无奈。如果唯利主义发展到极端，每个人都难逃格里高尔的厄运。
这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具有警示意义。
捣鼓创业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扩展:
一、内容简介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
第三部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二、创作背景
1.时代背景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2.家庭背景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的布拉格，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父亲海尔曼原为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他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知识贫乏、头脑简单而务实，并且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卡夫卡在36岁时，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父亲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骂、威吓、讽刺、狞笑”。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提到他欣赏一位犹太演员洛伊，而父亲却以不屑一顾的语气和可怕的方式将那演员比做一只甲虫。
卡夫卡将写作视为生命。1913年1月2至3日，卡夫卡写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和创作的关系：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维系生命。
水墨丹青工坊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这个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在金钱社会中，竞争异常激烈，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摧毁。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第三部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大宋游仕
1912年，卡夫卡在给他的女友菲利斯的信中说，自己正在写一个“有点吓人”的故事，它“会叫你怕得要命，而你也许一个字都不想听”，这就是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变形记》。
01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辛苦劳碌，毫无乐趣，没有意义，体验不到幸福感，看不到前途，总之就是完全不能让人满意，但为了生存或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他是一个旅行推销员，“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烦人的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
除此之外，公司对他很不公平，老板更是盛气凌人。格里高尔对这种生活一肚子牢骚，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整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只能克制自己的不满，忍受这种生活。
每一个处于这种生存状态的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得到解脱，而实际上这很难，哪怕是偶尔的、暂时的。
格里高尔如果以生病为由请个病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特约医生来，还会为他的懒惰而责怪他的父母。所有的借口都会因为医生的在场而被反驳掉，对这位医生而言，世界上根本就只有磨洋工泡病号的极为健康的人”。
但有一天早晨，格里高尔很戏剧化地实现了解脱：他变成了一只甲虫，连起床都困难，更不用说出门了。
现实生活中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可以抛开人变成甲虫这样看起来很荒诞的情节，而重点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从他厌恶而又不得不忍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会发生什么？
这才是解读《变形记》这篇小说的重点。
02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最令人唏嘘的是家人对他的态度，他们视他为累赘，对他变得冷漠、厌恶，尤其是他的父亲萨姆沙，对他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还用苹果砸伤了他，导致他受伤而死。而当他死后，全家人都如释重负，父亲竟然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然后一家三口就平静地到睡房里去商量后事了。
显然，这里面包含着世态炎凉的主题，但又不仅仅是这些。如果是要表现世态炎凉，卡夫卡完全可以写格里高尔出差受伤，丧失工作能力，然后被家人厌弃，最后悲惨地死后，但这样就显得肤浅、俗套、简单，就不是卡夫卡了。
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对这个世界不满，它在我们眼中都还是正常的，但如果转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变成一只甲虫，人类社会的种种荒诞顿时就显露出来。你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相原来是那么丑陋、无情，哪怕大家都知道你就是原来那个你，但是当你的外表变了，当你不但不能再承担责任和义务，反而变成一个累赘，即使是以前最熟悉、最亲近的人都可能呈现出一副完全陌生的样子。在真实的世界中，很多人当然不会这么惨，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是这样势利，但卡夫卡表现的是一种未雨绸缪式的恐惧。
小说还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情绪，如变成甲虫意味着潜意识里的自我嫌弃；声音变得奇怪，不能被人听懂意味着害怕失去语言、无法与人交流的恐惧感、焦虑感，以及孤独感。
03
小说一开头就写道：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甲虫。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主人公做了一个噩梦，梦的内容是荒唐的、恶心的、吓人的，但它背后的恐惧、焦虑、孤独、自我嫌弃等情感是真实的。这些情感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但可能我们很少认真去想过、审视过、深入地挖掘过。卡夫卡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情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们，并且用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惊堂木，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二月杨花
《变形记》中，卡夫卡以冷静、客观、写实的笔法构造了一个情节和内容上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充满荒诞离奇色彩的变形和异化内容之外，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情节铺展中关于房间内外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对比书写上，便会发现这看似平淡显白的叙述实为隐喻重重。
小说开篇便详细描写了格里高尔那个不大的房间的构造和家具装饰品。此后在故事情节推进中，不时闪现房间内部家具的样式和位置变动以及从房间内部观照的外部世界。这个几平方米的空间内，有床、沙发、扶手椅、五斗橱、写字台、工具柜等祖传家具，地板上有地毯，墙壁上挂有装饰画。这些陈设除了年代久远的属性外，还作为格里高尔的过去记忆和个人情感的物质载体而存在。比如他从小学、中学直到商学院都在那张写字台上做作业，工具柜里有他的用以干活儿消遣的钢丝锯，装饰画的镀金镜框正是他昨晚精心雕刻的。房间与外界沟通的通道是一道门和一扇窗。钱钟书先生曾对门和窗作了有意思的描述：“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意指房门用以出入房间而窗用以观望外部世界。但在这个房间中，变形了的格里高尔凭窗远眺却只能看到浑然一体的灰蒙蒙的天空和大地，没有上锁的门也成为阻挡他跨出房间一步的屏障。于是这个充盈时间和记忆之物的狭小房间成了实际意义上向内的封闭空间，彻底被外部世界隔离、孤立。
在时间向度上，这个房间似乎是静止的。这并非指物理意义上时间的停止，而是在外部客观时间流动下，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沉默、凝固、不会变化的。比如开篇格里高尔努力起床而收效甚微的同时，闹钟的时间飞速流逝；又如随着故事发展，小说时间跨度越来越大（从开篇用大量笔墨描写第一天的情形到后来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迅速推进），房间除了人为变动陈设位置外并无其他发展变化，格里高尔在模糊时间界限的单调房间中休憩、爬行，陷入无止境的循环往复。
结合以上两点，便能抽丝剥茧地发现这个房间的隐喻下关乎过去的记忆、封闭的空间、凝固的时间的叙写，事实上指向了一个颓败和死亡的内在世界。
与之进行对比性书写的外部世界，则具有明显的反向互文性。房间之外的家乃至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开放而流动的：除了父母和妹妹外，秘书主任、医生、锁匠、老妈子房客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可以进出屋子；家庭成员们为经济现状和远景做打算，各自走出家门寻找差事、努力工作来负担家用；甚至这个房子也不是永恒的，他们可以搬家开始新的生活。小说结尾处当格里高尔死后，父亲说了一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 ，一家人乘车去郊外，各自谈起了将来的明朗前途。作者笔下这个纷纷扰扰、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是发展、前进、指向未来的，却又充满了赤裸裸的嘲讽意味。
因此从房间内外的隐喻角度来看格里高尔在房间里的举动以及家人的反应，可以读出作者对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以及个体的孤独与死亡的深深绝望。
格里高尔一直在试图努力走出房间、回归外部的正常世界，他内心也渴望着重新工作、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清早每个家人都想进这间房间来叫格里高尔出来，甚至叫来了大夫和锁匠；当发现格里高尔的离奇变化后，父亲却无情地驱赶他回房，一整晚这个房门敞开的房间都无第二人踏入。家人对他的态度是恐惧、厌恶的，每个人只关心各自的生活而无暇顾及他的情绪与健康。当家人逐渐发现格里高尔恢复人形无望后，便越来越孤立、躲避他，甚至企图搬走家具、剥夺他满载美好记忆的物件。情感上的冷漠与残忍是对格里高尔的精神摧残和二度禁锢，彻底将他封闭在那个逐渐落满灰尘、走向颓败和腐朽的房间中。至此，作为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格里高尔进入绝望的孤独状态，开始游离于人的心理状态之外，趋于习惯甲虫的生活方式而遗忘作为人的记忆。
但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格里高尔与家人、房间内与外的矛盾始终在暗处潜伏、不断酝酿膨胀。某天晚上妹妹在房客房间里演奏的小提琴声吸引了格里高尔，唤醒了他作为人的记忆和情感，使得他鼓起勇气走出房间。矛盾冲突就在此刻爆发——格里高尔用自己的方式再次踏入久违的外部世界，想要守护亲情、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家人却将人形的格里高尔纳入回忆的想象性存在，坚决否认变成甲虫的他与格里高尔的任何联系，企图彻底抹杀他在当下的痕迹。所以格里高尔在强大的外部世界的挤压下，必须回到那个停滞不前、指向过去、埋葬记忆的房间里去，被时间的灰尘掩埋。他不可能拥有未来。他注定走向死亡。
苏珊•桑塔格在阐释静默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lence）的理论时，曾以卡夫卡为例分析其叙述中直白（literalness）以及隐藏的直接性（hidden literality）的运用，认为他“一方面像是要让读者从中找出极富力量的象征和隐喻意义，另一方面又在抗拒这种解读” 。从这个意义而言，卡夫卡《变形记》正是通过意义的显白充分强化了语言的力量，在居于中心位置的变形本身之外，用直截了当的客观外在叙写不动声色地构造了一个看似明晰却又象征重重、隐喻迭起的语言世界。因此解读《变形记》的内涵，能发现其中除了对异化的抗拒和批驳之外，还隐藏着作者关乎现代社会人性的麻木冷漠、情感的疏离孤立造成的个体孤独乃至死亡的深深绝望和批判。
广视角显示器
世态炎凉是中国一句成语，指一些人在别人得势时百般奉承，失势时就十分冷淡，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有钱有势就巴结奉承，反之则冷淡远离的社会现实。世态炎凉与众生平等的思想相去甚远，成为了人性上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于家庭成员之间都会表现的如此，丈夫挣到钱了，妻子就很欢喜，否则就阴云笼罩。虽然说妻子希望丈夫能干点，过上小康或富裕生活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喜怒随收入多少而流露的心态的确反映出了世俗中人性丑陋的一面。还有就是，作为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盼，一旦儿女的表现不很如意，有些父母就对儿女进行指责甚至谩骂，这也是一种势利的表现。
卡夫卡式的变形和世态炎凉指的都是同一种社会现象，看来这种丑陋的人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我们不能在世态炎凉中沉沦，而是要勇敢地在“世态”里走，走出自己的光明世界；淡泊地在“炎凉”里修，修出自己的美好未来。
無事忙
我觉得卡夫卡的《变形记》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诸多了正常的现象，让人在现实面前难以喘息，在当时的环境下，人的命运就像是格里高尔的变形以及最后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