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湖街street
上世纪桂湖街的小北门
1925年4月，由赐进士出身户部主事，内江县知县彭泰士负责总修，朱襄虞、曾庆昌、康树滋等总纂的重刊《增续内江县志》，辑录内江县城内的街道名称，有14条街巷录入，“桂湖街”录其中。
桂湖街起源于何时？从相关的史料文字中，可以找到此街建置沿革的一些线索，其在宋代已见雏形，明清已是达宦贤士归乡后聚集而形成的繁华街区了。
“桂湖”二字，最早见诸文字，是宋人黄思庄所书于岸侧石崖上。宋·邑令蔡逸题有《桂湖澄碧》：
秋满花县域，碧澄桂湖水。
日照沙底明，风翻浪花起。
苹藻翠交加，枭鸥乐栖止。
醉书先达名，屹立烟霞里。
原沱江支流玉带溪水，绕流西关外文庙学宫下汇入沱江，在溪水与沱江交汇处，泥沙堆积成为河滩湖泽，后人环植桂树于湖四周，故称“桂湖”。“ 桂湖澄碧”与“翠屏春晓”，文庙之“雁塔秋香”，化龙山“龙山挹翠”，圣水寺之“圣水灵湫”，纪念宋人之“书楼昼锦”，东林寺之“东林晚眺”，化龙山之“醮坛晓月”等县景，同称宋代“内江八景”。以桂湖为题材作诗的还有明·邑令段民的《桂湖澄碧留句》，明·都宪吴呐题写的《桂湖澄碧留题》。
明代，是内江科考史上的黄金收获期，以赵大洲为领军人物的一大批文士在国家、省市级为官者达100多人，这批人士在业满后返乡择地筑宅。“桂湖”临沱江，为风景胜地，因此被陆续修建起各式高墙深院，这条街也被称作“贵府街”。旌表牌坊多、府第大院多，是这条街的一个明显特征。
赵贞吉，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十八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晋升为编修，因得罪严嵩而返乡，在内江县城桂湖街讲学。他题写有：《讲学桂湖王三湘（来云馆）》
来云馆枕角楼隈， 户有停云覆绿苔。
客同团盖留悬榻， 酒共浮生入梦怀。
花萼岫蒸樵石路， 桂枝湖霭读书台。
饮余弹彻无心调， 遥指际天双舄回。
据《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2载：“王三湘（用康），汶上人，进士。明嘉靖年间任内江县令。有政绩。”王三湘在内江县城内桂湖街宅地旁的一块空地（今大西街沿城墙与桂湖街拐角相接的小北门城墙转弯处）建起了一座接待内江名士及来内嘉宾咏诗赏景之地，名“来云馆”。馆中常有朋友相聚，有美酒可品，有书籍可阅，还有花木相伴，可谓其乐融融一景地。赵贞吉（大洲）是此馆的常客。赵贞吉还在“来云馆”设堂授课，授课之时，听者众多。讲课之余，赵贞吉还在馆内与高公韶、刘养直等内江名士唱酬咏赋。
当时，内江名人、明朝著名思想家邓豁渠亦于此处开办着一所私塾，赵、邓二人讲课的声音互相都能听见。“彼此一间耳，朝夕声相闻。”由于赵贞吉理学功底深厚，讲课时深入浅出，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听课，而邓豁渠生源日渐减少。为探其究竟，一次，邓豁渠旁听了赵贞吉的讲课。听完顿悟，对赵贞吉的理论深表佩服，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拜赵大洲为师。师徒俩之后均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明清时，桂湖街竖立有18位进士石质牌坊：丙戍七进士，戊辰六进士，辛丑五进士，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民国，桂湖街更是成了名人学士集聚，彰显历史文脉的文化街。名人文化，抗战文化，糖酒文化等，成了这一时期桂湖街的重要特征。
辛亥革命志士喻培伦之师魏楚珊、“巴蜀鬼才”现代剧作家魏明伦，曾就读于桂湖街“建德小学”。张继学、陈鸣鸾、尧文藻等文化名人，均从桂湖街走出。而内江望族——梅氏家族更是和桂湖街结下深厚缘分。
梅家第四代后人梅晓初，在桂湖街的居室名“晴雪庐”小楼，在抗战期间，曾一度为书画界人士汇聚之地，成为“书画之乡”内江在这段时期重要的对外交流平台。
梅晓初，集诗人、报人、画家、地方文史专家于一身。在编辑《内江日报》副刊“血光”期间，特辟“汉安书画舫”栏目，介绍抗战时期内江的书画家和本土书画家作品。组织带动内江书画家办义展，捐助前线。为获取更多的理论，曾卖家产购回《南画大存》中国名画集，以研画源。梅晓初长于诗文、书法、绘画，在绘画中尤以绘梅见长，以笔名“川南老梅”蜚声画坛。其梅花系列作品或暗香四溢，或铁骨铮铮而笔底生春。
抗战期间，京沪等地的重要文化人士迁渝入川，旅内者达几十人之多。梅晓初除利用办《内江日报》副刊为旅内文化界人士作介绍外，还大量选辑进步诗文刊出。并在自己的画室接待外地来的书画朋友，让他们感受“书画之乡”的气息，为他们免费提供创作书画的纸、笔、墨、砚，以供现场作画。一时间，不少书画名流，或路过内江的书画朋友，专程来作画义卖支援前线，如张聿光、董寿平、丰子恺、吴一峰、阎松父、张采芹、岑学恭、李琼久等书画人都曾做客“晴雪庐”。他们在画室挥毫泼墨，谈绘画心得，以笔作“利器”，为抗战前线创作义卖作品。以“晴雪庐”小楼为中心的桂湖街，曾热闹一时，影响甚广，成为抗战时期内江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清代城池图中的桂湖池和大洲坝
除了文学书画外，桂湖街的糖酒文化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时期，与成都、重庆并称四川三大经济中心的内江，主要是以蔗糖业及酒精工业作支撑。当时内江县以城区、东兴镇、白马庙、椑木镇等地为蔗糖主要加工及集散地。城区内的蔗糖加工又主要集中在大北门城垣到小北门，即桂湖街一带，为核心区域。桂湖街的漏棚从马家花园起，有“五道财门”之称，也就是沿街有五家规模较大的漏棚：胡家、曾家、吴家、梅家、许家，另外还有不少小型糖房、漏棚。
内江市档案馆馆藏一份清代《罗乾源绝卖漏棚文契》，时间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也就是说，至迟在光绪十七年，桂湖街就已有漏棚了，而且漏棚的数量还不止“五道财门”。由于桂湖街紧临沱江，占据水运优势，因当时交通主要是靠水路运输，这是在城里开设漏棚的必要条件。
十里八乡的土糖房将甘蔗熬成原糖后，将半成品原糖再运到城内进行再加工。制白糖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即废蜜（本地人称漏水），售予酒精厂提炼酒精，国民政府大批机关、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迁川，汽车骤增，汽车所需的动力燃料奇缺，作为大后方的内江，采取土办法和新式酒精厂制酒精，土洋结合，双管齐下，解决了国家急需。从这个意义讲，包括桂湖街“五道财门”在内的内江糖、酒业主导产品，是对抗日救国做出极大贡献的。同时，也是内江糖酒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内江老干部局编《内江风物咏丛》第243页，第244页，2006年7月出版。
邓红校注《校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82页和第47辑第153页。
《内江梅氏家族历代名录》2000年12月30日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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