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松雪竹

嘉道中衰的原因，尤其在嘉庆身上还真落不下几笔，很多事他无法扭转，都是乾隆帝的“遗产”，高不高兴都得接着，当时的清廷虽不至积重难返，但也是颓势尽显，嘉庆也无力回天。

嘉道中衰的起点要追溯到乾隆帝主政的中后期，由康熙帝亲政起至乾隆中期，是大清鼎盛时期，虽然反清运动贯穿大清始终，但毫无疑问，在这段时间内反抗是最少的，也是最不激烈的一段时期，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追求并不高，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不至流离失所，最好还能吃饱穿暖也就够了，当然，要说全民脱贫那就有点为难这个封建政权了，毕竟扶贫工作现在也在搞。

嘉道中衰的前期背景

康熙帝执政时期，无论是否受灾，都执意多次免税，最高一次性给地方上免了20多年税金，这也是其聪明的一面，全税照收的话，一个是群众根本给不起，二是必定要造反，后来永不加赋更是进一步减轻了社会底层民众经济上的负担，以最快的速度摆脱战争阴霾，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如此种种，都是同一个目的，巩固封建统治，天下平才能统治久，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惠民的意愿。

缺陷在于宽仁过甚，一般贪腐，尤其是熟人贪腐根本不当回事，比如曹寅，即便曹寅死了，康熙帝还能让李煦兼职盐政为曹家弥补亏空，从二十三万两到上百万两是常亏常补，常补常亏成了常态，康熙也不以为意，百般叮嘱曹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您看，还带主动报信的。

纵容李煦贪污保下曹家，就连心腹大臣噶里弹劾曹寅也被康熙帝压了下来，并且解释，意思就是都是我花的，你不用查，其实曹家的贪腐哪里骗得过康熙。至于佟国纲和佟国维就更别提了，康熙帝根本管不了，跟皇帝使性子也没事，外戚嘛，都是一家，康熙帝对他们也是纵容过头。

到了雍正帝继位，励精图治，嗑药只是死因的一部分，照他这么干，肯定会减损寿命的，连基本的睡眠都保证不了，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包括养廉银制度是雍正帝的功绩，至于后来这些制度的形同虚设那和他没啥关系，政策是要视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下文有相应讲述），一个政策管百年那不可能，与时俱进嘛，只能说乾隆的调整不到位，到嘉庆时期就更没法控制了。

雍正帝大刀阔斧的整饬吏治，去除弊政，朝堂上下都知道这位皇帝的脾气，各方面都有所收敛，别说穷奢极侈了，装修不够低调就有倒霉的可能，相对康熙时期，朝堂清明不少，乱世用重典，手腕够铁，挨骂也够多，即便归天，还有人不放过他，诸如吕四娘等等传说都是恨他的人们刻意编的，但是如果没有雍正，清廷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到了乾隆帝这里，在他的执政期间，有一个转折点，就像改了性子一样，前期他效仿的是康熙，因为乾隆对雍正那一套是看不上眼的，执政初期遵循康熙的足迹，一路免税，比康熙一生免税金额还多，但是到了富察氏病逝后，乾隆脾气大变，后半辈子这手段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后丧礼期间朝堂大臣包括满族大员，倒霉者无数，逮着下手就是奔死去的，礼部差点被抹成白板，皇子也给吓死了，富察氏的死对其后期执政影响比较大，年岁大的那些年，脑子也不好使了，说的话嘉庆听着懵圈，只有和珅听得懂，充当翻译，晚年错误不少。

满清十几万人入主中原，能安稳下来不会没有原因，有血腥的一面，也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一切为稳定统治服务，如果一味以血腥手段管理国家，那大清怕是早亡了，这点多尔衮看得比较清楚，至于原因：

一是君主极（集）权做到了历代封建社会的极致，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事和诸多条条框框所掣肘。

二是鼓励耕种、开荒，纠正顺治朝急功近利的弊政，发展生产力，减轻人民负担，受到底层支持，而所谓的支持嘛，不造反就算是支持了。

三是拉拢人心玩的轻车熟路，比如祭拜朱元璋和朱棣，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迎合特定阶层利益。比如示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和士绅群体。

尤其康乾时期，学习知上进，工作知努力，政务处理能力还不错。

......

总结来说：

康熙时期虽然经济转暖，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吏治的败坏，官员们无贪不欢，上下其手，往往越穷的地方耗羡越高，官员们手里有了钱，自然要贿赂上级，上级收了钱，自然要照顾下级，一时间成了温馨融洽恩爱的大家庭样子，还好雍正大力整肃，这才有所收敛，到了乾隆中期，国力、经济都达到清代顶峰，但是保持的时间不够长久，到达巅峰随即急转而下。

“嘉道中衰”的原因

嘉道中衰的说法，有始无终，因为影响深远，终点就是大清国灭，而谈起起点我们就不得不把乾隆帝再次抻出来，他没有做好表率作用，蒋介石不穿袖子，全国军政要员争相模仿，乾隆帝花钱如流水宗室觉罗、京官督抚们也有样学样。你自己穷奢极侈，让官员勒紧裤腰带搞廉政，这不人道。

骄奢淫逸带来吏制的败坏

比如大名人洪亮吉曾经这样评价：士大夫基层渐渐地都不知廉耻了。连知识分子带官员一起骂了。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贪腐的重灾区就是分管河道的官吏，可称骄奢淫逸之最，某些方面连皇帝都望尘莫及，可见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比如河督请客，杀了五十头猪，只取背部一小块肉，其余不做利用，全部扔掉。为了一盘炒驼峰，要杀三四峰骆驼。

和大明王朝一样，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官绅们就是二地主，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很多农民无地可种，比如琦善，自己占地256万亩。至于督抚级别的，家里有几万亩地很正常。

田地大多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拿到手的，通过放贷收回来那算文明的，直接抢也就抢了，就是吃相难看点而已，地主人数占比很小，但是却占据了一半甚至一半多的土地，穷人怎么活呢，只能原地打工，赶上天灾，头脑灵活点的还知道早跑早活命，智商感人的就真的只能在原地等死了。

土地不只是求生的生产资料，它还是阶级矛盾的爆发点，随着流民越来越多，即便很多人闯关东到了东北，原来全力保护的“龙兴之地”，大量汉民涌入，乾隆也说不出什么来了，没法管，没有活路才去那个年代的苦寒之地，已经活不下去了，再加限制那就是官逼民反结果。

而到了嘉庆帝就更加悲催，因为人口的暴增，几乎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被占用了，甚至有流民去深山野岭去开垦荒地，这些被逼颠沛流离的流民们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开垦荒地的行为，引发多省水土流失，上游开地，下游治水，因为水土流失堰塞河道，所以下游就遭了秧，古人也没咱们想的那么落后，官员也好，学者也罢，都研究明白了，但就是没法改，流民没地可种，荒山野岭即便有官员能管，难不成让他停手直接饿死么，所以即便嘉庆因为水患不断气急败坏下了五道谕旨，却也收效甚微，这四个字也是对嘉庆一朝的评价，但最大的责任却不在他。

总结

出于篇幅考虑，对其他各项影响做个简单叙述和总结。

一个王朝的弊病和灭亡总是充斥着方方面面种种原因，一个个脑满肠肥撑得不要不要的，他会去造反？起义军问题，这对清廷的打击是完全无法忽略的，比如白莲教，乾隆没死的时候就开始造反了，比如真理教等等，剿灭这几股起义军需要军费，多少钱呢，二万万，2亿，整整两个小目标，清廷财政上更加虚弱。

比如天灾方面和人口暴增引发的生态灾难，嘉道期间的天灾丝·毫·不·比·小·冰·期·差，甚至可以说更严重，明末有的天灾嘉道期间都有，而且还夹杂着人为因素，4亿人口对资源不仅仅是需求，不仅仅是掠夺，更多的是一种破坏，稍微平整些的山都被种上了玉米，但这作物不把地，水土流失太严重，嘉道时期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从古至今最严重的时代，绝对不会有之一，流民们为了生存，疯狂的在全国各地寻找耕地，贵州在那年月本来都没人爱去，到了后来云贵都开满了地，中国的几大山区，但凡能叫上名的全是流民开荒，即便这样能解决耕地问题么？还是不能，二百载“土满人满”是全国现象，无论多偏僻的地方都挡不住流民的脚步。到了这个时期，什么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统统都是空谈了。

经济方面，论严重性，以道光为最，关税并没怎么减少，但是因为鸦片的原因，顺差搞成了逆差，大量白银流向国外，素有新大陆贵金属最终流向地之称的中国，因为鸦片，经济再次受到严重打击。道光帝的目的不是什么禁烟，而是止住白银流失。

嘉道只是恶果的延续，真正的起因还是在乾隆统治后期，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后期就已经虚名化了，成为官僚们歌功颂德的美好口号，尤其是吏制的腐败，直接造成民不聊生，历史如此的相像。

民不聊生的初级阶段就是涌入偏僻之地继续求生，涌入东北而不顾清廷的禁令，单只宁古塔这流放之地就涌入了多少流民，但凡有些办法，谁去那种地方。

第二阶段就是官逼民反，自乾隆晚期到大清覆灭，造反的声音此起彼伏，即便没有外国列强，大清也命不久矣，嘉道时期清廷各方面的弱化，其实就是一个必然规律，他们只是延续过程中的一环，一切弊病在所谓盛事并不如何显眼，但到了他们这里正赶上所有指标的跌落，所有严重后果渐渐浮出水平，清朝开始积弱，直到鸦片战争，中华百年屈辱史拉开帷幕。政权更迭，历史上此起彼伏本是常态，就好像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封建王朝也是如此。

古今通史

关于“嘉道中衰”的问题，有他的国运大势，也有他的规律，当然这是与乾隆之后，当政者贪污腐败，无所作为，好大喜功，无不没有关系，大清王朝处处摆面子，听不进下层的呼声，最终断送了国家。

再就是后来的八旗子弟，平时娇生惯养，直到带兵打仗时，却不能胜任，这样的政权交给他很难维继，最终走向下坡路，难以挽回。

故事谜语诗画刘书立

嘉道中衰的直接原因，就是康雍乾盛世。

为什么这样说？

.康雍乾盛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许多资源的透支和涸泽而渔上。

康熙朝政局未稳，平三藩、准部和台湾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人心不固，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安抚，康熙对士大夫阶层采取了增加官员员额和扩大科举取士范围、数量的方法，而对民众则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来安抚，前一种手段会大幅增加开支，而后一种手段则会大幅减少收入，这种状况维持既久便难以为继，到了康熙末年就不得不想方设法逼迫官员尽快归还欠款，而雍正则不但继续加大催还欠款力度，且推行绅民一体当差，到了乾隆朝，不仅继承了乃祖南巡的遗风，而且大搞十全武功和各种形象工程，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但雍正、乾隆两朝官员、科举录取编制继续扩大，更实行摊丁入亩让田赋收入从此成为一个固定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降低捐官门槛，同时把各种原本各级官吏私下贴补收入的各种陋规官方化、合法化，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贪官治理下的地方才有的陋规，在“火耗归公”体制下变成只要是个地方就都有，而先“归公”再“养廉”，其中又增加层层提留和大量损耗，结果清官固然同样不能减少一方负担，贪官则更让地方负担变本加厉，而捐班花钱买官，清朝官员正俸之低又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不言而喻。

“十全武功”中最岂有此理的大小金川之役

摊丁入亩不但让官方最稳定的基本收入——田赋固定化，而且刺激了民间生育水平（反正生几个都是一样的税负，而男丁多抢东西也方便，这个年头很多东西不抢是没有的），即便不出大事，这架越来越沉重的天平迟早也会因这头或那头突然增减分量而倾覆——然后乾隆偏还是个多事的人，待负担和开支上去，而收入不见增加时，皇帝就只有“压榨官僚”和“在田赋外增加杂捐”这两条正途可以救急，雍正选择前一条，结果是各级官吏大多变成唯唯诺诺的算盘珠，且“肃贪”之类举措至死不绝，而乾隆选择后一条，结果把川楚白莲教之变留给了“嘉道”。哦，还有第三条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捐班，您觉得如何？

一言难尽的摊丁入亩

压榨官吏的结果，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吏治不见整肃，行政效率却变得更加低效，发展到嘉庆、道光，就变成了租破官服上朝的把戏，且官吏被压榨后仍然会把负担转嫁给百姓，反倒平白增加了一道负担；压榨百姓的结果，就是摊丁入亩增加了人口，大量增加的杂捐又把刚降下去的负担重新提上来，结果必然造成大量社会闲散人口，滋生不安定因素——然后这些不安定因素都积淀到嘉道去总爆发了。

川楚白莲教之变

此外，康雍乾三朝将中央集权弄到无以复加，唐代中枢三省六部并列，到宋只剩一省，明把六部直属皇帝，取消宰相，设立大学士当秘书，同时设六科加以监督和平衡，清代倒好，连大学士都架空，另设南书房、养心殿的“小秘书”团队，同时把科道的监督权尽量压缩，正常的奏、题功能也被“各级都和皇帝单线联系”的密折制度所取代。即便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且能力相对较强的雍正，如此行事也是挂一漏万，且把自己和自己唯一的绝对亲信允祥先后累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但能力弱得多的乾隆就开始到处挖坑，再传到干劲、精力都逊色很多，能力同样不怎么样，且继承了乾隆满地大坑的“嘉道”，您觉得还能怎样？

李厚何

“嘉道中衰”是指清朝在经乾隆后，国家开始走上下坡路，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库空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开启了西方殖民主义侵华的序曲，国势进一步衰退。

对于主要原因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吏治败坏，贪腐严重。清朝在乾隆年间之后，嘉道时期吏治的腐败，无官不贪，官僚阶级奢侈腐化，导致了社会不安因数的增加，使国力逐渐的空虚，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政权基础动摇。

二、军务废驰。嘉庆年间，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八旗铁骑和由汉军组成的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阅兵所见得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可见当时的军务有多松弛。

三、土地高度集中，兼并。乾隆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地位得稳固，各种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广大农民丢失土地，流离失所。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四、起义四起。由于清政府的无为通知，导致民不聊生，使得清政权不稳固，各地起义不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民变、瑶民起义、先天教起义。

乾隆后期的“盛世”早已虚有其表，在加上后期领导者没有加以控制和改善，所以嘉道中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人平不语

清国经乾隆后已经开始走下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国库空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开启西方殖民主义侵华之序曲，国势进一步衰退。

汤姆侦探

嘉道中衰，是指清朝在嘉庆道光时期国是日非日渐衰落。

清朝在乾隆年间之后，吏治迅速败坏，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清朝国势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 洪亮吉陈述乾隆末年时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

　　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在内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

　　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 。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Zxjg。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 。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

　　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 。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 。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 。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 。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

　　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 。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历.史.网。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 。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 。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 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 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

　　乾隆末期以后，“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Iug。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

關鍵字: 嘉道 历史 中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