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澶渊之盟”与宋辽关系的演变

导语:

北宋和辽朝是古代中国同时并存的南北两大政权, 燕云十六州的归属一直是影响宋辽关系的核心问题,“澶渊之 盟”是宋辽双方签订的互利和平友好之约,揭开了宋辽和平共处之幕,奠定了宋辽百年和平友好之基。

浅谈“澶渊之盟”与宋辽关系的演变

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古国, 其间虽因一些民族利益出现过短暂的分裂, 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北宋和辽朝是中国古代并存的南北两大民族政权,“澶渊之 盟”签订之前,双方因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澶渊之盟”是北宋军民在澶州(河 南濮阳)大胜辽军之后,与辽朝就领土纠纷等问题达成的停战议和协议, 是宋辽关系由长期敌对状态转变为和平共处的里程碑, 维持了宋辽双方百年之久的和平共处局面, 对双方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重温并客观评价这段历史,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濮阳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宋辽签订“澶渊之盟”

辽朝雄踞长城内外,几乎与北宋同终。 “澶渊之盟”签订之前,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影响宋辽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

(一)宋辽长期的战争对峙

辽朝是我国北方一游牧民族契丹所建,916 年, 部落联盟首领耶律阿保机于临演府(今辽宁胎乌达盟巴林左旗)称帝,国号“契 丹”,947 年,契丹改称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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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立国之时,正值中原地区四分五裂、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便趁势不断南下侵扰。 936 年,后晋“儿皇帝”石敬塘为答谢契丹帮助灭后唐建晋之恩,如约割让燕云十六州。辽朝因此将自己 的疆域推进到长城以南, 从而控制了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

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大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 宋太祖根据“先易后难” “先南后北”、 而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武力统一中原 战略,从乾德元年(963 年)起,开始对南方割据政权进行讨伐,对辽朝则采取“来则掩杀,去则勿追”的牵制防御策略(9168) 。 在北宋强大的兵力攻击下,荆南、 后蜀、南汉、南唐和吴越等相继灭亡。 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统一南方的任务完成,北宋对辽朝的战略也随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乾亨元年(979 年)二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分四 路北伐辽朝的附属国和门户屏障北汉。 辽景宗立派辽军倾力出援,但遭到惨败,北汉随后投降。 北汉的 灭亡, 标志着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所造 成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基本结束, 也揭开了宋辽双方争夺燕云十六州的长期战争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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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宋人称幽燕诸 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一夫当关,万夫莫前。 辽占据燕云十六州, 无疑在地理形势和军事上对中原地区构成了巨大威胁。 因此,自后周柴荣始,中原政权就因燕云十六州的归属权不断与辽进行战争。 959 年,周世宗成功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河北河 间)、莫(河北任邱)二州以及瓦桥关(河北雄县)等地,史称关南十县。

灭亡北汉后,北宋太宗便乘胜北进伐辽,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 但因鞍马劳顿, 仓促出兵遭到惨 败。 至乾亨四年(982 年)秋,年仅 12 岁的耶律隆绪继承皇位,是为辽圣宗,辽太后萧氏摄政。幼帝执政, “族属雄强,边防未靖” ,内忧外患集于一体。 北宋认为收复燕云地区的时机成熟, 便于雍熙三年 (986 年)三月,以东路军为主力,兵分三路大举北进伐辽,史称“雍熙北伐”。 北伐伊始,宋东西两路大军进展非常顺利, 但辽军守将耶律休哥识破东路军虚张声势之战术, 固守南京。 待援兵到来之后东西夹攻,歧沟关一战宋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雍熙北伐” 终以宋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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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结束。 “雍熙北伐”是宋辽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 争,辽朝因之胜利大受鼓舞,不断南下抢掠;北宋则产生了严重的畏辽心理,自此一蹶不振,实际上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计划, 在宋辽边境特别是河 北地区,驻扎重兵,设置两层防线,对辽朝进行积极防御,全面推行“守内虚外”政策,从而为后来“澶渊 之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二)“澶渊之盟”的签订

长期战争对峙已使宋辽双方不堪重负,北宋“百万 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田土,耕桑半失, 自邺(河北邯郸)向北,千里萧条。燕云地区的百姓同样遭受战争之苦,颠沛流离,以至于辽朝统治者不得不下令“省赋役,恤孤寡,戒戌兵无犯宋境” ,年迈体衰的萧太后也颇有厌兵之意。 为体面结束宋辽敌对状态,景德元年(1004 年)闰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倾全朝之兵力, 自幽州南下伐宋。 辽军气势汹 汹,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宋境。十一月,便攻破德清军 (河南清丰),直逼汴梁(河南开封)以北黄河岸边的军事重镇澶州,宋廷为之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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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汴梁唯一的天然屏障。 澶州夹黄河南北两岸而建,中有浮桥相连,据北道之会,扼大河之津, 且距汴梁仅有 250 公里。若澶州有失,辽骑即日可抵京师。宋真宗急召群臣百官商议对策,一时间以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枢密院事陈尧臾为代表的逃跑论甚嚣尘上。 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请求宋真宗御驾亲征, 进行坚决抵抗。

在寇准的一再坚持和督促下,十一月二十二日, 宋真宗从汴京起驾亲征,二十六日抵达澶州城。当宋 真宗率群臣登上北门城楼时,诸军见“张黄龙旗”,群 情激昂,“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4](562) ,各 地勤王之师不断向澶州聚拢, 实力并不输辽军。 此 时,辽军虽从三面逼近澶州,但在澶州城北遭到北宋 军民的强烈抵抗,且长期行军作战已成疲惫之师,孤 军深入宋境 600 公里,颇有腹背受敌之忧,士气也因其先锋萧挞凛被射杀而大挫。 现看到宋帝登上北门 城楼时宋军状况,更是惊愕不已,不能成列。 两军对 峙十余日,均无进展,议和便成了双方必然之选择。 后经双方使臣几经往返交涉, 于十二月初达成议和 协议。 因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辽军南征到此结束。

二、“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和平共处之旅

“澶渊之盟”自签订之日起,就受到诸多责难,学界也褒贬不一,有“城下之盟”的耻辱之说,也有“世修欢契”的友好之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评价“澶渊之盟”应把它放在宋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看它是否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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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澶渊之盟”是宋辽和平友好之约

对于澶渊议和,《宋史》载,始倡于辽;《辽史》言, 始言于宋,其实是宋辽双方共同之愿。任何战争都是战争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势均力敌的必然结果。“澶渊之盟”前,北宋的综合国力相对周边王朝而言是比较强盛的, 并非某些史书 上所说的积贫积弱。政治上,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状态统一中原,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趋势,也符合广 大民众之愿望,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固;经济上, 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宋太祖太宗多次诏令召集流民,奖励垦荒,并把垦田和人丁增加数额作 为奖惩地方官的依据,社会生产获得较快发展,经济 繁荣富庶。在宋辽双方议和过程中,真宗对出辽使臣 曹利用给辽货财“虽百万亦可”的允诺,也从一个侧 面体现出宋财力的雄厚。 但北宋自立国以来便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宋辽关系上除 宋太宗两次北伐之外,几乎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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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在圣宗时期已向封建社会过渡, 实行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社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尤其辽海地区 成为拥有“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膏腴之地 , 但仍无法与北宋相提并论。然军事上却有诸多优势, 辽朝控制着燕云地区等战略要地,其兵力状况,史书虽无明确记载,1004 年南下兵,《续 资 治 通 鉴 长 编》载有二十万,《契丹国志》则言三十万。但辽骑“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 ,机动灵 活,骁勇善战,并基于此优势频频挥戈南下,北宋惟 有被动应战。在不断的战争对峙消耗中,宋辽双方的 实力彼此消长,逐渐形成了某种均势:北宋武力收回 燕云地区力量不足,防御辽军侵扰绰绰有余;而辽军侵扰北宋有余,攻城掠地不足。正是基于长期的战争 对峙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消耗, 使双方统治者产生了厌战求和之愿。 1004 年,辽军大举南下伐宋,其实质也是以战促使北宋言和,收回关南十县,重新调整双方关系。 所以,辽军至定州,萧太后便利用北宋降将 王继忠的特殊身份,向宋真宗传递议和之意。宋真宗也在回复手诏中曰:“常思息战以安人”,“若屈己安民, 特遣使命,遣之货财,斯可也。 ”否则“必须绝议” 。 澶州之战中双方的胶着对峙状态, 使辽朝再次向北 宋请求派遣使臣洽谈议和事宜,“澶渊之盟” 应运而生。

“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有四点:(1)宋辽约为兄 弟之邦,宋真宗尊称萧太后为叔母,辽圣宗尊宋真宗 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2)北宋每年向辽输送 “岁币”“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3)以白沟河(巨 马河)为界河,沿边州军,各守原有疆界,两地人户, 不得交侵;(4)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 就“澶 渊之盟”的内容看,其主旨规定的是宋辽双方息兵言 和,各守原有疆界,互不侵犯,和平友好相处。 此后, 辽军撤出宋境。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经过长期的战争对峙消耗, 实力趋于均衡状态下就领土纠纷等问题互相妥协让步达成的和平友好之约。

(二)“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的转折点

就澶渊议和的结果而言,辽朝是“澶渊之盟”的最大赢家。 它通过“澶渊之盟”实现了以战促和的南 下策略, 既迫使宋朝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 国家战略,又顺应百姓之意,“岁省用兵之费,国享重 币之利”,故“守盟修好,皆其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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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也深受其利。 在领土纷争上迫使辽朝放弃 了收复关南十县和不断南下侵扰, 满足了百姓渴望和平安定之愿。“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不再言收复燕云十六州, 辽朝不再提收回关南地, 双方和平共 处。在经济上北宋虽蒙受了“岁币”损失,但相对于每年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实乃微不足 道,“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一”,并在随后设立的榷场互市贸易中, 凭仗其经济优势从税收中获得补偿。 榷场互市贸易使“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 。 “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因此,宋朝君臣对“澶渊之盟”非 常满意,“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 。 宋真宗更 是高兴地赋诗一首《契丹出境》,又名《回銮诗》,并由 寇准亲笔镌刻于石,以志其事,这即是今日立于濮阳县城御井街著名的“澶渊之盟”的唯一历史物证—— “回銮碑”。 宋太子太师吕蒙正也给予高度评价:“远人请和,弥兵省财,古今上策。 ” “太祖开万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难,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签订的互利和平友好之约, 是宋辽关系由长期战争对峙转变为和平共处的里程碑, 结束了宋辽为争夺燕云十六州而造成的长期战争对峙状态, 开创了宋辽关系史上和平友好相处的新局面。

三、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百年之好

“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百年和好之基石。 澶渊 议和之后,辽人尽享和平之乐,坐享“岁币”之利,“累 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 ,并从倒卖北宋所输绢帛以及榷场互市贸易中获取厚利。因此,辽历代统治 者都非常重视与宋朝的和平友好关系。史载,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在病危之时还念念不忘嘱咐其孙耶 律延禧(辽祚帝):“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 事。 ”并给大臣留下遗嘱:“嗣君若妄动,卿等当力谏止之。 ” 直到北宋宣和四年,“契丹固守盟好。”

北宋遭受战争之苦及其厌战情绪皆重于辽朝, 更期望信守盟约。 所以,澶渊议和后不久,便采取一 系列措施安定边境秩序,如戒戢边吏不得滋扰生事、 严禁边民越界抢掠、 修改沿边一些诸如平虏城等有 伤契丹民族感情的地名等, 还把宋辽初期无定例的使节往来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交聘制度。据《契丹国 志》《宋会要稿》等记载,交聘制度对宋辽频繁的使节往来之人数、规模、使节地位、频率,甚至诸如祝贺正旦、 帝后生辰以及祭吊等活动互赠的礼品和劳赠对方使节的物件都作了严格规定,以便及时沟通,消除分歧,世代修好。宋仁宗还在庆历年间,“赐辽使刘六 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 “澶 渊之盟”所确立的宋辽“兄弟”相称的称呼,也被宋真宗和辽圣宗的后继者所延续百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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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 为宋辽双方的社会发展 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澶渊议和之前,宋辽 边境榷场互市时开时断,“澶渊之盟”后,双方相继在沿边地区,如雄州(河北雄县)、霸州(河北霸县)、涿 州、新城等地重新设立榷场,互市贸易,百年不绝。仅河北榷场辽朝就向北宋“输出契丹羊岁数万……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 。 因榷场贸易中政府某些禁例,榷场外的私人贸易趁势崛起。宋朝守边的官兵、 交聘使节也大量收购契丹的物品进行馈赠、贸易, 甚至连京师百官食用的牛羊也多由私贩倒卖而来,辽朝国内公私交易使用的铜钱大都来自宋朝。交聘使节多是社会文化精英, 他们在出使过程中往往写下大量的《语录》和有关异土风情的文学篇章,如宋朝苏颂就写有《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50 余首; 科学家沈括则写有著名的《熙宁使契丹图抄》。 交聘制度以及双方频繁的贸易往来, 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促进了宋辽双方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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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 ,物质文明获得较高发展,可耕地面积到天禧五年(1021 年)比开宝末年增加了近一倍。随着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学术、思想、文化甚至科学技术都大放异彩。

辽朝统治者自“澶渊之盟”后,实行休养生息、安 业力农政策,使境内的社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出现 了“农谷至是为盛”景象 ,粮仓遍布五京、许多大 小州军、沿边等地。手工业方面,如锻冶的“镔铁”、所 制的马鞍、瓷的工艺、《大藏经》的印刷术皆可与北宋相媲美。 随着宋辽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和大量汉人的流入,辽朝的立法建制、施政行事,乃至帑实、图书、服器、工巧等多摹拟宋朝,既推动了辽朝社会发展,也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

北宋认为,“澶渊之盟”“稍以金帛啖之,虏(辽)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 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澶渊之盟”本是北宋与辽朝在澶州之战对峙中就领土纷争等问题临时妥协而达成的停战议和协定,却因符合双方利益需求而被后继者维持到北宋宣和四年(1122 年),近 120 年之久,这在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澶渊之盟” 使宋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使宋辽共存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 从而为日后中国实现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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