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上）

甲骨文的發現與漢晉簡牘的出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引起學術界、書法界震動的兩件大事。隨著時間的推移，簡牘（包括楚簡和秦簡）出土日夥（huǒ，多），研究者之多也是空前的。有人說簡牘的發現其學術價值應包括兩大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近年來，有關簡牘的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史載漢武帝末年在孔子宅壁發現戰國竹簡，晉太康二年（281年）在河南汲郡古墓出土大量竹簡等。近代以來，大量發現和挖掘漢代簡牘則是1899年以後，1930年貝格曼在居延地區發掘漢簡一萬餘枚。繼20世紀中葉以來，簡牘文書的出土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年代跨度之大更是引人注目，而且內容也十分豐富，有公私文書、遣策和文獻典籍等。

在我國古代書籍中，就其書寫材料而言，在紙質書問世之前，有龜甲、獸骨、陶器、青銅器、竹木、石頭、絹帛等。從殷商到春秋末年是我國書籍高度發展時期，存世的書寫記錄材料十分龐雜。從戰國至後漢末年這段時期，書籍以竹木簡冊為主要構成。《說文》雲：“著於竹帛謂之書。”因此這段時期可稱為簡冊時期。“竹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簡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於此，即使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後，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的所謂‘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於簡牘制度而來”（錢存訓《書於竹帛》）。

中國傳統書法的書寫形式沿用至今，也源於簡牘。一枚曰“簡”，把兩枚以上的簡綴連起來，就稱為“冊”。長篇文字的內容成為一個單位時，稱之為“篇”。“冊”表示一種檔較小的形體單位，“篇”則用於較長的內容單位，一“篇”可能含有數“冊”。但在甲骨文中不僅有“冊”字存在，而且有“典”字。“典”為會意字。《說文》：“‘典’，五帝之書也。”《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由此可見，以簡記事，應和甲骨文同時，甚至早於甲骨文，只不過至今考古界還沒發現殷商時期的簡冊而已。

過去學習書法的人，大都熟習或臨寫過漢代遺留下來的名碑刻石。如《乙瑛碑》《史晨前後碑》《張遷碑》《石門頌》等經典，但兩千多年遺存數量有限的秦漢刻石，經過書丹鐫刻，後因風雨剝蝕，多已面目不清。米芾《海岳名言》強調：“石刻不可學……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並慨嘆：“餘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更後之人只有賴“透過刀鋒看筆鋒”了。

隨著大量漢簡的問世，“由是漢人隸法之秘盡洩於世，不復受墨本之弊，昔人窮畢生之力於隸書而無所獲者,至是則洞若觀火……學書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無俟詳論”。因此秦漢簡牘墨跡的發現就愈顯得珍貴。簡牘以豐富、翔實的書體顯示了由篆而隸，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由線條向筆畫轉換的整個演變過程，也是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藝術由繁到簡，由象形走向抽象，從表形表意走向表聲的最重要的時期。

2000年，隨州市考古隊在發掘孔家坡墓地墓室時，發現了一批竹簡和木牘，這批材料隨後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為《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一書，由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整理者根據內容性質將簡牘分類定名為竹簡《日書》《歷日》及木牘《告地書》三部分。

圖1 日書

《日書》（圖1）是古人從事各項活動時選擇時日吉凶宜忌的參考之書，其本質就是古代民間一種“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在已出土的簡牘中，有許多就是《日書》。例如，雲夢睡虎地秦簡、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都有《日書》。孔家坡出土的《日書》狀況良好，殘片和無字殘簡較少，經過拼接後，共有478支簡。每支簡基本長度為33.8cm，寬度為0.7cm—0.8cm不等，厚約0.1cm。竹簡兩端平直不削角。這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之後的又一重要發現。和秦簡《日書》相比，孔家坡漢簡《日書》篇目較多，內容豐富。文字略有差異，可以互相參證。但圖文更加豐富，層次更分明。

《歷日》類似古人的日曆，共60支簡，每支簡上只有一兩個字，存字不多，所以沒有選入。

《告地書》是古人為安置死者而比照生活中實際通行公文的一種虛擬文書。此《告地書》（圖2）寫在一片木牘上，長23.4cm，寬4.7cm。此《告地書》正反都有文字，且字跡清晰。

圖2 告地書正面

圖2 告地書反面

據《告地書》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墓主名“闢”，是“桃侯國”的庫嗇夫（古代官職名稱）。其中一句寫有“桃侯國丞萬告地下丞”，這個地下丞的管轄範圍應不出地上桃侯國的境域。因此有關專家得出結論，墓主葬地也應在當時的桃侯國境內，也就是現在隨州一帶。西漢漢景帝后期應有一桃侯國存在。但傳世文獻無此記載，尚需相關史料進一步印證。

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張昌平先生作了題為《隨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簡牘概述》的報告，李學勤先生在此次研討會上曾散發一文，認為木牘所記“二年”是高祖之子淮南厲王劉長的紀年，淮南厲王二年相當於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這是墓主下葬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