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裡，曾討論過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西方人都陸續來到中國。商人們來謀求利益；外交官和軍人來謀求特權和讓步；唯有傳教士與他們不同，不是為了獲得，而是要給予利益。至少在表面看來，他們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的。為何他們反而卻在社會中引發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

當費正清教授處於西方文化的立場去探討這一問題時所給予的答案，自然不會契合我們審視這一問題時的視角。若論起在當時社會中圍繞教會而致使的中、西方間最激烈的衝突，莫過於發生於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了。我們就不妨以此事件為核心，一窺其中的究竟。

“天津教案”發生的社會基礎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發生於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呢？這個問題，今天恐怕是很難說清楚了。只是天津之所以成為了此次教案的發生地，卻是有跡可循的。

因為它曾兩次為外國軍隊佔領。第一次是在一八五八年談判天津條約時。另一次是在一八六零年，談判北京條約的時候。甚至於在條約簽訂以後，仍有一支英法聯軍駐紮在大沽，有五年之久，直到一八六五年方才撤走。

外國軍隊的存在，總是極容易引發民眾怨憤的。且不說軍紀如何，他們所昭示出的勝利者的傲嬌，以足以使當地的民眾憤恨不已了。更加火上澆油的是，法國人還在一八六零年強佔了天津的皇家離宮，作為他們的領事館。他們的這一行為極大的顛覆了幾千年來深埋在民眾心中的皇家的權威，亦在民眾的心裡埋下了極大的恐慌。可以說，此時已然為教案的發生，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天津教案”發生的導火線

西方的傳教士是尾隨其後來到中國的。

一八六九年，法國人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起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即接下來教案將要發生的教堂。而教案發生的導火線，卻是那些本意並不壞，甚至我們都可以說是很善良的修女們，為了救助中國的孤兒，才造成的無心之失。

為了鼓勵更多的孤兒被送到教會，她們想了一個辦法，為每一名被收養的孤兒付出一筆獎金。不得不說，這是個愚蠢至極的餿主意。正是這筆獎金，極大的刺激了一些壞蛋們去“迷拐兒童”。據說，後來有很多孩子的屍體被野狗從墳墓里拉了出來，也是因為一些拿到錢的壞蛋們為了省事，埋藏較淺，才被野狗循著氣味找到所致。

更糟糕的是，由於修女們的護理經驗不足，本身已經有較高死亡率的時候，又遭遇了五月間的流行性疫病。很多兒童因此喪命。當民眾們看到被野狗拉出的“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的兒童的屍體時，曾經一度流傳過的，洋教士“迷拐中國兒童”，“剖心挖眼做藥引子”的謠言，很快再次席捲而來。

謠言的根源是出自一本名為《打擊墮落洋教》的小冊子。據說這本小冊子的素材，是基於一本於一六二四年發行過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裡，作者指責傳教士殺害中國兒童，並且用他們的眼睛及身體的器官做藥，做出來的藥據說是可以沖洗照片，或點石成金。

這種“用眼睛及身體器官做藥”的謠言，不止在民眾中，就是在當時的士大夫之中也有廣泛的影響基礎。以至於魏源竟堂而皇之將其寫入了他的《海國圖志》一書裡。

“天津教案”的發生

在五、六月間，天津地區又連續發生好幾起迷拐兒童的案件。

直隸河間擎獲拐犯王三，靜海擎獲拐犯劉金玉，他們的供詞同時指向案發的教堂。後來又擎獲的拍花犯安三，還是一個天主教教民。另一個迷拐犯武蘭珍更有供詞稱，他是受了天主堂教民王三的指使，每迷拐一個，給予酬洋五元。又聯想到不時被野狗拉出的兒童的屍體。民眾甚為譁然。

在群情激憤的壓力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於六月二十一日到該育嬰堂進行調查，業已查明謠言並不屬實。這天下午，“教堂之人與觀看之眾閒人，口角相爭，拋磚毆打”，同時法國領事館也聚集了部分民眾。性格暴躁的法國公使豐大業持槍闖入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門，要求為修女們平反，要求官府派兵彈壓。民眾又很快圍住了通商衙門。豐大業遂衝出門外，並開槍射殺了靜海知縣劉傑的家人高升。憤怒的民眾一擁而上，打死豐大業及其助理西蒙。遂引發了“天津教案”。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是法國領事豐大業自恃為“勝利者”的傲驕的姿態，修女們不明智的行為及民眾的誤會共同催生了發生於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其中亦不乏有文化上的衝突，我們放到最後來講。只是當此事件見諸於《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時，輿論一致認為，醇親王、曾國藩等的清廷重臣，才是致使“天津教案”發生的真正的幕後推手。似乎連慈禧老佛爺都不能洗脫得乾乾淨淨。

如，當憤怒的民眾焚燒了法國領事館、天主教堂，無法通過被崇厚拽起的浮橋時，恰好記名提督浙江總兵馮國瑞於此路過，命人將浮橋搭上，民眾才得以通過，遂殺死修女，放火燒燬了育嬰堂。

事實上，在此前的兩年中，類似的教案在廣東、福建、江蘇、四川和臺灣等省份都有發生。倘若要追問個究竟，似乎應當歸因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法國堅持要求在自己與清廷簽訂的條約里加入神職人員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的條款，才有了英國也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要求，他們的商人和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任意定居。並且法國人是採用欺騙的手段，使得清廷最終批准這一條款的，因此而為以後的衝突埋下伏筆。

直至今日，在西方人留下來的資料中，都一致堅信一切涉外衝突的事件中，都是有清廷操縱的影子的。只是，在國人留下的資料中，似乎並不見如此的端倪。

結語

筆者倒覺著，更多的似乎應是出自於文化上的衝突的。

當修女們開始出現在一個有著古老文化傳統的國度，甚至堂而皇之尾隨著男性的神職人員出入各種公共場所，已然違背了這個國度裡對女性最基本的文化定位。他們在民眾中傳教。並鼓勵他們在中國的教民背棄曾經尊奉的一切傳統。於是這些傳教士和教民在傳統中國民眾的眼裡，就成為了破壞中國風水，鼓勵婦女不守婦道的毒瘤。作為反擊的措施，自然便有被激怒的中國民眾，公然攻擊傳教士、燒燬教堂等事件了。

甚至於在中國的傳統讀書人看來，西方的傳教士不尊孔孟，以及其他聖人先賢。又不像中國傳統的出家人那樣“四大皆空”。甚至還要積極涉足世俗的事業，就不得不令他們感到驚慌失措，唯恐自己賴以立身的根本發生動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