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师范的时候，有来自城市的同学开始玩盒带录音机。三洋牌，卧式的那种。偶尔放点邓丽君，把我们馋得口水都快掉下来了。可是家里没有钱。家里唯一称得上为家电的东西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台那样的录音机价值一百八十多，相当于一头养一年以上的肥猪的价值。而这头猪是要交售给食品站，然后运到城里去宰杀的。因为国家禁止农民私自宰猪，当然还因为卖掉那头猪可以获得全家七口人一年的生活费――不包括生产队里按工分值分发的粮食、柴禾和自留地里自己种的蔬菜。
所以上班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当时看来极其宏大的梦想——也买一台那样的录音机。然而，每个月二十九块五的工资，自己要吃饭穿衣，还要分一点贴补家用，别说攒钱，一个月都花不到头。基本上每月过了二十号，就要到总务主任兼会计、兼出纳那里打借条支工资。所以等我拼命攒够二百来块钱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1984年了。
然而有了钱，你还不能擅自去买——毕竟那是一件极为贵重的东西。一点也不比现在去省城买一套房子的事小。所以我先与老父亲商量。果不其然，父亲不仅一口回绝，还大发雷霆，说我糟蹋钱财。可我并不死心，毕竟那是我四年来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梦想啊！于是我以要用录音机学英语为名，走“夫人路线”——先说动母亲，再怂恿母亲去慢慢说服父亲。如此又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允许，可以跑到二十多华里外的安庆城，买回一台北京产的牡丹牌收录两用机。
如你所知，有了收录机还得买盒带，否则就相于现在买了电脑没装系统。可是一盒原版盒带要五块多，太平洋影音公司生产的更是贵到七块一盒。虽然那时我已经涨了工资，可区区四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五六盒磁带，够听一个上午的样子。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买两块多的空白磁带，把电台里播放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录下来听；或者借朋友的磁带自己翻录（按现在的说法叫盗版吧？）。
正是在那个时候，纯粹是为了堵住父亲骂骂咧咧的嘴，我开始学起英语来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从北京邮购了一套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英语》录音带（那该是中国最早的网购吧？）。前几天，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我偶然发现那些碰带。除了其中第二册被人借走未还之外，竟然还都在。但还能不能放出声音来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任何兴趣去试一试。就是有兴趣试，也找不到录音机了。至于我的那台牡丹牌录音机，我记得是在学校宿舍里被小偷偷走的。与它一同失窃的还有我最喜欢的一条牛皮裤带。
不过英语学习我倒是坚持下来了，从未间断，直到今天。成为我养家糊口的唯一本领。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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