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死了兩千多年，但是這位始皇帝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大，大到每一箇中國人都必須繼承。兵馬俑、長城這些世界第N大奇蹟，在秦的遺產清單裡只是小CASE；真正厲害的是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今天世界上還有些國家沒能做到這些），中央集權，郡縣制，法制，兩個方向的疆域框架，以及澆築在每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大一統意識。
大秦如此之“大”，就連它的滅亡，都改寫了中國人的精神底色和歷史規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泥腿子也能坐龍庭，這是中國特有的歷史現象；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千百年來都是幾大豪門輪流坐莊，百姓只能看著。
正因為大秦很“大”，關於秦始皇、秦帝國的任何新說法、新材料，都會超越史學或考古領域，引起廣泛的關注。
正所謂，生生死死秦始皇，千秋萬代中國人。
出土《趙正書》帶來震撼：我們還能相信《史記》嗎
事情要從北京大學2009年獲得捐贈、入藏一批海外迴歸的珍貴竹簡說起。這批竹簡共3346枚，包含17種抄寫於西漢中期的古書，其中有一部《趙正書》。《趙正書》主要記述了自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程途中病亡，秦二世繼位後誅殺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國的歷史過程，總字數近1500字。《趙正書》部分內容與《史記》相似，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記載上與《史記》差異很大。如，《史記》記載秦始皇死後趙高、李斯等秘不發喪，篡改詔書立胡亥為二世皇帝；《趙正書》則稱二世胡亥繼位是秦始皇聽從李斯等的建言後明確認可的。
《趙正書》本身的真偽是沒問題的。儘管沒有明說，但大家都知道這批竹簡是盜墓者挖出來，流失到海外，然後由北大徵集回國。而偽造三千多枚竹簡，偽造竹簡上17種古書，偽造幾萬古文字，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換句話說，書是真的，在西漢那個年代，真的有這種“秦二世合法繼位”的說法。
這就帶來一個重大問題，我們還能相信《史記》嗎？
有的學者說話看似謹慎一點，說這是“歷史記憶的戰爭”，把《趙正書》和《史記》置於爭執的兩端、等量齊觀，其實已經是暗暗抬舉了《趙正書》一把；有的學者乾脆就說，“西漢初期流傳有關秦代的文獻，具有多種版本，司馬遷只是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選取了其中的一種文獻而已。”就差說司馬遷隨心所欲構建歷史了。至於一些自媒體，直接就“標題黨”，《司馬遷的史記“可能”記錯了！》《對秦朝的認識被顛覆》云云，所在多有。
之所以如此，一是人們對“出土文獻”的信心；二是人們對於新材料、新發現、新觀點的熱衷。如果出土文獻帶來的新發現竟能夠推翻《史記》，而又與大秦帝國的生死密切相關，那簡直就是“狂歡”了。
歷史難道是這麼不可靠嗎？構建、書寫、顛覆與重構，這些現代西方的社科話語，就這麼在中國五千年曆史園地裡通行無阻嗎？
負責整理《趙正書》的北大相關人員，始終不大願意正面表達觀點：《趙正書》那些與《史記》嚴重相悖的情節，到底是可信還是不可信？後來用了一個說法，是“西漢前期人講述秦末重要史事”。“講述”這個詞，在這裡也顯得很中立、很模糊。最後有些北大學者稱：《趙正書》應屬於“小說家言”。可是“小說家言”又是什麼意思呢？
面對可能到來的“狂歡”，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站了出來，用一部《生死秦始皇》，正面解決了《趙正書》帶來的問題，順手還破了幾宗大秦歷史疑案。
辛德勇抽絲剝繭破疑案：《趙正書》是那個年代的坊間段子
辛德勇的辦法並不神奇，就是老老實實深入文本研究《趙正書》。他的研究，就從這部書為什麼叫“趙正書”，以及這3個字在簡片上的位置開始。然後他上下縱橫，運用各種歷史材料，要找出、證明《趙正書》在中國浩如煙海各種“書”中，到底屬於哪種書，應該是個什麼地位和分量。
他又進入《趙正書》敘事內部，嘗試按照《趙正書》的講述來複原歷史場景：秦始皇知道自己快死了，他找來最有權威和能力的大臣李斯，表達了對自己死後權臣內鬥的擔憂。然後李斯開始講述自己立下的功業：如何為秦國建章立制，如何整飭軍隊，為秦打下多少江山……
這劇情不對啊！這時候的秦始皇，最擔心的就是這種功臣能臣權臣；精明如李斯，難道不是應該表達自己的忠順、老實、聽話？
其實李斯這一段論功擺好自我肯定的話真實存在，《史記》裡也有這段內容，但不是在這個“秦始皇臨死”的時空，而是後來秦二世清洗李斯，李斯在獄中上書請求活命時說的。兩相對照，誰更合乎情理，是明擺著的。
根據辛德勇分析，《趙正書》中，類似的不通不妥、不合乎人物身份、不合乎歷史事實之處有好些。他認為，《趙正書》與《史記》所依據的，很可能是同一份歷史原始資料，但是《趙正書》出於某種目的，把一些材料進行了搬運騰挪，留下了若干“不合榫頭”之處。
《趙正書》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因就是他是“小說”，而且很可能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唯一一部接近完整的、西漢時期的小說。
這小說當然不是曹雪芹的小說。《漢書·藝文志》有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辛德勇根據後人的一個註解“偶語為稗”，終於抓住了《趙正書》的本質：偶語。“偶”在此通“寓”，偶語就是寓言；《趙正書》是西漢的政治寓言，是那個年代的紀實文學、坊間段子。《趙正書》的作者為了表達“權臣內鬥殃及百姓”和“不聽諫言導致亡國”的中心思想，把秦末那段歷史作了剪裁。
解剖《趙正書》有意外收穫：“焚書坑儒”不是那麼回事
一旦對“偶語”有了自己的解釋，辛德勇“順理成章”就破了焚書坑儒的案子。
此案管總的是李斯一句話：“偶語詩書者棄市。”但是疑點很多：李斯自己就是大儒荀子的門生；在焚書坑儒之後，秦朝宮廷仍然為儒生設置了官職，“編制”還不少；那個年代，各種禮儀、政務活動中不談論詩經、尚書簡直不可能。
現在這些疑點都能夠說得通了：秦始皇和李斯不是要對付儒家或者儒學，他們要懲辦的，是藉著詩經尚書來“說事”、以古非今的行為。
事實上，在那個時代，諸子百家之間並不是壁壘森嚴、涇渭分明，反而是互相滲透借鑑。秦始皇重視儒家，因為儒生在制定秩序方面有專長；而儒家本身一直有改變和適應，比如孟子的主張不被各國君主接受，荀子就轉為更加現實的一面，教出了李斯韓非這種學生。
再往深了說，車同軌、書同文，本就出自《中庸》，是儒家的理想，被秦始皇給實現了。 在“焚書坑儒案”之後，大偵探辛德勇破獲的大秦疑案還有好幾宗，他抓住了《趙正書》這個線頭不輕易撒手，在秦漢史料中狠下了一番功夫。其實《生死秦始皇》只寫了第一部，根據他公眾號的透露，在續篇中還會有一些更加“勁爆”的內容，比如秦始皇其實是死在海上。
辛德勇本意絕非追求勁爆，恰恰相反，他相信《史記》等傳世典籍。
當年殷墟遺址出土，證明了《史記》記載的殷商以下歷史是事實。後來兵馬俑出土，側面證明了《史記》中那些驚心動魄的記載——秦始皇如何大修陵墓、如何設置機關、如何以水銀為江河大海、又如何滅口工匠——也都是事實。
表面看來，那些都是機密，應該是司馬遷想象或者“構建”出來的；但是進入21世紀後，國土資源部等單位成立了考古工作組，對秦始皇陵做遙感和物探考古。他們在秦陵園封土堆探測到，下面有個規模龐大的、強異常的水銀高密度區。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輕易不能動搖！
辛德勇說：“我絕不相信正史裡講的都是真話，裡面總有不可靠的東西。但是所謂的可靠不可靠、是否有價值，都是在比較中我們才能下結論。到今天我都認為，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比較的角度來看，沒有任何文獻——包括出土文獻、野史、外史能比得了正史。正史能讓我們更多地、更全面地瞭解過去的時代。這就是《生死秦始皇》寫作的基本立意和主要的立腳點。”（記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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