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饒宗頤先生真的可以稱之為“國學大師”嗎？
跟此前被叫做國學大師的一些老先生們相比，饒宗頤與國學大師的名銜應該更加相符，因為饒先生對儒家的思想價值有認同。
以前我只知道他吟詩作畫，文字學、文獻學甚至敦煌學什麼的都很有造詣，只覺得他是一個老派的讀書人。後來讀到他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讀了一種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氣質和立場，很有觸動，感覺在潮汕香港還保存有這樣一種標本，特別難能可貴！
現在各種介紹，都有炫奇耀博的媒體風格，其實，那些只是才情技藝，雖然也了不起，但對於儒生來說，精神志向的定位才是先要確定的大者，所謂志於道，遊於藝。因為有了這個硬的支撐，那些才藝和博學才有所附麗，成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人格的豐富性證明或展現。
2.饒宗頤是非典型儒生，地位高於錢鍾書、季羨林
饒宗頤可以說是最後的“古典知識分子”，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他無所不窺也無所不通。據說語言方面他也是一個天才。這除開天賦，還需要很好的家境，各種因緣際會，包括跟隨舊式名師，而不是留學拿學位，才有可能。
在他稍後或更後的一代兩代學人，應該都是不太可能具備如此條件。這跟他的潮汕生活環境，後來又在香港發展有關係。他前一輩或上下接近的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甚至牟宗三他們，也不是這一類型。
從這個角度講，他這個儒生並不典型，也難複製。但無論如何，他的辭世象徵意義還是很大的。從作品和認同看，饒宗頤的地位應該高於錢鍾書、季羨林，網絡上說的南饒北季南饒北錢，只能說是媒體泛泛之說，我認為並不特別合適。
3.饒宗頤與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牟宗三、錢鍾書、季羨林有什麼區別？
我理解的國學大師比較狹隘，國學不只是傳統之學，經學是題中應有之學。所以要有研究，要有認同。梁漱溟、錢穆、牟宗三他們，可以稱大儒，因為認同與研究都沒問題，但研究的路數卻不傳統，所以叫一代大儒可以，叫國學大師則不妥。
用一代大儒說饒先生，總感覺還欠點什麼，可能是文人氣質或其它成就以及想法太多，有點亂花漸欲迷人眼吧。季羨林先生主要做中亞吐火羅文字研究，寫過“糖史”、翻過“大唐西域記”，這些很難說是國學正宗。錢鍾書先生主要是文藝學，比較文學吧？二人都更像五四新人。
4.以“華學”取代“國學”的觀點不妥
90年代內地興起國學熱，饒先生好像不是很有感覺，主張用“華學”取代國學概念，還辦了一個叫華學的刊物。我覺得這表明香港的思想環境或問題意識與內地存在的巨大差異，理解不了國學概念的近代內涵，就是儒家傳統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以及現代國家建構的某種內在聯繫。
很遺憾，饒先生並沒能超越這種差異，沒有體現出《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裡面的那種深刻性。以“華學”代替國學，傳統就成了範圍上無所不包，內容上並與特別指向的知識系統了。
饒先生早在2001年北大建校一百週年紀念會演講提出的“新經學”概念很重要，起點也很高，從bible角度，從國家民族角度的常道、真理標準立論。另外，像把《爾雅》剔除，增加一點新東西，也很合理。但是，有的地方講的也可以討論，像《老子》本就是道家道教的經典，放在新經學裡面一起說，就有點治絲益棼徒增困擾了。這就是“華學”“國學”不同思維前提下的差異。
一個時代結束，自然會有一個時代開始。饒公的多才多藝叫人景仰，《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裡的公羊學精神在大陸新儒學的發展中已經有了新的發展。而後來者也應該從這種人事和時序的代謝更迭中感受到某種薪火傳承的責任與緊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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