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課後，她摘下了自己的義肢，一手舉著一條“腿”：“你們知道嗎？我的兩條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們看像不像？你們的腿有名字嗎？”
2008年7月9日，廖智在重慶市群眾藝術館排練廳堅持舞蹈排練。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文 | 新京報記者 李桂
►本文約5497字，閱讀全文約需11分鍾
從暗處一步步走向舞臺，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雙紅色高跟鞋。
細長的高跟踩在地板上，發出“噠噠”的聲響。鞋上是一小塊硅膠材質的、做成膚色的腳背，腳背往上是兩個黑色球狀的“腳踝”，“腳踝”上有兩根銀色的、像棍子一樣的連接管，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兩段金色的、腿形的接受腔，它們就像膝蓋，把廖智肉體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連在一起。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兩條小腿。當時，這個年僅23歲的姑娘被埋在廢墟下26小時，一條鋼筋從她的右腳穿過，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從廢墟下“拽”出來後，她簽署了自己的截肢手術同意書，之後，便是漫長的與義肢相伴的日子。
穿紅色高跟鞋時搭配的那雙義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歡把它們叫做“我的腿”。
“走在路上，經常有人喜歡多看我兩眼，我相信他們是因為我這雙獨特的腿。但我更願意相信，他們覺得我非常特別和可愛。”廖智嘴角上翹，眼睛彎成月牙的形狀，臉上掛著一個甜甜的笑。
與眾不同的“腿”
“在我的生命中，差不多有七八雙‘腿’。”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處公寓裡，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義肢開起了玩笑。陽光從窗口灑進來，廖智站在窗臺邊，整個人被一層金色的光芒籠罩著。光芒下，她穿著那雙搭配紅色高跟鞋裡的“腿”。
之所以對這雙“腿”青睞有加，是因為大部分義肢的假腳與連接管呈相互垂直狀態，這是為了保證受力均勻。但這雙義肢是廖智的丈夫查爾斯為她量身定做的，查爾斯是義肢技師，這雙義肢也可以在黑色球狀腳踝處調試出一個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把假腳放進高跟鞋裡。
除了這雙義肢，廖智的“腿”還有很多：一雙是美院學生送的，上面有鳳凰樣式的雕花，“像一件藝術品”；一雙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經常穿著它搭配短褲；一雙的連接管被做成了“刀鋒戰士”一樣的J型，底部微微彎曲，有彈性，廖智會穿著它出去跑步；還有一雙真腿和假腿的聯結處不能固定，一次跳舞時，它像暗器一樣被甩進了觀眾席……
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的舞蹈老師。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那之後的義肢經過定製、改良，不會再出現跳著舞就“飛出去”的情況。醫生問廖智還有什麼要求時，她“夾帶了私貨”，“我跟醫生說，你幫我調一下，我想長到一米六。”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1.58米的廖智對自己的身高耿耿於懷，這種感覺在不能報考舞蹈學院時達到了頂峰：舞蹈學院的招生要求是身高一米六。“之所以沒‘長’到更高，是因為我還蠻享受自己小鳥依人的樣子的，而且你還要給自己留一個穿高跟鞋的空間。”廖智笑了笑。
在國內，許多穿戴義肢的人會用塑料泡沫把金屬連接管包裹起來，外面再加上一層膚色的硅膠，這樣的義肢更像人腿。但廖智不會，她喜歡連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覺，因為這樣“看起來很酷”。
每次去幼兒園接女兒，廖智都會因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圍觀。“他們每次都說‘那個機器人阿姨又來了’，還有的小朋友會問‘阿姨，你怎麼又換腿了？’”每到這個時候，廖智的小女兒就會一把抱住媽媽的義肢，“這是我媽媽的腿，你去找你媽媽的腿。”
與許多殘障人士不同，廖智不會因為自己的“腿”感到不好意思，有時甚至認為義肢為自己帶來了方便。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後，廖智和志願者們到震區救災。為了節省空間，大家擠在一輛汽車裡，後排坐了4個人。廖智最後一個上車，上半身剛進去，腿就沒地方放了。她把義肢取下來，往肩膀上一扛，車就這麼開走了。
“你一定要活著出來”
廖智真正的腿，已經失去了11年。如果不是那個她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她失去的或許不僅僅是自己的腿。
2008年5月12日，廖智與婆婆、不到一歲的大女兒蟲蟲待在綿竹市漢旺鎮的家中。地震發生後，她被埋在了自家房子的廢墟里，身上壓滿了混凝土預製板。救援人員不敢用吊車，怕脆弱的預製板發生斷裂，對廖智造成二次傷害；又怕人工打洞耗時太長，耽誤救援。就在救援工作一籌莫展時，一名個子小小的男生鑽到了廢墟里，來到廖智跟前。
廖智確定，這個人不是救援隊的，就是一個講方言的本地人。被埋了十幾個小時後，終於見到了“外面的人”，這讓廖智非常激動。她抓住男生的手，捨不得讓他走，“他說沒事的，我就是來救你出去的。”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後，廖智和志願者們前往震區救災。圖/視覺中國
男生帶了鐵鍬、鑿子之類的工具，與廖智輪流在她左腿上方打洞，外面的人員也在配合，一小時後，終於敲出了一個小小的口子。餘震到來前，男生被叫了出去，餘震後又鑽了回來，他哭著說，“你一定不能死在裡面，我們救了你這麼久，你一定要活著出來。”
被埋了26小時後，廖智真的活著出來了，但她的大女兒蟲蟲和婆婆都沒了。
5月21日，廖智轉院到重慶時，導演任虹霖正在那裡籌備“世界小姐”重慶賽區的比賽，帶了一群工作人員到醫院慰問。他聽說過廖智的故事：一個失去了孩子的“80後”母親。
站在病房門口，任虹霖看到一名個子小小的女孩坐在床上，和人說說笑笑，他不確定這是不是廖智。因為其他從震區轉來的傷者都是哭喪著臉，這個女孩更像是去慰問的。
任虹霖對廖智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她曾是舞蹈老師，便琢磨著能不能以藝術的形式做一個節目，去感染那些災難中的倖存者。“我問她，你還想不想跳舞？她很驚訝，說我想，但是我還能跳嗎？我說能跳啊，只要你想，就能跳。”任虹霖說，那番對話後，《鼓舞》應運而生。
在廖智看來，有人為她創作一支舞蹈、讓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這很現實，也是對她的幫助。這些人和那個幫她求生的男孩一樣，不圖回報。在那個時刻，廖智認為自己可以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比如《鼓舞》，或許人們會從她的經歷中看到另外一種詮釋生命的可能：沒有了雙腿，我依然可以創造價值。
但對於一個失去雙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並不容易，更何況當時廖智的雙腿只經過了簡單的截肢處理，殘肢下還有許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練舞前，她都會為雙腿裹上一層又一層厚厚的紗布，可無論裹成什麼樣，訓練後的紗布都會變成“兩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動表示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預估，“要不就不跳了”。但廖智依然堅持，頂著重慶夏天40度的高溫，在不吹空調、不讓傷口感染的條件下，練了一個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當天，800人的場地座無虛席。從廖智亮相開始，所有人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直鼓掌、叫好，直到節目結束。任虹霖站在臺下跟著觀眾一起哭，“這不是最好的舞美，不是最好的燈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達。”
重新走路
《鼓舞》首演的第二天，廖智做了第二次截肢手術並安裝了義肢。
在媽媽的想象中，女兒應該裝上義肢就能走路，至少能走幾步。可大多數時候，廖智只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
為了讓媽媽安心，廖智在朋友的幫助下，趁著媽媽午休時練習走路。她的目標不大，走六步，兩小時後成功了。回到病房時，她說媽，我可以自己走路了，不信我走給你看。媽媽卻忽然跑出了病房，回來時，整個三樓的病人、家屬都來了。
那家醫院的三樓是骨科，住的都是地震後做了截肢手術的人，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己走路。廖智的媽媽跑出去，敲開了所有病房的門，告訴他們：“廖智可以走路了，快來看我們廖智走路！”
站在走廊裡，廖智心想：完了，六步肯定交不了差，他們大概已經做好我能跑能跳的心理準備了。她硬著頭皮邁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最終，她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自此之後，廖智經常在醫院裡扶著輪椅走來走去，大家都以為她走得很好。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把大部分力量轉移到了手臂上，只有扶著東西才能走。真正不靠外力的行走，只有在走廊上被圍觀的那一次。
出院後，無須再被圍觀的廖智洩氣了，徹底放棄了用義肢走路，每天都坐在輪椅上。有一次，她一個人在家，忽然想上廁所，實在沒辦法了才自己下床。她跪在地上往前爬，在客廳沙發背後摸到了許久不用的義肢。
廖智參加《舞出我人生》總決賽錄製。圖/視覺中國
穿上兩條“腿”，她跌跌撞撞地往洗手間走，卻踩在了沒擦淨水漬的地板上。左腿剛邁進去，人一下就摔倒了，摔暈了。她不知過了多久才在廁所裡醒來，頭髮散到了坐便器裡。
廖智扶著洗手檯慢慢站起來，正要往外走時忽然看到鏡子裡的自己。那是一張狼狽的臉，頭髮溼淋淋的，衣服溼透了，左邊的額頭上鼓起一個大包，眼瞼腫得像個包子。
她開始思考義肢的好處：穿義肢就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更自由；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更美；而且輪椅坐久了，腰會變粗，整個人會變胖，穿義肢可以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
那晚之後，廖智鎖上門，開始在自己的房間裡練習走路，一手扶著穿衣鏡，一手扶著門把手。將近一個月後，門把手鬆了，穿衣鏡的底座快要斷了。
有一天，家裡廚房的水燒開了，發出刺耳的聲音，但一直沒人管。廖智從房間裡走出來，到廚房拎起水壺走到另一個房間，把開水倒進了熱水瓶。做完這一系列的動作，她抬起頭，看到了爸爸通紅的眼睛，媽媽則從房間裡跑出來，“快點快點，再把水壺拿起來，再倒一次熱水看看。”
“你們的腿有名字嗎？”
因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場震驚世人的災難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被災區的一所學校邀請，去探望地震後重傷的孩子，許多孩子和她一樣，做過截肢手術。
廖智發現，這些孩子總是穿長褲，特別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義肢，而且不願坐輪椅。有時東西就掉在眼前，他們也不願站起來撿拾，要等老師或志願者幫忙。
廖智不想讓孩子們這樣生活下去，一天下課後，她摘下了自己的義肢，一手舉著一條“腿”：“你們知道嗎？我的兩條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們看像不像？你們的腿有名字嗎？”
孩子們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興奮地討論著要給義肢起名字。從那天起，他們對義肢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第二天，廖智帶著輪椅來到學校，她的目標是讓孩子們接受輪椅。
以往上課時，中間會有休息時間，但那一次，廖智站著講了一小時，孩子們也站著聽了一小時。她還讓人撤走了教室裡的凳子，直到下課時，才請朋友推進來幾把輪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們，先在輪椅上落座了。男孩子們卻看了看彼此，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廖智假裝沒看見，帶著輪椅上的孩子們做起了遊戲，開火車、接龍、旋轉，孩子們越玩越開心。男孩子們這才漸漸坐上輪椅，加入了遊戲的隊伍。廖智說，他們忽然發現，坐輪椅不是一件羞恥的事，很正常，“而且坐在輪椅上，照樣可以很快樂。”
“一個健全的人去給孩子們做心理輔導，人家會覺得你站著說話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樣。”任虹霖說，廖智是在用行動告訴那些肢體殘障的人士，我們的條件是一樣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廖智有很多布娃娃，不管搬家搬到哪裡，都要帶上它們。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為了給孩子們做示範，廖智有時也會做一些“極端”的事。
一次，她坐在輪椅上，把講臺上的一個東西扔了出去，然後從輪椅上爬下去，慢慢爬到東西跟前，把它撿了回來。孩子們沒說話，就那麼靜靜地看著，但自那之後，再有東西掉在地上，他們會自己撿起來。
一年多過去了，孩子們漸漸正視、接受了自己的身體和現實，性格也越來越開朗。一天，廖智站在操場上，聽到一個做過截肢手術的孩子衝著另一個孩子喊：別跑，再跑我一腿給你飛過來！然後真的，一條“腿”從她眼前飛了過去。一個身手矯健的女孩跑過來，從地上撿起那條“腿”，又跑到了操場另一邊還給了那個飛“腿”的孩子，“把你的腿還給你，趕緊裝上，咱們一起玩去。”
站起來，走出去
廖智知道，當孩子們願意接受自己時，他們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會在街頭看到別人異樣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們根本不會走上街頭。
廖智接觸過一個家長，因為孩子是聾啞人，家長從不帶他出門。還有一位媽媽，孩子聽力沒有問題，只是天生沒有耳廓，媽媽無法接受這個事情，甚至說過“恨不得從來沒生過這個孩子”。
“這些家長有很強的病恥感，為什麼別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的孩子這樣的？他們會覺得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廖智說。但這個群體人數不少，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中國的殘障人士至少有8500多萬。
當大部分殘障人士不願出門時，出門的那些就可能被當作異類。
一次，廖智坐著輪椅在機場候機，一個外國人一直盯著她看。廖智看回去時，對方就轉過頭，假裝看報紙，但餘光依然在她身上。廖智站起來，推著輪椅走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來。趁他不注意，廖智忽然伸手把右腿取了下來，扛著腿看著對方。“他整個人一下子就被嚇到了，臉瞬間就紅了。”廖智哈哈大笑，對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即便沒有惡意，許多健全人也不知道如何與殘障人士相處。
廖智的朋友文壹陽記得，第一次和廖智見面時她穿了一條短褲。文壹陽之前和她在網上有過交流，瞭解她的故事，對她的腿很好奇。但他只敢看她的臉，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體，只能趁低頭拿
手機時偷偷“瞄兩眼”。“我很尊敬她，不想傷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較好，還是不看比較好。”地震前，廖智從沒在生活中見過穿戴義肢的人，現在，她想鼓勵更多的殘障人士走出家門：“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會解決問題。”在她看來，很多時候，大家對殘障人士缺乏瞭解，就是因為在生活中根本沒有接觸過這類人：見不到，更不要說相處之道了。
2013年12月，廖智參加上海國際馬拉松賽。 圖/視覺中國
廖智到美國換義肢時發現，那裡沒人把義肢和身體殘障當回事，義肢上的金屬都是露在外面的，穿著義肢的人還可以當模特參加時裝秀。“這就跟戴眼鏡一樣，我相信第一個戴眼鏡的人也受到過很多注視，但現在大家都覺得很正常，沒人因為你戴眼鏡多看兩眼。”廖智說，自己從那時開始去掉了義肢的膚色外殼，穿上一條短裙，就可以出門逛街了。
2013年從美國回來後，廖智和查爾斯組織了多次殘障人士聚會，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煩惱，再一起嘗試著解決問題。他們想到的方法，是在國內推廣殘障人和健全人的 “共融”理念，比如在網上幫助殘障人士創業、舉辦由殘障人士主導的時裝秀等，這些活動可以幫助殘障人士找到自身價值。
“發現別人的價值和找到自己的價值，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說，“我不覺得這是在幫助別人，沒有人是一個人是一座孤島，我也是在幫助自己。”
洋蔥話題
▼
你有過沖破逆境的經歷嗎？
閱讀更多 剝洋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