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神州學人》 本刊記者：易木
初見菅鳳增，是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以下簡稱宣武醫院）神經外科舉辦的第10屆脊柱神經外科（內固定技術）學習班暨北京地區脊柱脊髓疾病學術沙龍上。
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王貴懷在沙龍上發言時說：“菅鳳增領導的宣武醫院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的氛圍搞得很好，我們醫院的很多醫生都聽過他們這裡辦的各種學習班。脊柱神經外科是神經外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國內當前專門從事這個專業的人太少，現狀不容樂觀。如何改變這個現狀，許多神經外科的人都在考慮。”
據統計，在國外，神經外科手術的40～80%都是脊柱手術，而根據國內13家醫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經外科手術的統計數據，在總量28412例手術中（包含血管內介入手術），脊柱脊髓手術（不包含脊髓血管病）僅1851例，佔手術總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菅鳳增教授
創建中國首個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
2005年，剛從意大利留學歸來的菅鳳增加入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團隊，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名譽主席賽米（Samii）教授的指導下，創建該院的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這也是中國第一個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
宣武醫院是我國神經外科的發源地之一，近50年來，在趙以成、王忠誠、丁育基、凌鋒等幾代著名教授帶領下，成為設備先進、技術精良的以微侵襲治療為特色的科室。
20世紀60年代末，亞薩吉爾（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將手術顯微鏡應用到神經外科手術中，並取得巨大成功，之後手術顯微鏡在許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併成為治療這些疾病的標準手術方式。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原骨科主任黨耕町在他主譯的《脊柱外科技術》一書中說道：“在歐美一些國家，很多神經外科醫生從事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療，使得顯微技術在脊柱疾病的手術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而在中國，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療基本上由骨科醫生承擔，以常規開放手術技術為主，所以顯微外科技術在脊柱外科的應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憑著一股要幹事業的闖勁，菅鳳增和他的團隊從零開始，勤奮工作，勇於創新，在脊柱神經外科這一重要醫學領域，取得諸多成果，他們首創或率先實行的幾項醫療技術在國內均處於領先水平。
2008年，菅鳳增在國際上首創“單純後路復位矯形及內固定治療顱底凹陷及環樞椎脫位”技術，即顱頸交界區脫位的手術治療新技術。
世界神經外科最權威的雜誌《神經外科學》（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項技術的研究報告，賽米教授稱之為“治療理念與技術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學會主席本澤爾（Benzal）教授則發表評論：“這一技術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它避免了經口腔手術。希望治療這一疾病的醫生掌握菅鳳增報告的技術。”目前這一技術已在中國逐漸推廣。
2008年，菅鳳增在國內最早報告了顯微鏡下“前外側入路椎間孔擴大術治療神經根型及椎動脈型頸椎病”，這是一項既不需要傳統的內固定、又保留頸椎運動功能的非融合手術技術，手術的危險性和併發症的發生概率明顯降低。
同年，菅鳳增又率先在國內報告了顯微鏡下“一側入路雙側減壓治療腰椎管狹窄技術”，它同樣是不需要腰椎內固定、並保留腰椎活動功能的非融合技術。
2009年7月，菅鳳增在國內首先實施了利用“顯微鏡聯合內窺鏡技術”切除胸椎後縱韌帶骨化的手術。
菅鳳增說：“幾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現為神經受壓，因此從神經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復及保護神經功能，同時兼顧脊柱的穩定性。”
海外留學形成創新思維
宣武醫院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有13張病床，2011年，菅鳳增和他的團隊實施手術594例，這樣高的流動率在業內實屬罕見。
菅鳳增解釋說：“我們採用顯微微創技術，傷口不大，只要處理得當，很少有術後感染。我們的病人一般做完手術就出院了，很少有等著拆了線再走的。最快的時候，上午住院，下午手術，第二天就出院了。”
這樣的新理念和新思維源於菅鳳增7年的海外求學生涯。“在國外等拆了線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術完就出院了。”菅鳳增說，“我們現在也是這樣操作的。”
1997年，在國內已經是主治醫師的菅鳳增遠赴意大利羅馬大學攻讀神經外科專家文憑（相當於中國的臨床醫學博士學位）。
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臨床醫學做起來並不容易。回顧在羅馬的日子，菅鳳增笑言：“我是從縫皮起家的。”所謂“縫皮”，就是在醫生做完手術後，為病人把皮膚縫好。
初到羅馬，菅鳳增先從住院醫師做起，負責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們一開始並不認可這位外國醫生，一開口就是“中國人”，連“醫生”都不稱呼。
菅鳳增毫不氣餒，他技術精湛，耐心細緻，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經過他縫合傷口的病人會對要做手術的病友說：“那個中國人縫得太好了，一點都看不出來。我的（頸椎傷口）就是他縫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術時也讓他縫吧。”
很快，菅鳳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氣，病人對他的稱呼也從“中國人”變成了“中國醫生”。醫生和導師也開始注意這個踏實認真的中國小夥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鳳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護士請教，請他們檢查他寫的病案。
菅鳳增笑言：“那幫護士老哥們兒很仗義，他們會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種錯誤，告訴我別的醫生是怎麼寫的。”
慢慢地，菅鳳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錯了。
“我在羅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護士學習，第三年第四年跟醫生學，第五年開始才跟著導師，接受導師的指導。”菅鳳增說，“當時跟我一起進入住院醫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學，也有也門同學，最後只有我一個人畢業拿到文憑了。”
在羅馬大學，菅鳳增接受了歐洲正規的臨床醫師培訓，臨床技術和能力大大提高，這對他回國以後的工作幫助頗多。
“海外學習，最主要的是開闊了眼界和思維。學習的是方法，而不是單純的技術。”菅鳳增說，“現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這都得益於創新思維的形成。”
在幾年的手術實踐中，菅鳳增還設計了2個小工具，都申請了專利，其中削骨刀已經由廠家在生產，準備拿到海外去推廣。
菅鳳增（右二）在重症監護室查看病人
醫生的道義和責任
見證了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醫療體系和臨床技術，滿懷報國的理想和施展抱負的雄心，面對國內的現狀時，菅鳳增不是沒有心理落差。
在事業初創時期，病人很少，他的壓力也特別大。“作為一名醫生，卻沒有病人，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鳳增回憶起來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現實的，一個海外歸來的外科醫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術，能有什麼前途？跟我一起‘創業’的同事們都在猶豫，我自己也很猶豫。”
從事著國內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經外科專業，菅鳳增也很難得到業界的認可。為了交流學習，他也去參加學術會議，但那時國內還沒有專門的脊柱神經外科專業學術會議，他只能參加骨科的學術會議。
在這些會議上，菅鳳增認識了從事脊髓神經外科的修波——清華大學玉泉醫院主任醫師。兩人都是“形單影隻”，不由得惺惺相惜。
修波說：“在骨科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像是異類，不受重視，我們的發言被安排在最後一天，許多人都去旅遊了，根本沒什麼人聽。”
在凌峰主任和團隊的支持下，菅鳳增堅持了下來，並且做得風生水起，在業界逐漸有了名聲。一些骨科專業的醫生會跟他探討手術的方法；許多病人拿著他發表的學術論文來找他做手術；國內從事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的醫生多起來了，學術會議也開展起來了……
“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專業學術會議。”修波高興地說，“2010年8月，我們在青海西寧召開了第1屆脊柱神經外科大會，今年5月，第2屆會議將在廣西南寧舉辦。我們這個專業已經成氣候了。這其中菅鳳增和他的團隊功不可沒。”
說起菅鳳增的團隊，修波的羨慕之情溢於言表：“菅鳳增的後備梯隊培養得好，接班人素質都很過硬。”
提到自己團隊的骨幹——吳浩和陳贊，菅鳳增很欣慰：“兩個小夥子都在德國學習過，理念新，技術也過硬，現在一般的手術都交給他們了。我早上看了病人寫的評價，都是表揚他們的。”
菅鳳增認真地說：“只要是我會的，我都會讓他們完全掌握。我不相信什麼‘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相反，我認為徒弟成就高，師傅才能進步。”
“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病人的痛苦。一項好的醫療技術推廣開來，會的人多了，才會有創新和提高，才能更好地為病人服務。”菅鳳增動情地說，“為病人解除痛苦是一名醫生最基本的道義和責任。”
一路走來，儘管不斷有誤解和質疑的聲音，但菅鳳增堅持自己的理想，迎難而上。
菅鳳增的兩個希望
病人多起來了，菅鳳增又有了新的壓力。看到許多病人，尤其是外地病人，來北京兩三週都住不了院，菅鳳增心裡很著急：“病人在外面多住1天，就多痛苦1天，多著急1天，還要額外多花1天的錢。1個農民1年的收入也就萬把塊，在北京吃住都很貴，耗不起呀！”
“現在大家都說某某專業北京做得好，某某專業上海做得好，這種情況恰恰顯示了我國現階段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平衡。如果哪一天，說起我們脊柱神經外科專業，都說某某地方醫院做得好，我會很高興，這正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切實的成果。”菅鳳增說，“我們現在開學習班，週末到外地會診、指導手術，都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希望脊柱神經外科的手術技術能在全國儘快推廣開來。”
不單單是臨床技術的推廣，菅鳳增還關注著中國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理論體系的建立。
衛生部要出版一套外科手術教程的光盤，菅鳳增和他的團隊承擔了脊柱神經外科的相關內容。他拿著新出版的《脊柱顯微外科技術系列教程——頸椎間盤顯微切除及植骨融合內固定術》光盤向筆者介紹說：“我們的光盤裡連手術檯怎麼搭都有。能做手術的人很多，關鍵是要規範，要做到位。”
2012年，菅鳳增給自己的團隊制定了1項硬任務——編2本書，1本《脊柱內固定》，1本《神經外科學》。他說：“推廣一個專業，要做好專業的頂層設計和理論體系建設。沒有系統的理論，空口呼籲是沒什麼效果的。”
菅鳳增有兩個希望：
一是希望以後病人們不用都到北京找他，而是在當地就能獲得良好的治療。菅鳳增說：“這完全是可能的，上世紀90年代北京和地方的硬件差別很大，現在這種差距已經縮小，主要是軟件方面的差距，通過人才的培養和技術的培訓，相信這一天不會遠。”
二是要讓中國的脊柱神經外科專業走向世界。菅鳳增信心滿滿地說：“我們的病例很多，這是我們的一大優勢，整理之後多發論文，多參加學術會議，影響會越來越大。”
菅鳳增對未來充滿憧憬：“人總要有理想，社會才會進步。如何把理想融入到現實中，是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菅鳳增，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從事脊柱神經外科的臨床及科研工作。1990年畢業於山東醫科大學，同年至北京醫院神經外科工作，1995年獲醫學碩士學位，1997～2004年師從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副主席——意大利羅馬第一大學神經外科坎託萊（Cantore）教授，從事脊柱及顱底外科的臨床及科研工作，2002年11月獲神經外科專家文憑。2004年回國，2005年創建宣武醫院脊柱神經外科專業組。2008年獲“王忠誠中國神經外科青年醫師獎”。
目前擔任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外科分會脊柱神經外科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脊髓損傷專業委員會委員、國際脊髓損傷協會中國分會委員、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分會脊柱脊髓委員會委員、亞太地區頸椎學會國際執委、亞洲神經脊柱外科學會國際執委和《中華神經外科雜誌》、《中國現代神經疾病雜誌》、《中國腦血管病雜誌》等期刊的編委及審稿專家。
目前擔任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外科分會脊柱神經外科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脊髓損傷專業委員會委員、國際脊髓損傷協會中國分會委員、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分會脊柱脊髓委員會委員、亞太地區頸椎學會國際執委、亞洲神經脊柱外科學會國際執委和《中華神經外科雜誌》、《中國現代神經疾病雜誌》、《中國腦血管病雜誌》等期刊的編委及審稿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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