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勸你們去工作，我勸你們去戰爭。我不勸你們求和平，我勸你們求勝利。將你們的城市建到維蘇威火山腳下。將你們的船隻派往從未探索過的海洋。在與旗鼓相當的敵手的戰爭中生存。只要你們還未能成為統治者和佔有者，那麼你們就去做強盜和征服者。”
這是當時德國著名哲學家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說的一段話。尼采向來一狂熱的思想著稱，他漫天的想象讓他的哲學充滿了意趣，但是這種對於戰爭狂熱的鼓吹也顯示出了他盲目愚昧的一面。
實際上，作為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尼采的著作對於宗教、道德、現代文化、哲學、以及科學等領域提出了廣泛的批判和討論。他的寫作風格獨特，經常使用格言和悖論的技巧。尼采對於後代哲學的發展影響很大，但是他被很多人看作是瘋子，1889年1月在都靈，尼采精神錯亂，送往耶拿大學精神病院。此後他的晚年的一直處在深度的精神煎熬之中。
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尼采的哲學被第三帝國利用，成為法西斯的外衣。強權主義、個性強權論被打造成世界大戰德國政策的指導原則，尼采的哲學被國內外許多學者視為“戰爭哲學”，尼采也就成了“戰爭鼓動者”。而到了新時期，尼采哲學的誤讀又負向演化成了個人主義，與其說這是尼采的爭議，更恰當的應該是對尼采哲學的爭議。
如果說對戰爭的狂熱只是出自尼采一個人的“精神錯亂”，那麼當時大到將軍、政界人物，小到平民百姓，他們心中對戰爭也呈現出一種同樣狂熱的情緒，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了。
當時德軍參謀總長毛奇說：
“人類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過戰爭而揭示和顯露出來的。沒有戰爭，世界將陷入自私自利之中……永久和平是一個夢，並且還不是一個美夢，而戰爭是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戰爭中得到發展的是人類的最高貴的美德，包括勇敢、克己、忠於職責，以及甘冒生命危險的自我犧牲。”
這樣看來，德國民眾在一戰前已經達成了對戰爭普遍的共識，他們鼓譟與美化侵略戰爭，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那麼為什麼德國會形成這種狂熱的戰爭情緒呢？這種情緒最根本的來源是哪裡？
實際上，德國在近代曾是一個長期分裂的國家，普魯士最終能夠完成德國的統一，主要歸根於一個人，那就是俾斯麥。而俾斯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獨特的個性，對德國實現統一的三次王朝戰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俾斯麥驕傲自信，永不服輸的個性早在其年輕時就已凸顯出來，1839年，他向波茨坦當局遞交辭呈時說:“我的抱負是指揮別人，而不是聽人指揮”。這種自信、傲氣和永不服輸的精神在他領導德國統一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850年以來德意志各邦國要求民族統一的呼聲日益強烈，這種呼聲引起了俾斯麥的關注。1862年9月30日，俾斯麥在國會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聲稱要用鐵和血來解決當前的重大問題，並在議會強行通過軍費預算案。他對普魯士完成德意志的統一充滿信心。1863年，丹麥議會通過新憲法，將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兩處屬於德意志邦聯且講德語但又與丹麥問有同盟關係的公國)劃入丹麥版圖，這無疑給了普魯士最好的藉口。俾斯麥很快聯合奧地利對丹麥宣戰。戰爭中他親任軍事指揮，普奧聯軍殺敵勇敢，戰爭很快以普奧的勝利而告終。
俾斯麥生性多疑，狡黠善變，他的這種個性使統一戰爭總是能夠化險為夷，左右逢緣。早在1856年，俾斯麥就提出了確立普魯士在德意志的霸權地位的目標。這項政策實施的關鍵是削弱奧地利並把它從德意志排除出去。因此在對丹麥戰爭時，俾斯麥擔心奧地利會趁機制造事端，削弱普魯士，就把奧地利也拉入戰爭，同時還可以看看奧地利的軍事實力。1864年8月雙方簽訂《加斯泰因協定》:石勒蘇益格劃給普魯士，奧地利則分得了和自已並不相連的荷爾施泰因。這是俾斯麥故意的佈局，是俾斯麥設計的迷魂陣。
俾斯麥處世方式機敏靈活，他超強的人事駕馭能力保證了戰爭進程的順利進行。1863年底，正值德意志與丹麥發生領土糾紛之時，俾斯麥決定先打丹麥，然後再收拾奧地利。為了進行戰爭時不至於腹背受敵，俾斯麥靈活運用外交手腕，不斷化敵為友，奇蹟般地使歐洲各國在適當的時刻保持中立，從而確保了普魯士始終只同一個敵人作戰。在德國統一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步都是按他精心設計的計劃進行的，他超強的人事駕馭能力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例如，在聯合奧地利對丹麥的戰爭結束後，故意讓奧地利對領土分割產生不滿，為以後對臭戰爭留下伏筆。在對奧戰爭取勝之際，他又考慮到日後在對法戰爭中需要有臭地利的友好態度，因此力排高級將領要乘勝進入維也納的意見，與奧簽定了比較寬鬆的和約，則表現了其機敏靈活的處世能力。1867年，德國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這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重要一步，但南德四邦受到法國控制，俾斯麥在統一南德四邦上表現出了足夠的耐心，他的策略是:決不放槍打第一個來聞誘餌的鹿，而是等到群鹿都來才放槍。果然，他在等到西南四個邦國都加入聯邦後，才跟法國交戰。
因此，作為德意志帝國開創者的俾斯麥，他個人狡猾而又精明好戰的特性使得他統治下的帝國慢慢走向了戰爭的深淵，最終失控。
如果說俾斯麥完成了一個好戰帝國基本框架的建立，那麼一戰前後德國民眾和知識分子中的好戰因素則註定了德國戰爭狂魔的性質。
在德國東普魯士，生活著一些不靠農事勞作而過活的人，他們靠的是一種更加危險、更加充滿刺激的方式，那就是戰爭,他們效勞於普魯土邦國的邦主,替他來開疆獵土，博取功名;不必從事一般的勞作，如果沒有戰事，就進行軍事訓練，造就強健的、具有充沛體力和作戰技能的軍人。久而久之，就在普魯士形成了職業軍人的家族。這些家族，依仗與王室的密切關係和握有兵家權柄，其名聲和地位遠在經商、從政等職業的社會地位之上。
大約是在公元19世紀初,普魯士還是由日耳曼民族組成的四百多個邦國中的一個。普魯士國王尤其重視武功征伐，逐漸吞併許多小邦，1815 年，組成“德意志同盟”，日耳曼邦國從360個合併為39個。
戰爭和掠奪成了日耳曼部落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是普通民眾對戰爭的態度，那麼上層知識分子呢？他們之中的代表——尼采，為什麼也會產生這種看似十分不理智的“好戰”思想呢？
一戰後，德國的知識分子將他們思想中的好戰情緒歸結於與英法俄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德國人認為法國的哲學已經昇華為法治和個人權利,也同樣昇華為自私和物質主義,法國大革命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把英國哲學描述為專注於經濟的特徵，為實際問題它忽視了精神事務,這個結果已經滲透到英國人的生活。貿易的崇高導致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和國家的從屬地位”。在一些德國人看來，無論是英國式民主還是法國式民主,都是“建立在物質主義基礎之上,並以犧牲歐洲文化的偉大社群主義傳統為代價,從而使得個人自私的本能佔據了主導地位”。西方國家踐行的是“沒有節制的自由、個人對國家幾乎不可能妥協的自由、通過平等的自由、法國革命式的自由，這種任意無限制自由，是厭倦和內心的自我瓦解。“俄國是一一個亞洲專制落後的野蠻帝國,幾乎沒有道德和權威”。因而，在德國知識界來看,無論是英法的西方式自由還是俄國的專制,都無法適應於具有不同傳統和強烈捍衛秩序與權威的德國。
為了強化意識形態上的優勢,德國知識界精英竭力打造一個與西方原則相對抗的、特殊的德國意識形態,即所謂的“1914年觀念”(或譯為“1914年思想”“1914年精神”)。這種觀念被認為是“‘青年德國人民的新思想',這種思想將取代法國革命的陳舊觀念。自由變成所謂‘德國的自由’‘為集體奉獻’。在這種思想核心中另一個突出的價值就是‘服從”‘履行義務’和‘紀律’。未來將屬於年輕有活力的德國人,這就是1914 年的新原則” 。在德國知識界精英看來，“1914年觀念”“是有自已的尺度”，是“建設性的革命”;而“1789年精神”是任意放縱的、無限制的自由思想。
因此，一戰前後的知識分子基於他們在意識心態方面的道德感，主張對歐洲其他國家進行鐵血統治。這正是當時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所希望看到的，在他充滿鐵腕的政治統治下，在1871年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政體國家。然而容克貴族與資產階級有著相同的經濟利益，他們贊同和支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況且，逐步壯大的無產階級已經對資產階級構成了威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資產階級與容克貴族達成了妥協。他們放棄了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甘願讓容克階級獨佔軍政大權，保留半封建的君主政體和軍閥制度。
由此，德國完成了從上層知識分子、政界人物以及下層百姓好戰思想的形成，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戰爭狂熱病，可惜當時並沒有給德國“看病”的“醫生”，因此德國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兩次戰爭的深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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