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歷史的發展，制度也在不停的完善。儘管宋朝吸取了唐朝的經驗，對有關制度進行很好的改善。到元朝時期，一些制度依然不適合元朝，最後忽必烈不得不大力的整頓與改革一些制度，其中一部分制度是蒙古可汗改善的。忽必烈為了適應元朝的發展，在蒙古可汗改善的基礎上進一步整改。
公元1241年，窩闊臺去世後，在乃馬真後執政與貴族統治時期，朝政錯亂，法度不統一。自此蒙古眾王貴族對漢地增加賦稅，又私自招攬民戶，工匠要求也急劇增加，很多民戶無法承擔繁重的賦役選擇逃亡。比如邢州一帶，在1236年分封給兩位貴族王親的民戶有14000多戶，直到蒙哥初年只有700餘戶。
由此說明蒙哥時期，對王族與貴族的分封非常嚴格，在之前可汗的分封下，進行較為完善的改革。蒙哥對當時的投下（是指諸王、駙馬、勳臣所屬的人戶）進行整頓與改革，對大蒙古國在法度與分封有了很好的歸整，更為弟弟忽必烈開創元朝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話說回來，蒙哥登基後，就對漢地開始大力整頓，讓以往的混亂局面逐步統一起來，前後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登記戶口。為了更清楚的瞭解民戶的具體情況，讓每個民戶都可以登記入冊，以事實情況分封漢地，進而防止諸王與皇族、功臣有作弊之舉。
公共1252年，蒙哥通過登記戶口比公元1235年增加20多萬民戶。雖然通過登記戶口來抑制投下的發展，但蒙哥在位期間仍有大封宗親的現象。前後撥出將近11萬戶給諸王后妃，共計有15人之多，以及將近一萬戶給有功之臣，共計有11人之多。這些諸王后妃以及功臣們，原來是沒有分地分民的，一旦他們得到分地分民，就意味著漢地投下數目的增加。
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基時，諸色佔役者強半，所以，對於整頓與改革投下制度，已經讓忽必烈操手不及。儘管這麼棘手，也必須執行。在忽必烈大力的執行下，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對五戶絲制（五戶絲制是賦稅制度中的一種）進行改革。元朝統治者要求：投下絲料由有司徵收，受封的達官貴人都由中書省把關，也改變了過去徵收州郡的辦法。如每戶絲料22兩4錢，二戶共計絲料2斤12兩8錢。所納絲料二斤由正絲與色絲各一半，此外，每戶將剩餘的6兩4錢積成五戶，且滿二斤為止，付本給投下支用，這叫“二五戶絲”。要是按十分來算的話，納官要七分，投下得三分。這樣改革控制了投下的絲制，進而對投下嚴厲的管控。
二：對民戶的戶籍全面整頓，還發布了許多有關投下的禁令。公元1264年頒佈聖旨：“依著先帝聖旨，諸王、公主、駙馬並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戶計。”到公元1271年，尚書省頒佈《戶口條畫》：對眾投下招收了一部分人戶，都按照民戶登記入籍，再次重申投下不能擅自招人戶。又對投下的匠戶與驅奴等人都做了詳細規定。元朝這些有關投下的禁令，大多都是忽必烈在位時制定的。
三：對於投下封地進行調整。如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亂的有利形勢，在原來漢人管轄區域內，以比較重要的諸王貴族的分地為單位，採取了分設、新立、改置和維持原狀等方式。眾建路州，儘可能使擁有較多封戶的諸王貴族獨佔一路一州，或在該路州占主導地位。通過這樣的調整和變動，使之大致具備了既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徵。
由此可見，忽必烈對投下進行整改，也促使了元朝的經濟發展，以及其他方面的有利之處，進而推動了元朝的整體發展，讓元朝的整體國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當時，忽必烈對五戶絲食邑進行整改後，又將分封制度推廣到江南，還建立了江南戶鈔制。可見，忽必烈是要將投下制度進行到底，以有關投下制度的其他制度也要整改。平定宋後，又規定諸王與駙馬在江南分地的民戶，每戶交納中統鈔5錢，故而稱作“江南戶鈔”，到成宗時，改為交納中統鈔2貫。據《元史》中所記載：江南戶鈔下所記錄分撥的人戶，共有193萬餘戶。忽必烈的整改，對元朝後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元軍下江南之時，所有民戶共累計937萬餘戶，對於封戶所收人戶是總數的五分之一。從分封來看，所佔的數目依然不小，足以說明忽必烈繼續執行投下投下食邑化政策；相對來說規模有所減少。對於五戶改為戶鈔，那也是因為忽必烈定製，在江南根據宋朝舊制而來，秋稅徵糧，或可折鈔，後夏稅徵物，也可折鈔，而未像在北方那樣分派科差，徵收絲料和包銀。
對於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時期基本已經定型，忽必烈的後繼人大體遵循他所制定的有關制度即可。雖然成宗與仁宗時期，先後都有對投下制度進行改革過，但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元朝末年，皇權對投下進行日益減弱，與此同時，依附於皇權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漸走向衰落。
長城君曰：忽必烈前任都有對投下制度的制定，但沒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為了讓元朝實現後續能建康的發展，忽必烈開始對投下制度進行整頓與改革，通過實行一系列的措施，讓投下制度發揮了優勢，讓元朝的經濟逐步昌盛，國力也逐步壯大。元朝後期能有很好的發展，與忽必烈整改投下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從忽必烈的眼光來看，對投下制度的整改是想可持續，還想讓後面的繼承者一直使用下去。
參考文獻：
- 《史天澤家傳》
- 《中堂事記》
- 《元史》
- 《元典章》
- 《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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