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什麼？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好像根本不是“問題”。人們會說，我們每天都和“物”打交道啊，如房子、桌子、杯子、手機等等，這不都是“物”嗎？。再者，從大的方面說，太陽、月亮、山川、河流也是“物”呢。當然，最大的“物”應該是宇宙了。
不錯，人們平時遭遇的大小事物都是“物”，但這是經驗層面的“物”、現象層面的“物”，不是本質、本源層面的“物”。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物的本源是什麼，物的“物性”是什麼？
比如，一棟房子為什麼叫“房子”，一張桌子為什麼叫“桌子”，太陽為什麼是“太陽”？如果這麼一問，估計很多人便不好回答了，甚至感覺有些摸不著頭腦。
因此“何者為物”的問題，雖來自日常生活，但又是非常艱深的哲學問題，一個讓諸多哲學家們苦苦思索的本體論問題。
所謂本體論是指萬事萬物的本源和本質，如前面的問題：房子存在的原因是什麼，房子的”房子性”是什麼？（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房子也有“房子性”）
這個問題絕非不言自明，許多哲學家、科學家為之苦苦探尋；直至今日，物的本源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如人類不斷髮現新的物質粒子）。
從哲學層面說，古希臘的“存在”論哲學即包含此目的。
在英語中，“存在”是個助動詞——“be”；如他是一個男孩（He is a boy）；這裡有一棵樹(Here is a tree)。這些說法都含有“be”動詞。在希臘文中，“存在”的含義近於英語的“be”動詞，“存在論”哲學由此產生：為什麼一個東西“是”存在的？
關於“物”的存在，希臘人有兩種看法：一，純粹的客觀之物不存在，存在之物都和人相關，如高爾吉亞和普羅泰戈拉。二，唯有“物”存在，“無”（“不是”）不存在，“存在”產生知識；“無”是虛空，不產生知識，如巴門尼德（《論自然》，巴門尼德）。
希臘人的看法奠定了西方思想對於“何者為物”的基本立場：“物”的存在論或懷疑主義。“存在”論哲學的代表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盧克萊修等；懷疑主義的代表如尼采、貝克萊、休謨、康德等。
比如古希臘的懷疑主義者：高爾吉亞和普羅提戈拉。
高爾吉亞有一句名言：無“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人們也無法認識；即使可以認識，也無法說出。這種觀點頗為另類，極具顛覆性，否定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可能性。這是西方懷疑主義思想的源頭，許多西方思想家皆從中汲取靈感，如休謨、康德、尼采、福柯。
對於高爾吉亞的說法，人們不能從生活常識層面解讀，否則將會誤讀或歪曲哲學家的本意。
高爾吉亞的意思是，純粹的客觀之物和人的認識存在巨大距離（無論認識或語言），人無法認識外部世界，這是徹底的懷疑主義和取消主義。
高爾吉亞的觀點在西方近代思想界找到了知音，如休謨、康德。
休謨認為，人的感覺經驗不可靠，感覺無法遭遇真實之物；科學因果律源自人的主觀心理聯想，並非客觀知識。
康德認為，人的認識範圍侷限於現象界——由時空直觀構造的“主觀”世界，物自體（客觀之物）超出人類認識範圍，不是認識對象。
比如一堵牆，人的眼睛只能看見眼光中的牆，無法看到獨立客觀的牆——牆本身。換句話說，人總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這是人類認知的侷限性。
休謨、康德的觀點雖不同於高爾吉亞的取消主義，但相對主義精神和高爾吉亞非常接近。
古希臘另一位思想家——普羅泰戈拉的看法同樣有啟發性。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這種觀點很另類，讓人匪夷所思。在許多人看來，假如沒有人的存在，房子、桌子、水杯還不是照樣存在？在人類存在之前，地球早已經存在！
這種反駁很有代表性，因為它符合人們的生活常識，又是唯物主義觀點。
如何正確理解普羅泰戈拉的看法呢？
普羅泰戈拉的本意是，從認識論意義上看，世間萬物的存在以人的存在為先決條件，離開人的存在和人的認識（感性或理性認識），世上無物存在（“是”）。
譬如一張桌子，有人會說，桌子是客觀之物，本來就在那裡，和人的存在無關。但如果細想一下，問題又似乎不是那麼簡單。
比如，一個人如何知道那裡有張桌子呢？（除非他早已知曉）；如果從來沒有人看到那張桌子，又如何確定桌子的存在呢？
再者，如果那個人不再關注桌子，桌子是否持續存在呢？或許桌子已被別人偷偷銷燬了。
這就說明，桌子的存在與人有關，和觀察者有關；離開人的觀察，無法確定桌子的狀態。這也是現代量子力學認識論的基本原則：世上任何知識都和觀察者（人）有關，沒有脫離觀察者而獨立存在的知識。
舉個例子，假如某人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房子有兩個房間——甲房和乙房。如果不親自“看”一下，如何確定客人到底在哪個房間？因為從概率上看，兩種可能性都有——甲房或者乙房。這是客人存在的量子狀態——不確定性。唯有觀察者因素的介入——旁觀者之“看”，才能最終確定客人的存在狀態：要麼在甲房，要麼在乙房，兩者不可能同時並存（這叫量子狀態的“坍塌”）。
再如地球存在的例子。人們會說：地球先於人類存在，和人的存在無關。但在普羅泰戈拉看來，假如沒有人類的認識，人們便無法確定地球的存在。
此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地球先於人類存在，這是“發生學”的事實，不可否認；二，人類唯有通過“認識”才能獲得這一事實，否則無從確定（除非來自神靈或其他智慧的告知，但這是不可能的）。
換句話說，如果拋開人類的“認識”，人們又如何確定“地球先於人類存在”這一事實？據此，普羅泰戈拉才說：就認識層面而言，沒有人的認識，便沒有地球的存在——人的存在與認識是萬物存在的前提條件（類似於康德所說的先驗邏輯條件，非事實條件）。
與上述思想家（帶有唯心主義色彩）不同，另一位希臘思想家巴門尼德則肯定了萬物“存在”的客觀意義及人類認識的可能性。
巴門尼德指出，“物”的“存在”（"be"）提供知識，通向真理；“不存在”（“無”），不產生知識（巴門尼德《論自然》）。這種看法開啟了希臘思想的“存在論”哲學，西方人開始探討宇宙的真理：萬物的本源（本質）是什麼？這是西方本體論哲學的起點。
海德格爾認為，巴門尼德的觀點改變了希臘人的思維方式：從對“有”的懷疑轉向對“有”的肯定，這既是一種歷史進步，也是一個誤區：巴門尼德把“物”的本性界定為某種固定之物——“什麼”。這是西方本質主義思維模式的起點。
巴門尼德的這個“什麼”有很多變體，如柏拉圖的"理念"（ideal）、亞里斯多德的"實體"(subject)、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尼采的“超人意志”、結構主義的“結構”等等。這都屬於本質主義思維模式。
在柏拉圖看來，“物”的本源是理念，理念靜止不動、不生不滅，存在於神的世界；如房子有房子的理念，樹有樹的理念，人有人的理念等等。這是客觀唯心主義觀點。
亞里斯多德認為，物的本體不是理念，而是“個別”（個體），個別即“實體”（subject），實體即本體。如“樹”的本質即包含在某一棵樹裡面；“桌子”的本質即是某個桌子的“基質”（實體）。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理念是“物”的共性，與“物”的個性合而為一，兩者不可分開。這類似於中國古代“體用一源”論思維方式（個性與共性統一、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如宋代朱熹的“理氣一元“論。
無論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他們都把“物”視為獨立自在的東西——某個“什麼”，這個“什麼”要麼是知覺“對象”（亞里斯多德的“實體”），要麼是理性“對象”（柏拉圖的理念）。總之，“物性”是客觀存在的“對象”，居於人外，這是西方“原子”式思維的典型。
所謂“原子”式思維是一種孤立、機械的“對象化”思維：把萬物視為和人無關的客體，對象與人面面相對。“原子”論思維源自希臘思想家德謨克里特，在羅馬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中得到發揮，對西方近代哲學產生重要影響。
西方近代哲學受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影響，崇拜希臘式的原子論思維，把“物”的本性視為某種“廣延”。
“廣延”是個翻譯詞，意謂一個物體所佔的固定物理空間，如房屋周長、桌子長、寬、高。在近代哲學家看來（洛克、愛爾維修、笛卡爾），“廣延”和幾何學、數學有關，代表物體不變的本性——物性；這種“物性”獨立自存，可以測量；於是，“廣延”概念在近代哲學中流行開來。
這種物理、空間意義上的“物性”概念在20世紀後受到質疑和批評，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英國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美國杜威的經驗主義、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這些思想皆批評“物性”的“廣延”概念。
在現代思想家看來，“物性”不是類似原子的客觀對象，而是和人的生命、生活融為一體；這是西方現代哲學的主題之一：批判近代“對象化”思維和“主客二分”模式，主張“物我統一”、“生活和世界統一”。
如柏格森認為，人的生命本質是意志而非理性，人和世界的關係不是認識論而是生命活動；生命意志追求慾望的滿足，而非客觀知識（《創造進化論》，柏格森）。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對懷特海及海德格爾產生直接影響。
懷特海是西方“過程”哲學的代表（其代表作中譯本《過程與實在》），他把世界的存在視為“過程事件”；“過程事件”包含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複雜聯繫；這些聯繫不是“心、物”關係，更非主客對立關係，而是包含一系列發展環節的動態“有機”聯繫。
無論柏格森或懷特海，他們的思想都受到達爾文生命進化論的影響。根據達爾文生命進化論，人作為有機體和周圍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融合；這種關係不是機械或物理關係，而是彼此互動的有機關係。
在西方現代哲學家群體中，海德格爾對傳統“物性”論的批判最為激烈和徹底，最有代表性。
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首先剖析了傳統“物性”論的誤區。
他認為，根據“形式”和“質料”概念（亞里斯多德的觀點）理解“物性”的思路（對象化和主客二分），不著邊際，誤入歧途，難以接近事物的真相。
舉個例子，就人和房子的關係而言，可以分為兩種：一，建築師和房屋的關係；二，居住者和房子的關係。
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兩種關係存在本質的不同：前者屬於“對象化”關係，後者屬於“存在”關係（和物的本性有關）。
比如從建築師角度看，一棟房子有質料和形式：質料是房子的磚瓦水泥，形式是房屋的結構；在他眼中，房子僅僅是一個認識對象（客體），和建築師本人的生活沒有關係。這是“主客二分”認識模式。
對於房子的居住者而言，又是另外一回事：房子的存在意義和他的生活息息相關：房子是他的生活居所，是溫暖的家園；它可以遮風擋雨，可以守護家人共享天倫。比較一下，“房子”的概念和“家”的概念有多大距離！
用存在主義的話說，建築師的認知模式無法接近房屋真理，唯有居住者的生活才能揭示房屋存在的真正意義。這是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區別於胡塞爾現象學的根源所在。
海德格爾存在主義源自胡塞爾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胡塞爾現象學把“意向性”作為事物的本身（意向性指任何意識都包含意識對象）。
海德格爾認為，“意向性”並非事物的真理，事物的真理屬於“生活和世界的統一”、“人和物的統一”。這是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精神。
為了揭示“物”的存在意義，海德格爾引用梵高的名畫《農鞋》作為例證。他說：在這破舊的農鞋裡，迴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穀物豐厚的饋贈，表徵著大地在荒蕪田野裡的朦朧的冬眠。農鞋包含著對面包的可靠性的無悔的思慮，以及那戰勝了貧困的喜悅，等等（《藝術作品的本源》，1935年）。
這段描述飽含感情，生動細膩，濃縮了海德格爾對“物性”感受與理解。在海德格爾看來，“物”不是孤立的“對象”（和人面面相對），不是物質客體（質料和形式的結合），而是世界和生活的“聚集”：
“物”凝聚著人的（海德格爾稱為“此在”）的生活和歷史，凝聚著“此在”和大自然的關係（海德格爾稱為“大地”），凝聚著人的喜怒哀樂。總之，“物”的存在包含著“此在”生活的全部意義。
這種“物我統一”認識模式，已經超越傳統“對象化”思維，讓“物性”迴歸人的生活，迴歸人和自然界的關係（包含自然倫理），這是海德格爾“物性”論思想的深刻之處。
從跨文化角度看，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受到中國道家哲學深刻影響，他的“物性”論思想和道家哲學有相通之處。
自希臘巴門尼德後，西方人已經忘掉對“無”的思考（海德格爾語）。海德格爾認為，“存在”和“無”密切相關，“存在”生於“虛無”（包括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這種思想和道家哲學的“無中生有”論同出一途。
老子在《道德經》中分析了“物性”的本質。老子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道德經》第十一章）。
這段話的大意是，輻條當中有中空，才產生車子的用途；器具中間有虛空，才有器具的作用；房屋門窗四壁內存在空間，才有房屋的作用；“有”給人便利，“無”是根本。老子還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德經》第四十章）。
老子哲學闡明一個深刻道理，“物”的本性有時不是來自“有”，而是來自“無”；有時候“無”比“有”更根本，更接近事物的本性。
比如一個水杯，請思考下面的問題：一個水杯為什麼叫“水杯”呢？這個水杯的“杯子性”是什麼呢（杯子的本質）？此問題只有運用老子哲學才能解釋清楚：
一個杯子之所以叫“水杯”主要不在於杯子的顏色、形狀等外部“可見”因素（杯子的“有”），而在於杯子的用途——杯子可以盛水，這才是水杯的真正本質（水杯存在的意義）；假如一個杯子不能盛水，它還叫“水杯”嗎？
再想一下，杯子盛水的“本質”從何而來？難道不是來自杯子中間的“虛空”嗎？這個“虛空”構成了水杯的“無”。
換言之，因為杯子中間有虛空（“無”），杯子才可以盛水，才能實現杯子的功能（也是杯子的本質——“杯子性”）。用老子的話說，這叫無中生有。從此意義上說，杯子的“無”比杯子的“有”更根本，更接近杯子的本性。
老子的“物性”論哲學可用一句話概括：事物存在的意義來自“虛無”——無中生有。這種思想啟發和影響了海德格爾（包括薩特）。
海德格爾認為，“物”不是現成的物質、客體（如杯子的“有”），“物”的周圍是虛空（如杯子的”無”），這個“虛空”的意義來自“此在”（個體存在），來自人的生活、歷史和生命體驗。“此在”的生活千差萬別（個體差異性），“物”的意義才變化不定，沒有固定本質（存在先於本質）。這是海德格爾“存在”論思想的基本宗旨：“物‘的意義和人（”此在”）有關。
總之，“何者為物”的問題來自日常生活，但又是一個艱深晦澀的哲學問題；為探尋此問題的秘密，西方許多學者殫精竭慮，耗費不少腦筋。直至現代海德格爾，“物性”才回歸生活，迴歸人的世界，這是一種重要的進步。隨著人類認識方式的不斷更新，世間萬物的秘密將會更多地被揭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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