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很多人都會被懸掛於門前正上方的那塊由徐悲鴻題寫的“人類博物館”匾額所吸引，想必也有很多人會猜測徐悲鴻與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之間的究竟有何關係。其實，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徐悲鴻與創建了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林惠祥先生之間的關係。林惠祥與徐悲鴻，一位是中國人類學的開拓者，一位是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人。也許很多人都曾聽說或知曉這兩人，卻鮮有人知道這兩人曾是患難與共的摯友，也鮮有人瞭解他們相識相知的過程。
林惠祥，中國知名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民俗學家，國內系統研究臺灣高山族的第一人。林惠祥是廈門大學第一屆畢業生，而且是文科畢業生中的第一人。畢業後的林惠祥又於1927年考取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獲得人類學碩士學位。林惠祥畢生從事人類學研究，曾多次冒險進入日本侵佔下的臺灣從事高山族的調查和研究。1938年元月，林惠祥前往新加坡參加遠東史前學家第三屆國際學術會議。1939年冬，林惠祥經人推薦擔任馬來西亞檳榔嶼鍾靈中學校長。同年，徐悲鴻到新加坡舉辦籌賑畫展，林惠祥撰文宣傳，予以支持，因而兩人得以相識。為支援祖國抗日戰爭，林惠祥帶頭將自己在鍾靈中學任教的第一個月薪水全部捐獻，並且號召同學和周圍人士一起捐款，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與此同時，林惠祥向徐悲鴻索畫作為“寒衣捐”的獎品，徐悲鴻同樣盡力支持，因而捐獻成績顯著。也正是在幾次籌賑過程中，林惠祥與徐悲鴻成了莫逆之交。然而，因為籌賑事宜和保護愛國進步學生，林惠祥隨後被鍾靈學校開除了教職，國破之恨與身世的曲折在此時更加激發了林惠祥強烈的民族氣節與愛國精神。對於那段艱難的日子，林惠祥曾在自傳中寫到，“在南洋淪陷期間，更堅守我之本意，不因日本之勝利而攀附為日籍，以取得勢力富厚；反以我國之被侵略而願與華僑同受危險與苦病。”徐悲鴻對林惠祥崇高的民族氣節甚為敬佩，曾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條幅以贈之。
1940年九月初九日重陽節，林惠祥、徐悲鴻等文化人在南洋富商陳延謙的芷園中聚會，吟詩抒懷。林惠祥作《重陽日延謙先生芷園雅集感賦》一詩。詩云：“佳節重陽客裡過，歸途何處奈風波。情牽老菊家園瘁，目斷哀鴻故國多。填海未窮精衛石，迴天佇看魯陽戈。飄零幸預群賢末，暫釋牢愁且放歌。”詩中充滿了對故國的懷戀，對抗戰的必勝信念，以及與徐悲鴻等人的真摯情誼。徐悲鴻當即稱頸聯為警句。林惠祥遂在詩稿中將這兩句加以圈點，註明“為徐（即徐悲鴻）先生所贊”。接著，徐悲鴻又將頸聯“填海未窮精衛石，迴天佇看魯陽戈”書一條幅贈予林惠祥，該條幅現在還珍藏在林惠祥家眷處。
1940年春，徐悲鴻應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之邀，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11月，他離開印度，再次到新加坡，先後在吉隆坡、檳榔嶼、怡保三個城市舉辦畫展，以其收入來救濟祖國難民。是時，正在檳榔嶼的林惠祥也在積極組織賑濟活動，他對徐悲鴻的義舉甚為敬佩，遂賦一詩《贈徐悲鴻先生》：“名下如君信如真，慚無好句為敷陳。傳神不賴毫添額，寫實偏能意出塵。彩筆有情哀國土，丹青和淚醒斯民。天南島樹蒼蒼裡，爭看田橫五百人。”《田橫五百人》是徐悲鴻的代表作之一，取材於《史記•田儋別傳》，意在激勵中國人民的鬥志，甚為華僑所讚賞，故詩中有“爭看田橫五百人”之句。
1947年，林惠祥回廈門大學任教，繼續深入進行人類學研究。1951年，林惠祥將自己畢生蒐集的文物圖書數千件全部無條件地贈送給廈門大學，並建議設立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在1949年的一份建議書中，林惠祥曾寫道：“提議人因多年教授人類學的經驗，深感有這種需要，自十餘年前即有志倡辦人類博物館，曾自費蒐羅標本……本人因目見當時私立廈門大學經費困難，打算略具規模獻於國家。不意因日寇侵略，攜帶其大部分逃亡南洋，在南洋續有增加……如廈門大學設立人類博物館，願意貢獻為基礎。”時任廈門大學校長的王亞南欣然接受了林惠祥的建議，並呈報上級有關部門，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人類博物館。1953年3月16日，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正式開放，對外展出。是年元月，徐悲鴻聞悉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即將成立，特書“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贈該館紀念。後來，他又給林惠祥寄去其所題寫的“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館名墨寶及一幅《白雄雞》圖。開館是日，林惠祥曾寫下《徐悲鴻贈所作中畫“白雄雞”》手記一則，末段雲：“（徐悲鴻）先生聞本館成立訊，立即從病榻起來寄此畫贈送，併為本館題寫館名，志此道謝。”開館後，徐悲鴻又陸續給該館贈送《八十七神仙卷》古畫臨摹珍品、《五蟹圖》（齊白石畫，徐悲鴻題）、《八哥圖》及一幅行書，現在這些墨寶仍然是該館的珍貴藏品。
1953年，徐悲鴻不幸在北京病逝。林惠祥聞訊之後，異常悲痛，並不時懷念他倆的這一段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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