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方可知名校何以为名校。王世杰先生因何在墓碑上舍弃教育院长、“中研院”院长诸多政职，仅仅保留了“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这一句？
而《珞珈筑记》将带你穿过历史的河流，走进这个百年名校，与你分享珞珈山背后名人名家的故事。带你了解从前国立武汉大学的诞生再到这一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所折射出的建筑文化意涵和时代思潮。
珞珈不仅一座山
本文原载自《中华读书报》
文丨杨河源
中国大学校园中，如未名湖之于北大，岳麓书院之于湖大，康乐园之于中大，差差可为代言。但像珞珈山之于武大，甚且就是学校别名的，我还想不出第二家来。老斋舍那依山而立、中西合璧（当然也可以说不中不西）的建筑群落，带给观者的第一视觉冲击力，可称震撼，历久难忘。即使不在闻名遐迩的樱花季造访武大，游客也会登上老斋舍平顶，倚靠舍边、天井边的钢筋水泥女墙，以老斋舍歇山顶跨街门楼为近景、以丛林蓊郁的珞珈山为远景，或者换一个角度，以八角歇山绿色琉璃瓦顶的老图书馆或左右两翼的文学院、法学院雕甍飞檐为背景，留下几帧照片以为纪念。
34年前，入读武大之初，荷塘三岔路边，有道带覆顶的玻璃橱窗，类似后来城市习见的阅报栏，其中有简略的校史展览。最前一位校长，名讳是王世杰，只有生卒年月和长校时间，其他阙如。王世杰何许人也？我很是纳闷。
《珞珈筑记》这一基于作者博士论文而改写的珞珈山武大建校史，能部分回答我的疑问。王世杰校长率领下的建校元老们，择地选人，四处化缘，在东湖边上没有公共交通的荒山野岭中，胼手砥足，筚路蓝缕，“使得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从胡适口中的‘最不行’‘没有教育可说’，短短几年就变成了‘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城市高楼群包围中的今日武大校园，稍远处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几乎被高楼遮挡隐没。《珞珈筑记》作者摄于2018年5月
这“确实可谓振衰起敝，脱胎换骨”的事业，背后是说不尽的艰辛。《筑记》用了一章的篇幅，记述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经费的来源和支出，特别点题——惨淡经营：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的收支情况与筹款困境。在抗战西迁乐山前，1929-1938八年多的营建期间，宁汉分裂，政治动荡，当时的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所承担的建筑设备费各75万，汉口市政府资助理学院建筑设备费17万元，占到总建校费用接近49%；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美庚款）资助的建筑设备费共33万，占实到总额的近10%。而当时的“国企”如平汉铁路管理局所承诺的技术合作协议补助款，往往就口惠而实不至了，即使最高权力介入，承诺款项再四迁延不说，实到也大打折扣。连月拨4000元的戋戋之数，都要大费周章，王校长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况，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忽然“飞来”不期而至的黎氏兄弟10万元、占实到总额近3%的巨款，令等米下锅的建校元老们如何欣喜，不难悬想。
我就读的1980年代，在跟校园总体建筑造型、弧线、立面、色彩上有呼应的体育馆西南侧小路边，无意瞥见一方小小石碑，绿漆端楷“宋卿体育馆”几个小字，很不显眼。我问过好几位同学，没人留意到那块小碑，知道宋卿是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的字，感念黎黄陂哲嗣遵先翁遗愿而慨然捐赠的，当然就更加稀少。
我直接接触武大，是迎新那天，乘坐学校接新的解放敞篷大卡。卡车从武珞路街道口左拐珞珈山路，路口一座四柱三门棂星门式冲天牌坊，牌坊正面左行楷体“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大字。汽车继续行进，两边建筑高低错落，甚不规整，怕都不止十分钟呢，又过一牌坊，又在两排茂盛的悬铃木夹峙中，行走了好一会，才到宋卿体育馆前的接新分派点。后来知道，街道口那座牌坊上的校名，是蒋介石手笔。校徽上毛泽东主席题字、校报报头李达校长的题名，加上蒋介石手书，武大校名主要就有三种字体。
拉长历史浚远源流，吾国似乎很是寻常，敝母校不仅未能免俗，甚且可归入始作俑者之列。譬如我入校之前的1983年，武大70周年校庆，我离校之后的1993年，武大上溯1893年张南皮督鄂所建之自强学堂为始祖，欢庆“百年”华诞。如此大背景之下，我当然以小人之心，猜测蒋公手书不过也是武大口传历史，拉虎皮做大旗的故伎。《筑记》分梳了“国民党永远的‘蒋总裁’”诞生在武大的经过缘由，开列的《七七事变前参观珞珈山校园部分知名人士及团体一览表》中，蒋（或偕夫人）1932—1935数年间到访珞珈山，就达5次之多。而1938这一年，蒋更是“频繁和长时间地前来珞珈山居住”。由蒋日记辑成的游记中，蒋氏夫妇在珞珈山的活动，从2月到10月，就有6次。也许，武大是除蒋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外，光顾最多、逗留最久的大学。最高权力对风景的觊觎，未必皆为武大之福，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先生聘请的新校舍总设计师美国人开尔斯所主持的珞珈山校园选址、总体规划以及主要校舍建筑“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成功。
校友往往具母校情结。曲笔或溢美，在所难免。作为武大校友，刘文祥博士的《筑记》，却能超越情感，对珞珈山建校元老们缺乏规划经验、严重低估建校资金，购地纠纷预案不足，一期工程部分建筑功能失调、采光不便等等直率批评，也照录不讳。如此直笔，不仅没有削弱整部作品的力量，更加让人感佩先贤们探索的艰难与从善的勇毅。珞珈山武大之于东湖景观建设，珞珈山校园之于武汉地区大学建筑风格，武大之于中国现代教育，武大建筑与中山陵的承继关系，武大湖光山色与总设计师开尔斯先生母校威斯康星大学校园湖泊的隐秘关联，《筑记》都有生动的叙述。任何关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人，都会受到启发，远不止珞珈山子弟凝然动容。
任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时的王世杰。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五级毕业纪念刊》，1936。
珞珈山武大，无疑是王世杰先生殚精竭虑的得意之作，因而他遗嘱子女，墓碑上舍弃他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中研院”院长等诸多政职，只需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自撰墓志铭中，无意美国总统的衔头，而着意于“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人”这一身份。王先生此举跟杰斐逊同调，不让杰氏专美于前了。只是，他欲将平生收藏的图书文物捐赠武大的遗愿，到底没有实现。据说垂危之顷，先生吟诵的是苏东坡的一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文本转载自2019年07月10日《中华读书报》第16版）
转载自2019年07月10日《中华读书报》第16版
《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著者：刘文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事物。它的诞生既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也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本书以大学存在的空间场域——校园为研究对象和切入口，是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的一项个案研究新成果。全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揭示了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过程，还原了其间各方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建校先驱为新校园诞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该书又将珞珈山校园的诞生，置于近代中西建筑文化激荡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了这一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所折射出的建筑文化意涵和时代思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及建筑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义。
-END-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1462次推送
閱讀更多 廣西師大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