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5年11月，越王勾践率领大军攻入吴国，将其都城团团围住，展开了灭吴最后一战。
在千里之外的晋国，正卿赵无恤一听说这消息，就命下人减损饮食。赵无恤之父赵鞅前一年去世，按周时居丧之礼，赵无恤已经降低过一次饮食标准。现在又让减损饮食，赵氏家臣楚隆有些不明白了：“三年居丧之礼，已经是哀悼亲人的最高礼节。现在主公又降低饮食，恐怕是别有原因吧？”
赵无恤平静地答道：“黄池会盟时，先主与吴王有盟誓，称：‘同好共恶’。现在越国围攻吴国，我身为嗣子当然想去救援，可这却非晋国之力所能达成，所以我才降低饮食标准，略表心意。”
听了这话，楚隆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能把您这份心意让吴王知道，那又如何？”
听楚隆这么说，赵无恤也有些小欣喜：“能办到吗？”
楚隆坚定地答道：“下臣请尝试一下！”
于是，赵无恤便派楚隆前往吴国出使。
到达吴国之后，楚隆进越军营地，拜访了越王勾践，对他说：“吴人多次侵犯列国，听说君王率军讨伐，诸夏之人无不欢喜万分；敝国生恐君王心愿不能达成，所以特意派下臣来探视吴国情况。”长期以来，为孤立吴国，勾践就对曾经的霸主晋国百般讨好；得知了楚隆来意，也不为难他，放他进了吴都。
一见到吴王夫差，楚隆就将赵无恤的心意当面转达了：“寡君老臣无恤派下属前来为他的不恭谢罪：黄池之会时，先父有幸参加盟会，说‘同好共恶’。现在君王有难，无恤不敢怕辛劳，可晋国国力却无法前来救援，所以谨派下属前来向您报告。”
到了今天，夫差早就不指望谁能来救吴国了。不过，绝境之中赵无恤竟然还派使者前来致意，虽然不是救兵，但总算是一场人情。夫差有些感动，对着楚隆下拜、行稽首礼后答道：“寡人不才，不能侍奉越国，而让大夫担忧，谨拜谢他的命令！”然后，夫差赐给楚隆一小筐珍珠，让他转送给赵无恤。
就在楚隆转身离开之时，夫差突然又问起一人：“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史黯为何能成为君子？”
楚隆听了，恭恭敬敬地答道：“史黯做官，不为人厌恶；辞官后，又没人能毁谤他。”
夫差听了，感慨万分：“这真是恰如其分啊！”
身陷绝境中的夫差却念念不忘史黯——这个史黯究竟是何许人也？竟然有这么大魅力？
史黯即史墨，是晋国大夫，为赵氏史官。
公元前510年夏，吴王阖闾率兵伐越。当史墨听说此事时，立刻就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不到四十年，越国就要吞并吴国了！现在岁星正处越国，吴国却去讨伐，必然会遭受灾祸！”如今三十六年过去，吴国被越人围得水泄不通，果然是报应来了！
这种依据岁星运行轨迹来预测国家兴亡的方式，在《左传》中经常可见。但其实近乎于巫术，根本就不可信。《左传》记载下的多数事例，都不过是当时史官为提高自身权威性，采取“先打枪，后画圈”方式刻意制造出来的流言。正如贤人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弥”——人在地上，怎么可能深入了解上天的规律？
不管史墨当初是否真作出了这一预测，但这一故事却在三十六年后传到了夫差耳中。现在吴国正陷入绝境之中，这难道不是当年父亲不守天时强行伐越的后果？正因如此，处在绝境中夫差才突然想到了史墨——如果史墨能在吴国出仕，我夫差何以至此？
夫差对史墨如此念念不忘，足见他对于史墨这种近乎于神的史官，还是极为敬重的。
可从今人角度来看，以木星运行轨迹来预测吴国兴亡，猜对了也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如果史墨是凭借此术而名扬天下，那他也不过是位神巫罢了。
不过，真实的史墨究竟是何等人物？他真是位近似于巫的神算子吗？
就在史墨预测越国将吞并吴国这年，鲁昭公在晋国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去世了。
八年前被“三桓”赶出鲁国后，鲁昭公就一直在外流浪。八年来，鲁昭公尽全力想借诸侯之力讨伐“三桓”，但却始终未能成功。
赵鞅亲眼看到了鲁昭公四处求助无门、郁郁而终的全过程，也颇为感慨。于是，他问史墨：“季氏将其国君赶出国，可鲁国民众却都顺服于他，诸侯也站在他一边，连国君死在国外都没人向他问罪，这是怎么回事？”
史墨听了，说出一番颇为独到的见解：“天生季氏以辅佐鲁侯，已来日长久了。鲁国民众顺服于季氏，不是很正常吗？鲁国国君世代安逸放纵，季氏则世代勤于国事，鲁国民众早就忘记国君了。即便国君死在国外，谁又会可怜他？社稷不会由某家私有，君、臣地位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就是如此。虞、夏、商之后，在今天却成为庶人，这是主公您知道的事情。当年季友是文姜爱子、鲁庄公四弟，有大功于鲁国，受封费邑而成为上卿；季文子、季武子之时，世代都增加家业，不曾废弃旧有功绩。鲁文公去世后，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国国君从此丧失了国政，权力落入季氏手中；到这任鲁君之时，已有四代国君了。民众都不知其国君，国君还怎么能掌控鲁国？”
自鲁庄公死后，鲁国国君就被边缘化多年；公元前562年及公元前538年“三桓”两次私分公室，彻底斩断了国君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让鲁国民众都习惯性地“不知其君”，鲁昭公还怎么能得到民众拥戴？所以，即便是鲁昭公死在国外，鲁国民众依然安之若素。
为此，史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点，来警醒赵鞅：“所以做国君，对‘器’与‘名’一定要慎重，绝对不可假手于人！”在“忠君”思想还深入人心的时代，史墨的这一论断，可谓是石破天惊！
能将历史的成败看得如此透彻，足见史墨并非神算子那么简单。
除了熟读历史，史墨对赵氏的忠心也非常人所能及。
一次，赵鞅将前往国君园囿中田猎，被史墨知道了。于是，史墨牵着一条狗，提前等在园囿大门之外。当赵鞅率田猎队伍来到园囿时，刚好看到了史黯，就问道：“你来这干嘛？”史墨答道：“我得到了这条猎犬，想到这园囿中试试它的本事！”赵鞅听了，大不高兴，质问道：“那你为何不事先禀报我呢？”——想参与打猎，没问题；可作为下属，总得先告知主公吧？
这时，史黯却正容答道：“主公出行，下臣不随从，那是违礼之举。现在您到国君园囿中打猎，可主管园囿的官员却不知情，那么小臣又岂敢劳烦值日官来通告您呢？”
赵鞅时代，晋国国君已失去了国政的话语权，卿族权势越来越大，卿士们在内心里早就对国君不以为然了。这次打猎，赵鞅就没有事先向国君园囿官通告。在赵鞅看来，私自进入国君园囿打猎，算不上什么大事。
虽然史墨深知“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但当前晋国显然还没到改换门庭的地步。赵鞅如此无礼，必然会给他人以口实，借以打击赵氏。所以，为避免事态恶化，史墨才特意前来阻止他。
听了史墨这番话，赵鞅脸一红，马上就打道回府了。但显然，赵鞅并未接受教训。
后来，因为赵鞅私杀族人邯郸午，引发了晋国六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大混战。不向国君请示私杀晋国大夫，这原本是赵鞅之罪；但关键时刻范氏与中行氏出了昏招，居然率兵前往攻打晋定公，招来了晋人的集体攻击。八年后，范氏与中行氏彻底战败，被逐出了晋国。
眼见胜利在望，赵鞅却突然想起一事：“我希望能得到范氏、中行氏门下的良臣。”范氏、中行氏虽然战败，可他们手下还是有不少人才。能笼络到这些人才，就会极大地增强赵氏实力。
史墨在一旁听了，却问了一句：“您得到他们又能怎样？”
一时间，赵鞅有些错愕，答道：“良臣，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这时，史墨又说出一番话，让赵鞅不得不服气：“下臣以为他们算不上良臣，所以才问这话。侍奉主君，要劝谏其过失而赞赏其善行。主君能听谏则出仕，不能听谏则辞官。如今范氏、中行氏之臣不能匡正主君，才使二氏陷入了灾难之中。主君出逃，却抛弃主君来跟随您，那么他们的贤良又体现在哪？如果是真良臣，就会积极为主君谋划经营，让他们在国外重新崛起，一直侍奉到主君过世；可这样他们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跟随您？如果来了，那就绝对不是良臣！”
听了这番话，赵鞅哑口无言，叹服道：“说得好！我确实说错话了。”
在史墨眼里，所谓的“良臣”首先应该是能尽忠，不能尽忠之人，就谈不上“良臣”。这一观点，其实司马光说得更明白：“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所以失人也。”在史墨与司马光眼中，德才兼备才能称得上是贤臣；光有才而无德，就不能称之为贤臣。
可赵鞅用人，却更为实际：只要有一技之长，即便是德行有亏，他也敢用。阳虎差点窃取了鲁国国政，他人都畏之如虎，可赵鞅却敢重用他。后来在赵鞅手下，阳虎作出了许多贡献。在平定范氏、中行氏叛乱的过程中，赵鞅就启用了范氏家臣公孙尨（lóng）。在铁之战中，公孙尨还为赵氏立下了大功。
因此，赵鞅虽然表面上叹服于史墨的“贤良”标准，但用人时依然是采取了更加实用主义的做法：量才而用。
史墨对历史、人才有独到见解，也忠心于赵氏，以德辅主，堪称君子。可赵鞅对史墨虽然相当看重，但绝非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史墨劝谏赵鞅不要私自田猎之时，赵鞅的态度更显得有些居高临下。由此可见，夫差身陷绝境之时依然念念不忘的君子，在赵鞅手下不过是位普通谋臣。
为什么夫差与赵鞅两人对史墨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屡有忠言，而且能神准预测事态发展的史墨，应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什么却得不到赵鞅的格外敬重？
实际上，两人这种态度差异的根源，正在于“距离产生了美”：夫差与史墨接触得少，听到的都是他近乎于神的预言；赵鞅常年累月与史墨相处，知道他星象预言之术准确率其实并不高，反倒是他的一些独到见解更为可贵。
当年，郑国“神相”裨灶根据星象之术，也准确地作出了多次预言。可郑国正卿子产却批评道：“上天的规律距离我们太远，人间的规律距离我们却近。人无法上天，怎能知道天上事？裨灶哪能知道上天的规律？这个人说了太多预言的话，偶尔说中那么一两次不很正常吗？”裨灶如此，与他同持一术的史墨又岂能例外？
所以，正是史墨的星象预言术，降低了他在赵鞅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位对历史有独到见解的史官，这才是史墨最令人惋惜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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