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学术志向：乱世存学，体用兼备，归于正统
探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者，大多提及其：“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然而这句话需要结合钱穆的整体思想来看待，单独提出来很容易把读者的思维引入歧途。
钱穆手影
钱穆在北京大学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编讲义时，梁启超已经去世了，但梁氏书在当时学术界和学生群体中流传很广，青年学生们可以到校外“安东市场”，淘来盗版印刷品，来和钱穆所将课程参照来看。所以基于讲义基础上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势必有匡正时下学风，矫梁氏书之弊的意图。
梁启超所讲“理学反动说”，讲清代学术看作反理学而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无头无尾，没有一个体统”。钱穆讲：“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不存在别于宋明理学之外的清代学术的概念，然而清社虽去，但学术却走不出传统，这在钱穆看来，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时代的发展。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说：“言学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辩心术，覆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
由此可见，学界关于清代学术史的概念受固有成见的影响太深了，而忘记了传统学术本质就在人伦政事，而非躲在故纸堆中逃避现实。
钱穆
五四之后、学术与时局：钱穆不喜被人目为新儒家
五四运动以后，学界又在胡适的号召下开始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名义上以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传统文献，事实上又有落入乾嘉考据的窠臼之中的征兆，而钱穆对于当时的社会局势的看法则是：
“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国难当头之际，如果学术走入为了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学用两端，至人伦政事于不顾，民族不亡也亡了。
钱穆早年在北大授课
所以说，单纯的说钱穆是服膺于宋明理学，而大唱“汉学导源于宋”的新儒家旨趣是值得商榷的。钱穆本人也十分抵触别人将他目为新儒家，韩复智回忆道：
“有人来素书楼告诉宾四外界有年轻学人写文章把他归为新儒家，宾四先生听后，大不以为然”。
余英时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也表达了钱穆与新儒家的看法。
钱穆像
基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本撰写的纷乱社会背景分析，钱穆提倡“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的传统学问，而这种传统又体现于宋明理学精神之中。钱穆说：“宋学精神，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异者也”，这种精神在政教，在体用，而不在科场，也不在山林隐士之中。
这种精神有两要点“一曰 ‘革新政令’，二曰 ‘创通经义’”，在政治上有一种 “以天下兴衰为己任的真精神”。在学术上是一种求实致用创通精神，这在当时学术环境下，则是更需要提倡的学用兼及的精神。
钱穆在台湾素书楼府邸
钱穆：梁启超的学术史漏洞百出，恐误人子弟
钱穆一反梁启超、胡适视清代学术为反理学而来的学术观点。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表达了汉学导源于宋学，理学发展伴随清代学术的发展全程的观点，甚至晚年回忆梁启超是还在讲梁启超的一辈子时间都花在了政治上，花在了启蒙运动上，他并没有常年的读书积累知识来写作，只是要把人民当作蒙童，需要启蒙，讲些与学术全无关系的瞎话流传到学术界。
钱穆在北大课堂授课
但钱穆仍然认为梁氏书虽漏洞百出，但至少可以让人明白清代学术都有哪些人哪些书，至少知道“清朝初年的人并不都讲宋学，大部分人讲宋学，讲朱子，讲阳明，至少这一点是不的”。
钱穆认为到了乾嘉时代以后，梁启超的知识便不够用了，有人讲《尚书》，有人讲《诗经》，有人讲《春秋》，梁启超因为不曾大量深入阅读，而不能判断谁的书好，谁的书不好，谁和谁的观点相传袭，“所以他第一步写了许多清朝初年的思想家，第二步便无法写，只能列举清朝人讲经学的材料，这样不能算学术史”
钱穆在台湾素书楼前
钱穆意在表明自己所开学术史课程，所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真的学术史，是大量阅读材料后的学术总结而非启蒙读物。本着乱世存学的精神，以防止“以讹传讹”的伪学术误导后进学人才来写一本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影
基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本的分析：学术以权势为转移
研究钱穆学术思想的学者，大部分都企图把他塑造成为宋明理学的卫道士形象，侯宏唐说钱穆一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对宋学做了现代化诠释；陈勇认为钱穆推崇学，“推崇宋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成为了钱穆治清代学术的意旨所在”，同时认为钱穆在评价清代学人时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心系天下的宋学精神的标准。
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能够在钱穆的一生的学术思想框架下来看待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比如郭齐勇、汪学群就认为“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集中在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关系，以及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流变上”，何晓明认为钱穆的“学术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些观点似乎更能把握钱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要点，但尚有可作补充之处。
钱穆书影
钱穆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一直都暗含着“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思路”，这种观点的最早提出在1928年编撰的《国学概论》一书中，而1937年编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充分消化了这一观点，并充分体现在了文本编写的结构上。
在钱穆的看来，学术的发展随着时代大势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发展史上也同样适用，所以他不认为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之间存在着“反动说”，而是认为“大凡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在前一个时代中可以找到它存在之迹象，同时也不可能在后一个时代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学术是以时代为承载体，前后连贯，在继承中变化以适应时代，又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
钱穆与夫人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中评论清初学者精神气质说“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 ，这表明清初时期学者历经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后，其学术气质集中于经世致用，“颇欲挽王学流弊”，这与明末清初学者反思社稷覆灭的原因有关，故国倾覆，学者的心思气力全在实学，实行之中。
钱穆在第二章论黄宗羲、陈确、潘平格、吕留良以及论述顾炎武等清初学者时，考证其制行、其才学，则可看出他们都有起兵反清，事败后入山著书的经历，可见清初学术相对于明代理学末流而发生转变。到了乾嘉时代，钱穆认为：“满清最狡猾，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深浅高下不一，而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贱人才”，学术发展遇到了政治压迫而被迫发生转变，学风又与清初时期迥然相异。
钱穆晚年在台湾
钱穆通过轶事和小传的方式对阎若璩的考证及其制行，毛奇龄才高行卑的侧面铺陈，反映了乾嘉时代学者“意气精神竟全不同”的现实。如钱穆所说：
“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舍实行而言实学……..盖清初诸儒尚的东林遗风之一二，康雍以往，极于乾嘉，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若渺不相涉”。
钱穆的这种观点在其早年的文章《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表述的更为贴切：他说
“乾嘉时代的清儒，亦没有大气魄人来领导此学术之变，而他们内心深处并不是要变，只是外面环境逼得你走委屈路”，道咸以下，时代风气又迎来巨变，“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起而变之者，继以论风俗，极于正学术”。
钱穆照片
今文学思潮乘风而起，学者论政风气自龚自珍开始，这在钱穆看来是“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同样具有宋人学术规模。学术随着政权的衰微，局势的发展而又变了一番模样。直到清末民初，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特点仍存在，钱穆对当时的学术变迁的评价道“
今日者，清社虽屋，历阶未去，言政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之士习日汀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昔坏。言学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辩心术，覆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学术随世俗时运为转移的特点不言自明。
钱穆手影
从钱穆到余英时：师徒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钱穆对于汉宋之争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尊宋平汉”这一点上，汉宋之争同样也是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的体现。清初学人本没有汉宋门户的观念，“言汉学渊源者，必诉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一世魁儒耆硕，莫不侵聩于宋学”清初学者治学，虽然各有偏倚，但能够做到取长补短，斟酌调停，这“与争门户之途不同”。
钱穆像
到了乾隆时代，开四库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号召，考据学大盛，“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高下浅深以为判”。这又是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例证，一些学者研究钱穆，大多在这里论证钱穆好以“宋学精神评衡清儒”，抑或说为以宋学精神为评判清代学术的标准，而忽略了权势与风气对于学术的影响，殊不知此处亦有可商榷之处。
乾嘉之后，“道咸以下，汉宋兼采之说渐盛，亦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这一时期，清政正处腐坏动荡之际，西学在列强的枪炮政策下裹挟而来，引起了政界、学界的巨大动荡，今文学“趁风气，趋时局”，“援西学说经”，又“援经论政”，学术风气较乾嘉又是一变，对于道咸以来的学风变化，钱穆曾在《国学概论》中说：
“今日世变日亟，国难方殷，则又一学术将变之候也……至于融通汇合，发扬光大，以蔚成一时代之学风，则正有俟于今后之努力，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迹，与夫可镜可鉴之资，则昭然聚在，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继自今发皇蹈历，发荆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熄，则吾民族不亡。”
钱穆晚年写作
这段话表明了钱穆至迟在1928年便形成了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观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案体”编写体例表明该书主要在辨明学术源流。所以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观点并没有作为一个内容明确书写在文本之中，但却可以作为一条学术发展的线索贯穿全书。
所以钱穆说：
“学术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前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
这个观点经过五年的总结升华在其著作《清儒学案》又笼统的概括出了“每转益进”理论，经过其弟子余英时的继承发展而提出：“内在理路”，再传为罗志田，继承了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观点，而认为，要“认识中国变与不变的两面，而引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动，这无疑是最大的权势转移……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也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基于文本的解读来看，以“学术随权势为转移”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较以“尊宋平汉”的角度更能切合钱穆的一贯思想。
钱穆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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