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易大厂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篆刻家，并在绘画、诗词、佛学、金石学、音乐等领域甚有建树。尤其在篆刻方面，其创作方法和风格迥异于“黔山派”诸弟子，用刀爽利泼辣，章法活泼多变，气息古拙厚实，以刀代笔，书写性很强，特别是其对入印文字很有考究。
易大厂像治印：性情中人，艺痴至此
易大厂（1874年4月28日-1941年12月26日），广东鹤山人。原名廷熹，字馥。因得汉印《臣熹之印》，乃改名熹，字季复，又更字孺，号大厂，大厂居士；别号甚多，有屯、大、隋、岸、屯公、念公、孺公、待公、缄公、隋公、墨公、岸公、念翁、悲翁、肿翁、人一、自大、阿大、不玄、侯、大岸、孝谷、守愚、守愚衲子、依柳词人、鹤山老人、南华老人、花邻词客，前休后已厂盦主等，斋馆署魏斋、韦斋、外斋、玦亭、檀栾室、绝景楼、人一庐、宜雅斋、悲智盦、冷梦盦、汉双环室、豇豆红馆、依柳词居、前休后已盦、妙法莲华红浮图砖宦等。
易大厂刻“屯老守愚”印
大厂早年肄业于广雅书院，从朱新、张延秋、廖廷相治朴学，曾求学于上海震旦书院，后赴东瀛学习师范，通日文、法文。陈伯陶提学江宁时襄助学务，并任南京方言学堂监学，从石埭杨仁山学佛。民国初年，掌唐绍仪记室，居燕京多年，曾任职于北平美专，一度与唐醉石、王福厂共事印铸局。篆刻早年曾亲炙黄牧甫，1917年回乡小住，同门李尹桑劝其深究战国古玺。次年，与李尹桑、邓尔雅、潘穌、蔡守、李研山等十余人，于广州清水濠盛家组“濠上印学社”，大厂为社长，社员每周雅集，相互观摩所作，交换创作心得，出版印谱，推动了岭南篆刻的发展。1920年，又与邓尔雅、庐乃潼、李研山潘穌等，在广州正南路组“三余印社”。1921年， 大厂携岭南印风北上，端午节与北京金石文字学者及印家四十余人共创学术研究社团“冰社” （取《荀子劝学篇》“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意），宗旨为研究学术发扬国粹，同侪中有罗振玉、丁佛言、姚茫父、柯绍泗、陈宝琛、陈半丁、寿石工、罗惇曧、马衡、周康元、柯昌泗、林白水、梅兰芳、尚小云等名流，大厂以其才学之高卓被公推为社长。社友每周六、日聚会，参加者各出所藏金石文物，相互考释文字、鉴别年代，赠送拓本书报、交流学术信息、切磋研讨印艺，时间北方篆刻之学蔚然成风，可与南方“西冷印社”媲美，于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其中大厂功不可没。社友用印，多为其中擅铁笔者所刊。其中拓本的广泛流布，对后世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甚大。当时，大厂在琉璃厂54号“古光阁”（冰社社址）挂牌治印，罗惇曧（复堪）为题“大厂先生治印处”招牌。
易大厂刻“朱贲园读书记”印
大厂一生多异事。其原配夫人尚未过门，便已天折，于是娶妻妹为室，夫妻恩爱，始终如一。平日喜醉蟹、烧鸭，席间每食必双手并施，旁若无人。又嗜酒，每饮必大醉而归，醉则肠胃之疾复发。故友人招饮，非夫人首肯不能出，出则夫人必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彻夜坐等，伉俪情深，令人感动；一次人厕，见台阶上有“人一”二字，颇似汉魏刻石，且“人”“一”相合为“大”字，与其号同，于是大喜，叫道：“快拿纸和蜡墨来！”待将字拓完，才知厕所的台阶是刚修过的，水泥未千时鸡足痕印于其上，于是大笑不止。乃以“人一庐”作斋名，并拟之成印，颇得自然之旨，其款日：“天九人一，悲翁未能，里门地砖，为我笺，吾爱吾庐，以石纪得。”真是性情中人，艺痴至此，其技不能不高；又，某次有名叶国梁者，求大厂治名章，大厂以古玺文为之，叶氏以“叶”无草头，“国”少边，“梁”缺木旁而甚为不满，大厂告之大篆小篆写法有别，叶仍不悦，大厂遂磨去所刻，退润资而遣之。后叶氏叩问识者，乃悔恨不已，再求，则大厂坚拒之；然遇知己，则另当别论，其平生为潮阳陈蒙厂、九江吕贞白、南海梁效钧刻石各百数十方，为印史上罕见之事。后来，梁氏拓《古溪书屋印集》以追旧情，在跋文中忆与大厂之交，日：“……每相见，必有印。印各尽其法，乃至奇诡不可思议。印石易得，文乃易竭，则穷搜冥索以赴之。往往谈笑之顷，印成累累；记言述事，制之石侧。陈子蒙戏谓大厂日：‘读公款记，冷隽可喜，非同与斯奇者为之笺解，猝不能解，将奈何？’乃相与大笑。亦可谓极人世之至乐矣。”其为人之洒落，为艺之才情，可见一斑；一般印家都有“劣石不刻”之说，大厂治印则从不择石，且喜刻劣石，以为佳石印文易被磨去，劣石反得以保留；平素铁笔锈钝不堪，却从来不磨，人以为此刀定不可用，他则挥运自如，游刃有余，并说：“只要功夫深，就是铁杆也同样可以用来治印。”可知其颇得缶翁钝刀之法，也知其与那些终日操笔弄刀的匠家有所不同，毕竟是文人，读书治学为其主业，铁笔就难免钝锈不堪。
易大厂刻昌化石印章
大厂晚年回沪上，在暨南大学、国立音专任教授，讲授古典文学，曾为胡展堂秘书。与萧友梅合作歌曲数十首。设南华书社，创制北碑字模，编印古籍和美术图书，出版《华南语业》。同时，鬻画海上，邓实、王秋斋等为订篆刻书画值例，云：“老友大厂居士，慧根积学，连年南北去来，朋从既众，闻见日多，于金石书画，孟晋深造，令人惊异。迩日京国倦游，木妻息海上，编述之暇，贡其艺术，吾人为分订其值于次。”20世纪30年代，书、画、印作品常刊于《美术生活》等刊，有钟山隐、陈运彰为题“大厂居士治印”“大厂居土造像印”之签。上海陷落后，曾绝食以示抗议，张显了民族气节，心境每劣，然景况渐厄，于1941年贫病忧愤而死，春秋六十有八。遗嘱日：“不立后，不发赴，不设奠”。其故人叶遐翁，为大厂夫妇营葬沪北联义山庄。治丧友好，选其遗稿若干，为印《大厂居士遗墨选刊》一册，以为纪念。大厂一生通朴学、禅学、音律、诗词、书画、篆刻等，且博而能专，于各领域均有建树，为近代文艺界罕见之奇才。
易大厂款壽山石朱祖謀自用印和壽山石馮育黎自用印
大厂居福煦路念吾新村时，尝对老画师商笙伯云：“生平得力之处，唯一宽字。旷达非宽，纵佚更非宽；放任非宽，聋聩尤非宽。宽者易以学问养育之，以世事锻炼之，使之自然而成，一宽而无所不宽之概。且非出以勉强矫揉，即圣人所谓心广体胖也。”此真大厂一生修悟的透彻之言。大厂存世著作甚多，主要有《秦斋魏斋钦印合稿》（与李尹桑合）《魏斋印集》《块亭印谱》《孺斋自刻印存》《古溪书屋印集》《魏斋印稿》《韦斋印稿》《大厂居士遗墨选刊》《大厂画集》《守愚斋题画诗词残存录》《大厂词稿》《双清池馆词集》《诵清芬室藏印》《杨花新声》《韦斋曲谱》《大厂印谱词联帖》《证常印藏》《孺斋丁戊集》《识字字典》等，遗作中尚有《荀帖》《魏斋汉碑跋》《声韵新解》《华严蠡测》《宋词集联》《和玉田词》等稿尚未刊印行世。
易大厂刻“林风山月雅兴长留”印
为书：无双江左竟何如
大厂书法取径六朝及赵之谦，深得赵氏“试看手，补天裂”的创新思想，精于行草，融诸体于一体之中，长于以北魏笔法写行草，作品生拙可爱，别具一格。小楷则用笔方健，无手书之柔媚。擅作擘窠大书，曾为杭州西湖黄龙洞写八尺四言联，日：“黄龙不竭，老子犹龙。”每字二尺，许为平生得意之笔：作山水、花卉简雅清致，多文人之逸笔，也名重一时；是一代才人，写诗填词，从不苦思，下笔立就。生平自诩：词第一，印次之，音韵又次之。其词有“纱谷轻，帘帏好。泪积和愁到。忆花间绪，信笔新诗付斜照”的妙句。不过，当以其印影响最大。
易大厂行书九言联“试吹篴楳边翦花镫外，任弦诗人瘦延梦春深”。
寿石工在《评近印人诗》中，谓易大厂、冯康侯印“跋扈竞秀青兕意，无双江左竟何如。”沈禹钟也咏大厂“岭表才名早著闻，樽前捉铁酒微醺。中原此局应无让，坛坫东南一席分。”邓散木、冯康侯推大厂为近世治印巨擘，造诣足与吴昌硕、齐白石比肩。
易大厂篆书五言联“绾红春亦丽，刻翠印常工”，水墨洒金红笺，立轴，1928年作。
大厂篆刻，最初由黄牧甫、赵之谦人手，经历了一个由“极工”到“极写”的过程。与一般印家以训练基本功为目的“工人”不同，作为黄牧甫的人室弟子，大厂一生的大半时间，都恪守着“黟山派”工细、挺拔、严整的作风，并依此名重南北领袖群伦。后来受同门李尹桑的影响，致力于对先秦古玺的学习和研究，所作或完全仿古，或以牧甫之意出之，从文字到形制、章法无不严谨精细、循规蹈矩，且带有“黟山派”特点。大约六十岁前后印风突变，将汉凿印和封泥的意趣相融合，再加上他对古玺、汉印章法的心得，才逐渐摆脱了“黟山派”面目。他在字法、刀法特别是章法上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一方面，以汉将军印之刀法，造封泥陶瓦之意象，产生了逸笔草草、浑茫苍古的写意风神，建立了一种介于吴昌硕和齐白石之间的艺术语言。虽也是“钝刀硬人”，但较缶翁之作更狂放，较萍翁之作稍内敛，正介乎“二翁”之间，这或许与他曾长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章法的变化，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形式之美和一种“踏天割云”的气象。其新颖奇特颇具现代感的章法变化，构成了其艺术的最大特色，以今天的眼光度之，依然是新奇的。大厂篆刻边款冷隽奇肆、稚拙古朴，有六朝造像的韵致，百年之中，鲜有抗手。关于大厂印风的演变及特点，笔者在《中国篆刻》
1995年第二期上曾有专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易大厂寿山闲章“山中卧辞客”
在当代，大厂篆刻的奇肆放旷、一空依傍、卓然而立，每每令人赞叹不已，然至人“论艺”，要先“知人”，“人艺相合”方为高品，方不沦为轻浅之议。大厂好友吕贞白曾云：“……识大者，辄誉大厂治印之佳，是未足知大厂也。吾尝语：‘大厂穷不足为大厂病，治印不足以尽广大，知吾大厂者，常钦其奇郁之气与真挚之情耳。’”这才是知者之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空依傍，变化从心”的印风，固然与他早年深研古法、“将功力变成本能”有关，也与他的学问养育和天才的想象有关，还与他对艺术的认识及审美好尚的变化有关，但最根本的是其独特的气质秉性使然，这不难从其生平事略中找到答案。因人之“奇郁之气”和“真挚之情”方有印之“奇肆放旷”人印相合， 人即印，印亦人，二者达到“浑然而一”的境界。苟非其人，东施效颦，偶然来一-通率意奔放的刀笔， 终也徒劳。当年胡风与人论诗，谓“人艺相悖”者为第二义的诗人，依此环视当代印坛，这“一”“二”之间的情势又当如何？每人心中自有答案。（本文作者单位朱京生，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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