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濛濛細雨中，進城官兵井然有序，他們齊步走過南京路上的國際大飯店。夜裡懷抱槍支，不擾市民，露宿街頭，枕戈待旦。上海市民由衷地感嘆：“這才是人民的隊伍”。此時，新舊時代交替，三個上海女子的體驗和經歷也變得豐富起來。

夜上海

越劇名角徐玉蘭

徐玉蘭10幾歲時，就唱紅了上海灘。這位出生於浙江的越劇名角，文戲武戲樣樣精通，反串過趙雲、武松和關勝。直到解放前夕，徐玉蘭劇團在上海明星大戲院忙碌著，根本停不下來，很多有錢人仍要有戲看。

徐玉蘭

1949年7月，市軍管會送徐玉蘭去地方戲研究班學習。去時，她們換上樸素的衣服，和同學一起上課。學習班的第一頓飯，8個人吃一道菜。這道僅有的菜是豆芽煮豆腐，沒有餐桌，這盤菜就擺在地板上，8個人圍成一團吃。別人說，徐玉蘭肯定堅持不下來。她想爭一口氣，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吃起來。

徐玉蘭（右）女扮男裝

徐玉蘭的乾媽是上海的一位女企業家，專程來學習班探望她。一見這樣的伙食，連忙給學習班送來很多肉食。那次，她覺得很不好意思。

學習班的教員，給她們講社會發展史。徐玉蘭和姐妹們聽不懂，就坐在戶外的草坪打瞌睡。教員很無奈，就請部隊幹部來講課。徐玉蘭第一次聽到了紅軍的長征故事，聽到了爬雪山、過草地，最後聽著聽著她竟然失聲痛哭，淚水漣漣。

徐玉蘭（左）扮演賈寶玉

這位舊時代的越劇名角，飛快地完成了自我的改造，成長為一名人民藝術家。不久，她選擇報名參軍，加入了部隊的文工團越劇隊。抗美援朝爆發後，她帶著一支劇團奔赴前線，為官兵們長年累月進行演出。晚年，徐玉蘭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越劇的代表性傳承人。1994年《徐玉蘭傳》出版時，餘秋雨寫序說：“徐玉蘭在20世紀的中國大城市中，做半個多世紀的文化名人，實在太不容易了”。

晚年徐玉蘭出席活動

社交名媛唐薇紅

喜歡跳舞的唐薇紅，忽然找不到跳舞的地方了。

舊上海時期，南京路上的舞廳比比皆是。唐薇紅最新歡去仙樂斯，那裡有菲律賓樂隊。這家舞廳的規模，不比百樂門差。當然，收費也是很高的。她去跳舞時，總會被謀生人當成舞女。後來，索性每天拉著丈夫去仙樂斯。

唐薇紅

唐薇紅出身上海名門，過著安逸奢華的生活。父親唐乃安，是晚清政府第一批公派的留洋學生，回國後成為上海的著名西醫。她的大姐叫唐瑛，是舊上海紅極一時的社交名媛。解放之前，姐姐和兄長出走，唐薇紅堅定地選擇留下來。

上海解放了，唐薇紅的丈夫重新參加工作。那時，她發現能跳舞的地方越來越少。很多舞廳逐漸被改成說書的場子。來聽評書的大多是教師、職員，還有待業的舞女。她記得，有個說書的先生，只有18歲，模樣很俊，口才更是非常了得。一群舞女常常糾纏這位小先生，在後臺時就毫不顧及地坐在小先生的大腿上，再掐人家的臉。小先生的父親有次碰見了，趕快說了一門親事，讓小先生草草結了婚。

唐薇紅

唐薇紅感觸最深的是，燈紅酒綠的地方變成了說書的地方。接下來，新社會提倡人人動手，自食其力。丈夫派往外地工作後，她和幾個朋友投資開了家規模很小的拉絲廠。她穿上勞動布的衣服，整天和油漬打交道。後來，這家拉絲廠變成大工廠，她成為這裡的普通女工，每天能生產兩百條拉鍊。

唐薇紅90多歲時，依然喜歡跳舞。

活躍在舊上海的名媛

海外歸來的鄭念

1949年春天，鄭念和丈夫從香港回上海。

鄭念，本不叫鄭念，她為紀念丈夫而更名鄭念。她1915年出生於北京，中學時曾連續四次成為《北洋畫報》封面人物。燕京大學畢業後，又赴倫敦攻讀經濟學碩士。在校期間，與同校的鄭康琪博士相識相愛。上海解放前，她與丈夫懷著赤子之心回到上海，希望能為國家做事。

鄭念

剛剛解放時，殼牌石油公司是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企業。丈夫鄭康琪受聘於這家公司，擔任了總經理。不久，鄭念也參加了這家外企的工作，主要從事翻譯。她依然保持著過去的生活方式，家裡請著傭人和保姆。她的英國同事去她家，就說：“乏味的都市中，有著一片舒適優雅的綠洲。”聽到這些，她很自豪。

鄭念一家人

不久，國家支援西北邊疆地區建設。鄭念要好的幾位女朋友，拖家帶口分別去了寧夏、甘肅和新疆。這些昔日的女伴，時髦的穿戴，大方的舉止，依然成為西北城市的風景線。她們的小孩子把裸露的黃土和砂礫、寒冰與殘雪，當成了珍寶。對於毛驢車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火車汽車的喜愛。不說氣候，僅飲食差異就成為她們的痛苦體驗。因而，她們就有順口溜說：“阿拉上海人，來到大西北，三天不吃大米飯，餓的阿拉肚子疼。”

天各一方的姐妹，開始了對國家的建設。

鄭念早年與晚年的兩張照片

三個民國女子，走向了新時代。交替時刻，她們有過澎湃的心潮和激情。那時起，她們即便穿旗袍，也不必大鑲大滾，代之以樸素的風氣。她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勤奮的耕耘，和親愛的祖國重新得到青春。說來奇怪，她們三人年齡相仿，又都很長壽。（文/樊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