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关注的那些中国文人，在20世纪初陆续走进基督教教会学校，或者以各种途径开始陆续接触基督教，他们的精神、性格、知识、修养等等，就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完成。这个世纪的实际状况，决定着他们不会与他们的前辈相同，也不会与他们的后代相同，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上，他们是特殊的一代。
同时，他们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生活状况，不同的性格，又使他们彼此之间各有差异，历史与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就在这样一些差异中表现出来。一切因宗教而发生，却又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从年龄上说也许分属两代人）也得以形成，他们的存在，有时让历史现象显得扑朔迷离，有时却又让历史变得更有意味。——李辉
（许地山）
在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许地山的身影最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诣，使他既不容易为人忘记，又使他让人感到他显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独，仿佛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在拥抱耶稣基督。
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与他相熟的牧师撰文纪念他。这位牧师当然是将他视为一个基督教徒而予以颂扬，这证明了许地山与基督教的特殊关系。
牧师说：“他斌性和蔼，对物、对事、对人，不轻易下批评，惟对于基督教，则多所创例，他似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他要自由，他是纯粹民主性。他以为基督教育由希腊哲学借来的‘原质观念’的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许先生眼中的历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使人兴起无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稣说‘你罪赦了’，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释重负，这种奇事和能力，固较‘水变为酒’‘履海不沉’‘化少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迹了。”
对于这位牧师的概括是否准确，我无从了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许地山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常常去这位牧师的教堂听布道，和牧师探讨基督教。牧师的话，可以看作对一个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来，和别的曾经受过基督教的影响的文人相比，大概只有这个人最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这不在于他早在十来岁时，就在家乡福建受到洗礼成了教徒，也不在于他在燕京大学神学院系统地接受和研究过基督教，而在于他和别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种责任（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这就是修正、丰富和传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现代文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对基督教的理解，并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
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简洁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亲之口颂扬一种踏实质朴的生活态度，然而，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牧师布道式的寓言。
读它，语气平缓、言简意赅的风格，让人想到《圣经》。
“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知道。”他难道仅仅是在说明一个生活道理？显然不是。
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恋宗教比较研究的时候，他写出了这些文字。是否在告诉人们他所经历的故事？是否期待着人们如他一样，去接近那棵“落花生”？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贯穿着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对宗教研究的一个补充方式，而基督教对于他无疑是最为主要最为持久的。
这便是与众不同的许地山，他选择了“落华生”这样一个笔名。成为作家，写小说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学相比，他显然更偏爱宗教。
他愿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们通过他的笔，了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存在于现实之中，也许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读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并非是现实的刺激，而是显而易见的说教意味，并随时可以触摸到一种浪漫情调。他的人物，徘徊于现实背景和理念之间，有时你仿佛感受到他们的体温、气息，但忽然又虚无缥缈，闪动在一个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里面。
这里，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许地山一同在北京参加一位牧师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礼。
（青年时期的老舍）
不能忽略许地山对老舍的影响，因为早在这之前，许地山就受过了洗礼，并在燕京大学任教，可以说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教徒。
而他们相识时，老舍还没有密切接触过基督教，二十三岁的老舍，在基督教堂夜校里学习英语之后，才开始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一个成熟的青年选择自己的信仰，显然是受到不同方面的综合影响才能如此。
这里，教义、牧师、教友等的作用，都不可忽视，而许地山就在其中。这时，他们有机会一同吟诵《圣经》，一同以青年的热情聆听那教堂的歌声。
这段经历对于老舍来说并不算短，其间他也做过许多与教会有关的重要事情，譬如担任缸瓦市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起草该教会的《现行规约》，翻译牧师的作品，宣讲《圣经》。
但是，老舍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敢于教义的思索，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他最感兴趣的，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他的脚，并不是踏着圣歌前行，更多的时候，也许是徘徊于市井的叫卖声，或者庙会上的喧闹、胡同里的琐碎之间。
这可能是决定性的区别。于是，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许地山，在某一时期有着相似之处，但当生活一日日过去，小说家的老舍和小说家的许地山，自然而然显出了不同。
老舍开始文学创作仍然与许地山有关。1924年他们差不多同时抵达英国，还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正是受到已经成为作家的许地山的鼓励，老舍开始了小说创作，并经许地山介绍向国内投稿，还参加“文学研究会”。
但老舍从一开始，就走着和许地山完全不一样的路。他的小说，没有教义的说教，没有理念的影子，他热衷的是生活的故事，是食人间烟火的人，即使《猫城记》这类作品，仍然是想象力生活观察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结合，而非其他。读他的作品，看他的举止，我们看不到多少与许地山相似的影子。
于是，友谊继续着，但教堂的歌声在各自心中的回响已然不同。
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林语堂也聆听着教堂的歌声。
他比谁都有资格、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降生，就生活在宗教的摇篮里，他的啼哭，伴随着教堂唱诗班的歌声。
他回忆，他的家就安在教堂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住在楼上。父亲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基督徒，从小就留给他深刻的、美好的印象，而传教士们在他的眼里，也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并非凶煞魔鬼，却是可亲可敬的“洋人”。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童年时他便入了教，随后，他进了教会学校，在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完成学业。这是一个标准的教徒成长过程。
他也的确一时间热衷于父亲献身的事业，并愿意将自己献身基督。他觉得自己有很深的宗教体验。他不能设想有一个无神的世界，甚至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就将毁灭。
然而，林语堂最终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许地山。可以说，即使有着如此便利的环境与条件，他也从来没有沉溺于所谓的教义、神学之中。
相反，正是那些神奇传说、繁琐条文，乃至礼仪，让他感到困惑，感到厌倦。在神学院里，愈是研究神学，他的神学信念愈是减少。
林语堂记述过这样一件往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自动负责一个星期日圣经班，但种种圣诞故事、神学条文愈来愈让他感到荒诞而不可信，多年来形成的宗教信念令他苦恼。这时，他和一个同事有了这样一次交谈：
“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
“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
林语堂说，当年就是这样一句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
这显然是一种夸张表述，因为许多年后，晚年的他在50年代又宣布最终皈依基督教，认为经过一生的追寻，他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他说这样做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不过，我宁愿将这看作一个老人疲乏的心灵找到一处歇息地，而非真正的宗教意识与追求。
摘自《旧梦重温时》李辉 著，九州出版社
所谓旧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
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从胡风、冯雪峰、巴金、萧乾、赵树理，到丁聪、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郁风等，个别人在大时代中被吞噬，大部分则乐观、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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