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以来朝鲜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中国历朝的藩属国，需要做的除了按时纳贡以外，还需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由于是册封，便不可能皇帝封皇帝，因此朝鲜的君主往往称国王、皇后称王妃，否则就是犯了大忌。
晚清中国的境遇大家都清楚，日本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窥视朝鲜政权，于是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既大清还在安然的坐在正宗宗主国的宝座上，日本在煞费心思的找机遇、找借口干预朝鲜政权变动，借以接近自己完全控制朝鲜的最终目的。
而朝鲜内部，此时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最末端，国王李熙懦弱内向，国家权力在其父亲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之间数次更迭，可谓是一出跌宕起伏的“翁媳争权记”。我们要聊的这一段正是大院君利用兵变后重新夺回政权，闵妃被迫隐居于宗族家中，暗自策划再次夺权的计划。
1882年，闵妃在失去军队效忠、皇帝无力保她回宫、大院君恨不得将她杀之而后快的穷头末路，想到了借助宗主国的权威，来打压大院君的策略。于是她写信给大清，意思无非就是：“我是王妃，我们家国王现在被大院君控制，希望宗主上朝派兵平叛，还正统国君以朝政。”
这么写有两个好处：
一、大清作为宗主国，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藩属国匡扶正义，维护自己册封的国王的权威；二、一旦朝政归还国王，那么真正掌握权力的还是闵妃自己，因为李熙的懦弱不足以定国安邦，大院君兵变之前，就是处于闵妃替国王写圣旨的状态。
清王朝得知后基本不必讨论，直接决定出兵镇压大院君，保护朝鲜国王及王妃。但在那个时代，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由于之前的兵变过程中，朝鲜乱军在汉城处于无序打砸抢状态，期间杀了几个日本驻朝鲜公使，并一把火烧了日本使馆，幸存的几个大使逃到朝鲜南部避难。自此，日本终于找到了借口出兵朝鲜，并且行动及其迅速的把军舰停靠在了朝鲜半岛南部仁川岸边。
由于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进行完废藩置县、评定西南等前期准备工作，至于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及其他强国政策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对于大清还是有些忌惮的，并不敢轻易开炮，只是威胁大院君必须给个说法，说白了就是向朝鲜此刻的实际掌权者要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待遇。
找“老大哥”替自己出头这样的主意，不止闵妃一个人想得到，大院君也想得到。就在清王朝还没开始行动的时候，大院君的信也到了，意思大概就是：“闵妃专权，本人作为国王的父亲，有义务匡扶国家社稷。但期间日本人不断挑衅，并威胁要动用武力，希望天朝上邦出面调停。”
大清这边此时的“大管家”李鸿章看完这两封信之后，自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对于大清来说，无论你藩属国内如何变动，有两条原则是始终不能变得：
一、朝鲜是我大清的藩属，不容你日本人干涉；
二、朝鲜国王是我大清皇帝册封的，谁也不能动；
城府极深的李鸿章处理这类事件，可谓得心应手，很快就做出了决断。根据第一条，必须优先解决日本人的问题，毕竟是朝鲜兵变过程中烧杀日本使馆有错在先，那便派高官前往调停。根据第二条，大院君必须下台，归还朝政于国王，至于说你们国王主政期间愿意听谁的，那是他的权利。
其实光看这两个处理方式还不足以看出李鸿章的高明，他的行动命令具体是这样安排的，先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候补道员马建忠作为宗主国使臣出使朝鲜，一方面安抚大院君，一方面调停朝日紧张关系，这算是回了大院君的信。稍后派淮军统帅吴长庆及其手下袁世凯出兵朝鲜，目的就是为了强迫大院君下台，这算是回了闵妃的信。
其实还有两个目的，作为宗主国必须考虑自身的利益问题，出兵可以很轻易的把大院君加以控制，还能威慑日本人。更关键的是出兵之后还可以驻兵，李鸿章很清楚大院君下台后，闵妃又会把控朝鲜政局，因此将来驻兵的将领既是朝鲜国王和闵妃的实际控制人。
后来事实也证明，李鸿章对于这次朝鲜事件的处理安排进行的非常顺利。1982年8月，丁汝昌和马建忠到达汉城，大院君一看救星来了“高接远迎”。在丁、马的安抚下，大院君可谓服服帖帖静待天朝赶走日本人，而日本人看到清朝派高官调停也不敢轻举妄动。吴长庆带着手下的“庆字营”，以袁世凯为先锋，从朝鲜南阳府登陆，一路上朝鲜军民“高接远迎”。到汉城发现大院君还在暗地里忙着造兵聚党，吴长青对其进行一番训诫不听后，立即将其押上船送到天津，然后陆路押往大清李鸿章在保定的府邸，李鸿章“高接远迎”，意思就是你既然敢控制朝鲜政权、挑起事端，如若丁、马二人对你安抚的还不够“体贴”的话，老夫亲自再安抚安抚你，就这么大院君在保定被软禁了三年。
日本人此刻一看清兵已然登陆，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清王朝的协调下，用合理的方式平息了朝日紧张局面。事后朝鲜全国上下看到清兵一来，朝政也归还了国王，日本军舰也退去之后，对于“天朝上邦”的敬仰更加深重。朝鲜当局立刻派使臣前来大清，一方面是为了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请求清廷帮助朝鲜练兵。于是在丁、马等人回国后，袁世凯及其驻军被留了下来，并在汉城开府办公，专门负责帮助朝鲜练兵事宜。
二十多岁的袁世凯人生中第一次独当一面开府办公，他在朝鲜期间的练兵方略是：
1、乘军队尚驻，精选士兵代练，然后交由本国自统；2.先练一营五百人，再根据情况加练至三千劲旅；3.朝鲜物产丰富，且“地多荒芜，宜急种桑，开辟疆土，使民勤苦耐劳，练之一年，不难大理。每年能筹数十万银饷，可养精兵三四千。兵力多不过一万，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4.练兵虽能安内防变，但修内政才是治国根本，所以“事当练兵以慑其势，修政以固其心，徒杀无益。”
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应该借练兵的机会，控制朝鲜朝政的走势，帮助其改革和完善内政，朝鲜上下自然对于其本国和宗主国无二心，做这些才是正道，光靠杀人不行。
此后朝鲜国王及高官有什么大事要决断，都得先问问袁世凯的看法，袁世凯已然成为了李氏王朝的“太上皇”。闵妃回朝后，虽然国王非常听信于她，但由于袁世凯在，她不可能再一手遮天。日本此刻除了自己还没有真正够强以外，西方列强也在打压它，因此日本对于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无限强化，只能示弱。
两年后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日本乘机出兵，结果被袁世凯当机立断、帅军击退。又过了三年，朝鲜随着对外界接触的越来越频繁，开始展开一系列独立外交活动。面对朝鲜的这些“脱离宗主”的行动，袁世凯向清廷建议要么一口吞了设立行省，要么将其开放为世界列强共管，总之不能让日本独吞，但当时已然焦头烂额的清王朝对此举棋不定。又过了七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袁世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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