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詩壇之上，顧城是一個讓人感到悵然若失的名字。

他的詩歌質地，從早期的純真美好到後期的詭異乖戾，這種意向的基因突變就像被宿命綁架的人質一樣，最終在那個孤懸海外的激流島上以瞠目結舌的方式了斷這紛紛擾擾的是非恩怨，像裂帛一般戛然而止。

但一切並沒有因此塵埃落定。

眾聲喧譁之中，那個被加冕為童話詩人的顧城，那個被為認定為殺人兇犯的顧城，在他那些短短長長的朦朧詩句中，顯影他那平平仄仄的人生履痕裡，人性中的高貴與卑劣、俗世中的倉皇與逃遁、理想中的追尋與失落……，各種相互齟齬的音符成了他最終的離歌和輓歌，從未平息，終難定讞。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顧城始終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在暗黑的生命中絕望地尋找是他一生的宿命。

他的《一代人》這首詩成為一個時代無聲的代言：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出生於詩人之家的顧城是一個早慧的孩子，早年的詩歌充滿著一種童真的質地。

在那樣一個理想主義掙脫羈絆席捲一切的時代，顧城以他敏感而脆弱的筆觸，寫下了自己內心深處對未來純真無邪的渴望。這首寫於1979年的《一代人》短短兩句，卻具有一種強大直接的劃時代的隱喻力量，“黑色的眼睛”成為一種內涵豐富複雜的意向，承前啟後之中具有一種跨時代的屬性，也由此賦予了這首詩“一代人”宏大主題，“黑夜”與“光明”之間的落差，隱藏其中的本體與喻體、具象與意象的指代，使這首短詩成為了現代詩歌史上的傑作，成了顧城的代表作。

在顧城的詩作之中，“眼睛”這個詞具有一種特殊的神性色彩。

循著這樣的蛛絲馬跡，在顧城詩歌中徐徐展開的一幅畫卷，寫盡了那個時代的純美良善和顛沛流離。比如他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這首詩中，他沉湎於自己的想象之中不厭其煩地寫道：我希望/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畫出笨拙的自由/畫下一隻永遠不會/流淚的眼睛……畫下想象中/我的愛人/她沒有見過陰雲/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這樣的句子帶有一種手術刀般的犀利和決絕，割斷了身後那個遠去的時代中那些蠅營狗苟的一切，從而以一種明亮的姿態擁抱著那理想主義王者歸來的美麗新時代。比如在《眨眼》這首詩中，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這種童話般的詩性思維：在在那錯誤的年代裡/我產生了這樣的“錯覺”……我一眨眼，“彩虹”便變成“蛇影”，“時鐘” 便變成“深井”，“紅花”便變成“血腥”，於是“為了堅信/我雙目圓睜”。比如那首《楊樹》中這樣寫道：我失去了一隻臂膀/就睜開了一隻眼睛

正如顧城自己詩中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精神上永遠沒有長大的孩子。

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生存姿態，賦予了他詩歌獨特的品質，而最終這種拒絕成長的心態成就了他也最終毀滅了他。但僅就詩歌創作而言，這樣的一種狀態無疑是最接近神性的一種自然狀態，也使他的詩歌創作呈現出天國般的自然主義的姿態，以孩子童真的眼神賦予一些平凡而常見的物象以不凡和罕見的詩性，這樣新穎別緻的具象與意象之間疏離中的統一，成就了顧城詩歌的美學特質和思辨色彩。

顧城的詩歌文本的影響力，正是來源於他那雙清澈見底的黑眼睛，以及心中那種孩童般的思維和想象，這是他詩歌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源。終其一生，顧城在與喧囂的塵世格格不入的相處之中，始終保持著一種緊張的敏銳和倉皇的敏感，這點是成就他詩歌文本特色的最初和最後的源動力。

雷米，真想和你去走風暴中安靜的雪地

聲名鵲起之後的顧城，始終找不到化解自己內心深處與世界外部緊張關係的良藥。

於是，詩歌是他唯一的表達。

或許，還有愛情，那種慈母般呵護的愛情。

詩歌於顧城而言，其實更像是一個孩子手中心愛的玩具。但在那個詩人似乎成為一種救世主的時代，被捧上神壇的顧城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巨大的讚美聲浪和崇拜熱情，就像一個六神無主、孤苦伶仃的孩子，他的慌張、他的牴觸淹沒在詩歌的信徒們如潮般的掌聲中，無人在乎顧城的迷失和恐懼，以及信仰。

他與謝燁的那場火車上偶遇而成的愛情暫時性拯救了顧城。

他們的相識與相愛，謝燁無疑是顧城的小迷妹一枚。在1979年那列由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顧城與謝燁的第一次相遇，就拉開了一場由崇拜而演繹成的愛情。這場相遇也被顧城稱之為“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沒有如此美妙”，他在寫給謝燁的情書中深情地回憶道：

買票的時候，我並沒有看見你，按理說我們應該離得很近，因為我們的座位緊挨著。火車開動的時候，我看見你了嗎？我和別人說話，好像在迴避一個空間、一片清涼的樹。到南京站時，別人佔了你的座位，你沒有說話，就站在我身邊。我忽然變得奇怪起來，也許是想站起來，但站了站卻又坐下了。我開始感到你、你頸後飄動的細微的頭髮。我拿出畫畫的筆，畫了老人和孩子、一對夫婦、坐在我對面滿臉晦氣的化工廠青年。我畫了你身邊每一個人，但卻沒有畫你。我覺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無法停留。……我掏出紙片寫下我的住址，車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兩邊走去，我把地址給你就下了火車。

謝燁的父母其實並不贊成這段愛情，但顧城與謝燁之間的相互迷戀，最終還是衝破了重重障礙，於1983年結婚成家。這種愛情對此時的顧城來說無疑是十分愜意的美好，比如他寫於1982年的《門前》這首詩中就有這樣的歲月靜紅般的詩句：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還如那首短短的《遠與近》：你/一會看我/ 一會看雲/我覺得/ 你看我時很遠/ 你看雲時很近。

顧城依舊在自己的詩歌構築的王國中不問紅塵俗事，而謝燁在這場婚姻中以徹底地放棄自我為代價，全身心地以顧城為圓點，為他營造出了最美麗的童話般的聖殿。1987年顧城謝燁夫妻二人遠赴德國，此後不久他們的兒子出生，一家人遊歷歐洲並最終定居在新西蘭的激流島，這裡成了顧城夢寐以求的烏托邦。

一切都美好的不真實。

就像那首寫給謝燁的《境外》一詩，顧城這樣寫道：

那麼多燈火搖曳

雷米

真想和你去走風暴中安靜的雪地。

顧城在他的詩中一遍遍歌頌著這樣的美好，但這樣的美好卻是輕飄飄地不著邊際，在激流島上不久，那個被顧城稱之為英兒的女詩人踏入了他們的生活，由此他們三人之間陷入了一場詭異的不倫之死局，也為今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就像顧城曾經說的那樣：愛情的美好總是引人無限遐想，如雲一樣，而云成其為雲，是因為距離，當你走進時就變成了霧。英兒最終不能忍受顧城歇斯底里狀態，此時的顧城其實就是一個妒火焚身的暴君，於是英兒選擇了不辭而別，只有謝燁，還是這樣全身心地照顧著著瘋魔般的顧城。

在此期間，顧城一直在寫著那本叫著《英兒》的書，這本混亂而粗糲的書一直沒有寫完。

也許，命中註定這就是一本寫不完的書。

愛，把鮮豔的死亡帶來

身處異域的顧城越來越走向了極端，那種任性也扭曲為一種非理性的盲目的自私和自閉。

而此時顧城的詩句中也呈現出一種極端的暴力色彩，帶有一種陰鬱的黑暗氣息，與此前的那種純真的美好形成了刺目的對比。

早期顧城的詩中也有關於暴力甚至死亡的描寫中，但書寫的姿態帶有一種悲憫色彩，不過對照他自身的最後結局，卻好像是一種冥冥之中無意寫下的自我預言。比如這首寫於1988年的《我把刀給你們》：

我把刀給你們

你們這些殺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因為 我愛過

……

愛

把鮮豔的死亡帶來

而在他最後的生死失速的生命最後的時刻，顧城卻反轉成他所批判和唾棄的對象。1993年10月8日，混亂中的顧城用斧頭殺死了謝燁，最後自殺身亡。沒有人能夠徹底解開這樣的一個謎案，顧城在這一年中所寫的詩句中，這種殺人的意象卻在荒誕混亂中上升為一種讓人觸目驚心的暴力美學。

比如他寫於1993年的組詩《城》中，對死亡的描繪就顯得毫無顧忌，已經完全拋卻了悲憫的底色，在不動聲色的詞語混亂組合中，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詩性已經徹底淪陷在暴力之下，成為一種渲染死亡的幫兇。比如《後海》這首詩中，他如此冷冰冰而又惡狠狠地寫道：……昨天殺了四個/兩個在臥室　兩個在她身邊/你把刀給她看/說　你要死了/她笑　說你有幾個娃娃；比如《午門》中：我一直在找那塊石頭/磨我的刀子……；這樣的書寫在《新街口》一詩中更是達到了一種極致的扭曲：

殺人是一朵荷花

殺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換的

在這組詩中，顧城的遣詞造句已經失去了節制和約束，沉湎於對歷史上那座城的每一個角落毫無掩飾的超越道德界限的描述，這種非理性的書寫與早年詩中那種明亮的底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原生態地呈現出那種深不見底的黑暗。此時的顧城，已經完全成為一個頤指氣使的暴君，破碎、暗黑、絕望的情緒支配著他的思緒。

這樣的顧城已不復當初美好的樣子。謝燁在這段時期大概也萌生去意，作為一個女人他已經為顧城付出的太多也忍受了太多，而悲劇就此卻釀成。顧城在自殺身亡之後留下了四封遺書，而謝燁也在送往搶救的路上不治身亡。

顧城激流島事件之後，他的那本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英兒》在當時轟動一時的深圳文稿公開競價拍賣中掀起了一場風波，而書中的英兒此後因不滿顧城的小說中的對自己的描述而寫了一本《魂斷激流島》的書，一地雞毛之後漸漸歸於平靜歸於遺忘。而英兒也於2014年因鼻咽癌在悉尼病逝。

顧城和謝燁在激流島育有一子，小名木耳。

木耳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往當地的酋長所養育，顧城也曾在詩中這樣寫道：Sam，你在陽光裡/我也在陽光裡。他的成長以及生活究竟變成了怎樣，你可以打開今日頭條APP，在上方搜索欄輸入“顧城的兒子木耳現在怎樣”，然後就會看相關的系列報道內容，不過，這其中的是是非非不由叫人另生一番唏噓感慨。

顧城在1988年曾經寫有《墓床》一詩：

……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

我在中間應當休息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

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一詩成讖。這首詩中最後兩句似乎成了他命運最終判詞：想象與真實、情感與理性、美好與罪孽之間，童話詩人亦或是殺人兇手？兩者沒有不可逾越的隔離牆，更絕非是一道天然的鴻溝，只不過是一步之遙，橋歸橋路歸路，在無盡的爭議之中，批判是一種必須持有的公允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