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萬曆十四年，明神宗朱翊鈞，滿懷欣慰地撫摸著鄭氏即將臨盆的肚子，心裡充滿著柔情和愛意。這個他最愛的女人，他的靈魂伴侶，即將誕下他們愛情的結晶。同時，朱翊鈞也思索著，對於這位心愛的女人，封號也許該更進一步了。

萬曆十四年，朱翊鈞原來的老師，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已經逝世四年；原來的“大伴”馮保也在三年前離開了人世；母親李氏也正式遠離了政治舞臺，還政於子。這四年，朱翊鈞自認自己勤政有加，大明帝國在自己手裡，散發著勃勃生機，他很滿意現在大權獨攬，政績斐然的時光。

萬曆十四年，皇長子朱常洛虛齡已經五歲了，在後宮偏僻的角落，和母親王恭妃相依為命。年幼的皇長子，從母親的偶爾的抽泣，宮人的白眼中，懵懂地感覺到自己的父親也許並不這麼愛自己。

萬曆十四年，時任內閣首輔申時行上疏，請求冊立皇長子為太子。誰都不知道，這一封訴求簡單，依循慣例的上疏，至此拉開了長達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甚至於影響了整個明代後期的歷史進程。

“國本之爭”，是一場封建王朝的秩序之戰

其實“國本之爭”本身並不複雜，說白了，就是地主家倆兒子爭家產。大兒子有繼承權，小兒子有父愛加持，然後一幫地主家的長工短工，為了讓家產能順利讓大兒子拿到，是操碎了心。

但純粹的事情，放到一個封建王朝的皇室，事情就完全變味了。

自古以來，太子就被稱為國本。太子的及早確立，對於太子執政能力的培養，太子團隊的成長，國家朝局的穩定，權力的平穩過渡，都至關重要。

明神宗朱翊鈞的長子朱常洛，是他一時興起，臨幸了太后慈寧宮的宮女王氏，才生出來的。朱翊鈞對王氏並沒有什麼感情。相反，另一個妃子鄭氏卻頗得朱翊鈞的歡心。本著愛屋及烏的傳統，對於鄭氏生下的兒子，自然也寵愛有加。而原配皇后，沒有兒子，所以太子的人選，基本上就在王恭妃的兒子朱常洛和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之間選擇了。

當年大明帝國的創建者，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江山的永固，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對帝國進行了制度的塑造。其中一項就是“嫡長子”繼承製。

《明實錄》裡記載了朱元璋說過的兩句話：

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

兩句話什麼意思呢，即皇權的繼承人選擇，有嫡立嫡；嫡子去世，有嫡孫立嫡孫；無嫡孫，則立嫡次子，長子順位。

朱元璋是這麼規定，也是這麼做的。在太子朱標逝世後，就立了嫡孫朱允炆為儲君。即使後來篡位的朱棣，也幾次修改《太祖實錄》，終於把自己的生母“認”到了馬皇后這。

由此可見，封建皇室，對於嫡長子繼承製的認同和深入人心。

明神宗朱翊鈞不是不知道這個祖訓和傳統，但架不住心裡實在是嫌棄王恭妃，朱常洛這對母子。再加上初嘗大權在握的滋味，還有性格中的叛逆原因，便試圖在萬曆朝打破祖制，立幼子朱常洵為太子。這就是歷史上經常說的“廢長立幼”了。

但是朱翊鈞明顯低估了文官集團的擁護規矩的決心。歷史上，因為儲君之位的爭奪，而導致朝局混亂，國家衰敗的事例數不勝數。而自詡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們，更是把能否勸諫帝王，把國家導入禮教傳統的正軌上，視為自己是否為一名忠誠之士的重要判斷標準。

朱翊鈞公然要違反祖制的企圖，在文官集團看來是對幾千年禮教赤裸裸的挑戰，是對文官集團的一次集體挑釁，是對維繫帝國正常運轉的秩序制度的一次破壞，更可能讓他們被後世史家釘在歷史的恥辱樁上。

事情發展到這裡，於他們，已經不是簡單立誰為太子的事情了，而是一場關乎封建秩序保衛戰。皇權和文官集團的戰爭，在萬曆朝以另一種形式，展開了新的一輪較量。

“國本之爭”，是明代文官集團最後一次抱團的亮相

從萬曆十四年，申時行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到萬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整整持續了近三十年。

期間，四任內閣首輔被逼退，一百餘名大小官員或罰，或罷，或貶，或流。明代的文官士大夫們，展現出的堅毅，抗爭，力諫的精神，得到了後世的肯定和尊重。

萬曆十四年，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在鄭貴妃即將生產之際，明神宗朱翊鈞卻準備進封鄭氏為皇貴妃。而皇長子生母——王恭妃，依然還是隻是一個普通的嬪妃。誰都看出了朱翊鈞厚此薄彼，眾人開始擔心朱翊鈞有廢長立幼的企圖。

時內閣首輔大學士申時行，決定在事態徹底惡化之前，把風險扼殺在萌芽裡。於是申時行便上疏，請求朱翊鈞及早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固國本。朱翊鈞不予理會。

之後，戶部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陸續上疏，除了要求冊立太子，還要求加封王恭妃。朱翊鈞大怒，三人被降職發配。

各路御史言官看到三個哥們被罰了，就準備大張旗鼓地搞營救。朱翊鈞這時候下旨說：再有妄言者重治。算是勉強壓住了。

同年四月，御史孫維城，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等又先後上疏，還是冊立太子的事情。朱翊鈞這次只是罰了他們的俸祿。

也就在萬曆十四年，朱翊鈞對朝政開始感到厭煩，開始了消極的怠政，輟朝。此間原因，和文官集團頻繁上疏請求冊立太子大有干係。

時間轉到萬曆十八年。朱常洛九歲了。申時行迫於輿論壓力，再次上疏，請求冊立太子。朱翊鈞不表態。於是四名內閣大學士集體聯名上疏（申時行的名字是被代簽的），朱翊鈞還是不說話。

朱翊鈞不表態，不接觸，不回應的態度，激怒了文官集團。而內閣被文官集團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們只知道媚上，毫無作為。內閣的四個老頭子坐不住了，得了，集體辭職。

朱翊鈞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著實發了一頓火，倒也沒把四個老頭怎麼樣，國家的事情還指著這四個人呢。朱翊鈞好說歹說，算是把事情糊弄過去了。

又過了兩年，到了萬曆二十年，禮部都給事中李獻可上疏，請求讓皇長子出閣讀書，被罰俸；吏部給事中鍾羽正上疏附議，被罰。這算是捅了馬蜂窩了。

禮部給事中舒弘緒，上疏，發配南京；大學士趙志皋，上疏，被訓斥；吏部給事中陳尚象，上疏，革職；戶部給事中孟養浩，上疏，革職，廷杖；御史鄒德泳，戶部給事中丁懋遜，兵部給事中張棟，刑部給事中吳之佳，工部給事中楊其休，禮部給事中葉初春等，上疏，貶官，降職，發配。

萬曆二十年的這場君臣衝突，言官們一個個“從容赴死”，朱翊鈞一個一個地強力壓制。《明史》有云：

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朱翊鈞實在是煩透了，終於開始鬆口風。他以“嫡長子”繼承製為藉口，說立太子的事情再等幾年，看看王皇后是不是能生出兒子。一旦王皇后生出了兒子，朱常洛皇長子的身份自然就需要給嫡子讓位。

但文官集團看破了朱翊鈞的拖延計策，堅決不同意。

一來，朱翊鈞這個時候已經冷落王皇后多年；二來，王皇后多次習慣性流產，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不大；三來，王皇后體弱，一旦王皇后病故，朱翊鈞便可名正言順地加封鄭氏為皇后，朱常洵就變成了嫡子，所有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

朱翊鈞發現自己這個緩兵之計不起作用，又看著文官集團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再來硬剛，便又退讓了一步，說就等個兩三年，兩三年時間要是王皇后還是生不出兒子，就直接立朱常洛為太子。

也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朱翊鈞終於勉強同意讓朱常洛先出閣讀書。到萬曆二十二年，朱常洛才事實上開始讀書。

萬曆二十四年，朱常洛到了成婚的年紀。禮部官員詢問朱翊鈞，以哪種規格來操辦皇長子的大婚，是太子還是親王？朱翊鈞以財政困難為理由，再次拖延。

萬曆二十六年三月，文官集團終於忍無可忍，中央所有的衙門官員聯名上疏，要求冊立太子。當時事情鬧得很大，朱翊鈞依然不理會。

萬曆二十九年，在文官集團艱苦卓絕的持續鬥爭下，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預下，朱翊鈞終於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史紀事本末》記載：

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為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

萬曆三十年，朱常洛完成了大婚。

到萬曆四十二年，“梃擊案”發生之後，鄭貴妃和朱常洵變得更加被動。又是李太后的推動下，福王朱常洵終於在同年三月就藩。

至此，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大威脅消失，長達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終結。

從“國本之爭”中，我們能夠看到明代的言官士大夫們，對於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他們一波一波地衝擊著至高無上的皇權，鮮有遲疑，無畏而剛直；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即使被革職，貶官，流放，罰俸，依舊無法阻擋他們對於勸諫的執著。

中國封建歷史，幾千年的儒家文化的薰陶，在明代的朝臣身上，終於養出了一股直言勸諫之風。這是一種文化信仰，也是對自身所為的價值肯定。即使隨著事態的發展，言路的風氣開始變壞，各種私心開始作祟，但在萬曆朝的“國本之爭”中，朝臣們表現出了空前的團結和無畏。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

不論在後世看來，這些舉動有多麼幼稚可笑，當時的士大夫們，勇於用自己的肩膀，擔起“天下興亡”之責，在明知道會觸犯天顏，會終結自己寒窗十數載換來的光明仕途，依然選擇了心中的正義，毅然上疏，這股精神難道不值得後世的肯定和尊敬嗎？

“國本之爭”，也許是明代文官集團，遵循心中的“道義”，抱團抗爭皇權的最後一次亮相。

”國本之爭“，是晚明黨爭形成的重要成因

在張居正主政的十年裡，特別是在“奪情”事件之後，言官們一直被壓得死死的。之後，張居正逝世，明神宗朱翊鈞為了消除張居正在朝中的影響，實現去張居正化，便開始利用言官對張居正進行清算。

事情很順利，朱翊鈞也徹底掌握了權力，但洪流的閘門已經被打開。

隨著“國本之爭”的發酵，越來越多的言官士大夫開始頻繁上疏，表達自己的政見。圍繞著太子的確立，各種言論如雨後春筍般露頭，有言辭激烈的，有畫風婉轉的，有抓著皇帝不放的，也有舔著臉誇的，其間也有不少以此作文章，撈取政治資本的。

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朱翊鈞是越來越頭大，越來越厭惡。最後，皇帝直接罷工了，連大臣的面都不見，所有上疏公文一律留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萬曆晚期。

皇帝的不接觸，不表態，不回應，直接的結果就是朝局的混亂。沒有了皇權的壓制，平衡，或者說找不到直接的鬥爭目標，文官集團內部迅速開始分裂。

首先是以地域為聯繫的朝臣開始互相抱團，謀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宣黨，齊黨，浙黨，楚黨等，相繼出現。隨著鬥爭形勢的激烈，各自黨派又吸收招徠了所有可以團結的政治力量。

接著，因為言路的開房，地方性的各種書院又重新煥發生機。漸漸地這些書院，開始抨擊朝政，談論時局利弊，慢慢地得到了一些在野在朝士子文官的擁護，其中東林黨就是影響最大，實力最強的典範。

沒有了皇帝做裁判，這些黨派就開始互相內鬥，為了就是獲得最高的話語權。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也造成了明代晚期朝局大量內耗的結果。

所以，因為“國本之爭”的持續發酵，明神宗朱翊鈞長時間的逃避和怠政，使得明代後葉朝局混亂，朝臣內鬥不止，黨爭的局面開始正式出現，也對萬曆朝之後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本之爭”，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長達近三十年代的“國本之爭”，可以說是明代後葉的一次巨大的政治動盪。因為“國本之爭”，引發的各種負面影響，直接加速了王朝的衰敗和滅亡。

因為“國本之爭”，皇長子朱常洛直到13歲才出閣讀書，錯過了最佳的啟蒙時機，直接造成明光宗整體文化素養的低下；

因為“國本之爭”，明神宗朱翊鈞不待見王恭妃母子，皇長子朱常洛常年在後宮和王恭妃相依為命，造成了其性格的軟懦，意志的薄弱，自制力不佳的結果，也是導致後來”紅丸案“和”移宮案“發生重要因素。

因為”國本之爭“，明神宗朱翊鈞報復性地輟朝逃避，使得萬曆朝局後期官員的嚴重缺額，直接造成中央對國家整體掌控力的下降，導致後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積怨和爆發。

因為”國本之爭“，明神宗朱翊鈞的厚此薄彼，在福王朱常洵就藩之時，給予了大量的賞賜，幾乎快搬空了本就不富裕的國庫，直接造成了繼任者艱難的財政局面。

因為“國本之爭”，以鄭貴妃為首的外戚勢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明神宗朱翊鈞長期的不理政務，導致司禮監“批紅”權的再次提升，宦官勢力開始重新抬頭，為後來閹黨的出現，培育了土壤。

如此種種，數不勝數。

說“國本之爭”是一場政治動盪已經很委婉了，不客氣地講，這就是一場大的政治浩劫，直接為大明王朝最後的滅亡，埋下了眾多的伏筆。

結言

“國本之爭”，是明神宗朱翊鈞執政時期，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圍繞著太子人選的確立，皇權和文官集團進行了一場長達近三十年的周旋和鬥爭。

期間，大批的朝臣因此受到牽連，提前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明神宗朱翊鈞亦因此感到身心俱疲，創造了輟朝28年的最高紀錄。

雖然，“國本之爭”以文官集團最後的勝利而告終，但此間造成了朝局混亂，黨派林立，官員隊伍缺編，外戚，宦官勢力的崛起，國家財政的困難，底層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而發生的民變等，都對明代後來的朝局產生了深遠消極的影響。從這一點來看，“明實亡於萬曆”這一說辭，是站的住腳的。

朝史暮想關於“國本之爭”的討論，亦到此結束。

願祖國越發強大，人民越發幸福。

參考資料：《明史》，《明實錄》，《國本之爭與萬曆朝局》等

朝史暮想，總有些乾貨可以在歷史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