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最终结局。数千年来，人类都是通过葬礼表达对死亡的态度。那么，人类对死亡的态度，是否经历了一些变化呢？看看19世纪的欧洲葬礼，就明白了。

中世纪葬礼

我们先从中世纪说起，此时的欧洲人，对死亡并不陌生。

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感受死亡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幼儿夭折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十多岁的少年，也会患上不知名的怪病而痛苦死去——当时的医生数量极其稀少，人们最多凭自己的经验服食草药，更多的人选择去教堂祈祷。当一个人死亡，葬礼通常不会太铺张。当时的教会主张死亡就是一种重生，不用过于伤心。当然，在葬礼上花费太多的钱财，也是被教会强烈反对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有亲友去世，往往都是简单的清洁遗体，然后等待亲友们一一前来。葬礼通常会有守夜，之后就会在大家的见证下，送到挖好的墓穴之中。通常情况下，神父会参与其中，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亲人们往往会在最后，把自己的某件随身物品扔进坟墓中，算是给死者最后的礼物。这些仪式大多非常简单，而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也无力操办更大规模的葬礼，毕竟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员的死亡很常见。

14世纪的来临，让人们对于死亡更加麻木。大瘟疫席卷下的欧洲，数百年的时间内，每天都会出现无数的死者，死亡成了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薄伽丘用文字详细的描述了那时候的场景：

黑死病惨状

教堂的墓地里每天都会迎来大量的死者，所以很快就不够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人再为死者哭泣，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葬礼。教堂的墓地周围，被挖出了很多的大坑，尸体就像砍好的木柴一样，一层一层的摞在一起，把整个坑填满。最后，草草掩盖了事。

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7世纪，那时的人们，依然没有对死亡表现出过度的悲伤。《企鹅欧洲史6》中记载了1651年的巴塞罗那遭遇了大瘟疫，一个制革匠接连失去了好几位亲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妻子死后的第二天，可爱的小女儿也死去了。半个月之后，已经开始工作挣钱的大儿子也死了，实际上，二儿子也没能活下来。瘟疫结束的时候，这位皮革匠的家中，还剩下一个4岁大的儿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制革匠留下了一段文字记录，讲述了这段时间的遭遇，他写道：“上帝又带走了我们的大儿子，他已经工作了，是个不错的水手，我上了年纪以后要靠他赡养……上帝决定把他们都带走，上帝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他清楚怎样对我们最好……不到一个月，我的妻子、较年长的两个儿子、小女儿都死了。我和4岁大的加布里埃洛活了下来，这个家里数他的脾气最难缠。”

制革匠没有表现出悲伤，他只能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面对如此多的死者，已经找不到别的解释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只能是麻木，只能是顺其自然。

直到18世纪，死亡依然是很常见的事情。

肺结核、伤寒、霍乱等等传染病，对欧洲各国都造成了重大打击。1826年，北海沿岸爆发流行病，约2万人染病去世；19世纪末，意大利每年还有200万人患上流行病，其中至少2万人死亡；19世纪的欧洲医生托马斯·扬估算，欧洲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因为肺结核而过早的死亡（当时英格兰20—24的死者中，一半都是死于肺结核）……（数据源于《企鹅欧洲史》）

但是，19世纪的来临，死亡率还是明显下降了。

巴斯德

首先就是大瘟疫终于远离了欧洲，这得益于卫生状况的改进和完善的预防措施，人们在和瘟疫抗争的数百年间，确实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医学的进步。比如1820年法国医学家提炼出了疟疾特效药奎宁，让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大为降低。而巴斯德在微生物领域的研究，让人类迈入了细菌学时代，各种疾病的治愈率大大增加了。

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虽然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现代医学的进步，让人们可以抵抗很多疾病了——这导致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病人可以被拯救，那就意味着生病的亲友完全有机会活下去。

这个时期的死亡，逐渐得到了重视，人们开始毫不掩饰的表达悲伤，也开始重视葬礼的过程。

《私人生活史：演员与舞台》中，记录了19世纪法国人对葬礼的重视程度：“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把他的眼睑合上，放直躯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在巴黎，专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这一时期，就算是农村也非常重视葬礼的仪式。比如希腊或者俄罗斯，当有人去世的时候，村里的女人会被叫来，把尸体擦洗干净，为死者恸哭，并且做好下葬的一切准备活动；在瑞典等地，教堂还会专门鸣钟表明死者的年龄和性别；在欧洲大多数地区，死者的棺材里会被放入随葬品，女人的棺材中会放满各种首饰（哪怕是廉价的首饰），男人的棺材里会被放入一个烟斗和一瓶葡萄酒，孩子的棺材则会放入玩具……人们开始非常重视与死者的告别，在没有教会阻止的时代，很多人都愿意花费重金举行葬礼了。

很多19世纪的资料，都记录了人们葬礼的花费，比如《私人生活史》中记录了1900年一位名叫玛丽·布瓦洛的女子记录了自己妹妹葬礼的花费：“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很显然，法国的葬礼分了很多档次，贵族举办的一流葬礼可能花费4000法郎以上，穷人的葬礼也许只花费15法郎；英国的贵族葬礼同样花费高昂，平均要达到800到1500英镑。威灵顿公爵的葬礼甚至花费了1.1万英镑，在当时广受议论。

对待葬礼的认真，表明着人们对于死者的思念和不舍。

职业哭丧人员

实际上，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情况存在。比如大量的乡村地区，人们不仅会为死者守夜，还会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没死的人被埋葬。比如在德国的某些地区，没安葬之前的死者手指会被系上一根线，另一头绑着一个铃铛——在大瘟疫时期，常有奄奄一息的人被当成死者埋葬，人们极力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

城市中的死者会接受医生的检查，并且葬礼还会有专门的商业化机构负责。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城市中的人们，在照相术发明了之后，会想尽办法保留亲人的容貌。

给死者照相

那时候的摄影师，会利用一些工具，把尸体支撑起来，摆出各种造型，坐着或者站着，就像是活着的时候一样。这些死者会化妆，让人觉得他还活着。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人们还会和死者一起合影留念。有些父母抱着夭折的幼儿，假装孩子还活着，留下了照片——18世纪之前的人一定不敢想象，因为在这之前幼儿夭折是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麻木到不去悲哀了。

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19世纪的欧洲人，对死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对死者的悲伤和怀念，越来越沉重；对葬礼的重视，越来越普遍；对亲友的离去，充满了不舍……

当然，这种情绪在现在看来很正常，谁能不为亲友的逝去而伤心呢？不过，在大瘟疫和战乱横行的时代，人们无力掌控死亡，只能选择麻木。就像薄伽丘所写的：“事情演变成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山羊那样无足轻重……”

是医学的进步，让欧洲人改变了对死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