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梁銀妍 華夏時報（chinatimes.net.cn）記者陳鋒 北京報道
隨著庭審信息公開，中郵基金原投資副總監鄧立新“老鼠倉”案細節曝光。在8年時間內，鄧立新“老鼠倉”通過200萬本金，涉及34.7億元的成交金額，獲利5507萬元，收益率高達26倍。
據不完全數據統計，自2007年以來，高達40餘名基金經理涉嫌公募基金“老鼠倉”，斷送前程。基金“老鼠倉”事件緣何屢禁不止？一方面，基金經理涉案“老鼠倉”多被歸結於“人性的貪婪”，但與基金公司風控與激勵措施不夠有一定關係，另一方面，多位律師或業內人士告訴《華夏時報》記者，犯罪成本低，成為基金經理“老鼠倉”的重要原因之一，應加大處罰形成實質性震懾。
人性的貪婪
2019年11月5日，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信息顯示，鄧立新自2009年3月至案發前止，單獨或夥同孫某鴻、王某一起操縱上海、北京兩地的12個股票賬戶，先於、同期或稍晚於中郵旗下的兩隻基金買賣相同股票，涉及成交金額34.7億元，非法獲利5507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鄧立新、孫某鴻、王某等人，均表示對犯罪事實、罪名都沒有異議。但鄧立新提出，“罰金定得高了。我記得非法所得是3000多萬元，但是看到定的是5500萬元，不知道這塊後來是怎麼定的。”截至庭審結束，該案並沒有當庭宣判。
鄧立新擁有長達25年的證券、基金行業從業經歷，曾先後在工商銀行、華夏證券、首創證券、中郵基金等公司任職。在華夏證券，鄧立新任該公司北京三里河營業部交易部經理；在中郵基金，鄧立新曆任基金交易部總經理、投資研究部投資部負責人、投資部副總監等職位，並在2015年成立鄧立新投資工作室。
回顧鄧立新的業績，多數較為較為平常。天天基金網顯示，鄧立新共管理5只基金，分別為中郵低碳配置混合（001983）、中郵風格輪動靈活配置混合（001479）、中郵創新優勢靈活配置混合（001275）、中郵核心優勢靈活配置混合（590003）、中郵核心成長混合（590002）。
其中，中郵核心優勢靈活配置表現最好，其任職回報124.88%，其次為中郵風格輪動靈活配置，其任職回報為18.36%，剩餘三隻基金的任職回報為-21.50%，-13.90%，-1.15%。
值得一提的是，在鄧立新管理的基金中，成立於2007年的中郵核心成長混合引人關注。其首發吸引超600億申購資金的追捧，隨後啟動25%配售，以149.57億份的份額成立。在該基金第一任基金經理彭旭的管理下，2007年12月30日達到423.08億元峰值。2008年其規模逐年縮水，截至2019年9月30日，基金規模僅為49.22億元，僅為巔峰時期的11%。
天天基金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1月10日，中郵核心成長混合單位淨值為0.6106，累計淨值為0.6115，成立12年來以來的復權淨值增長率為-38.85%。在鄧立新管理期間，業績持續落後同類平均，在後期甚至低於滬深300。
按道理說，鄧立新作為金融高管，收入可觀，卻為何依舊深陷“老鼠倉”泥潭？有基金行業資深人士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儘管基金經理的收入可觀，但每天面對上億甚至百億，千億的資金量，人性的貪婪就會被激發出來；再者，一些優秀的基金經理甚至一個人就能為公司帶來上億的收入，對比自己收入差距很大，難免心中有所偏激；此外，雖然基金經理屬於高薪職業，但“賺多之後，還想要更多。”
在過往基金經理“老鼠倉”庭審中，有涉案基金經理辯稱，由於法律法規規定投資經理自己及近親屬不能炒股，牛市到來之際，幫別人賺錢，自己不賺錢，難免心生不滿。
基金公司應激勵與風控同步
這並不是中郵基金第一次出現“老鼠倉”事件。其明星基金經理厲建超，曾是70多億元基金的操盤手，也曾深陷“老鼠倉”事件。
接近中郵基金人士告訴《華夏時報》記者，“老鼠倉”事件發生後，對基金公司的品牌建設損害很大，“基金公司自己也不想看到，這完全損害了基金公司的利益。”
財經評論員郭施亮告訴《華夏時報》記者，老鼠倉是基金經理首先買入某隻股票，然後利用投資者的錢大量買入該股票，等股票漲到很高價格時，賣出自己買入的股票獲利，而老鼠倉主要手段還是藉助信息不對稱、利用資金優勢、信息優勢等方式獲得利潤，而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通過技術指標上K線做圖、資金坐莊等方式完成套利，對投資者來說，會損害投資者切身利益，而對基金公司來說，將會影響到基金公司的品牌與聲譽。對市場影響，則可能會擾亂市場正常的運行秩序。
作為首家登陸新三板的基金公司，中郵基金曾經戰績輝煌，但如今表現平平。
Choice數據顯示，中郵基金規模連年呈下降趨勢，2015年年底，中郵基金管理規模為789.30億元，排名29/104，但到2018年年底，規模僅餘298.75億元，排名61/131。2019年以來，規模小幅上漲，截至2019年3季度，中郵基金管理規模為329.30億元，排名60/137。
當然，中郵基金規模縮水不只與“老鼠倉”相關。
在2012年-2015年的成長股時期，其明星基金經理任澤松積極佈局創業板，重倉樂視網、爾康製藥等創業板股票，且持股集中度高。2014年，中郵戰略新興產業年內漲幅為57.29%。2015年，中郵戰略新興產業混合、中郵核心競爭力混合全年回報率分別為106.41%、100.96%。
但2017年以來，中郵基金多次踩雷，從樂視網到爾康製藥，再到宣亞國際，處處可見中郵基金“身影”。疊加兩起“老鼠倉”事件，使其跌落的速度加快不少。此後，隨著明星基金經理流失，以及2018年總經理周克不幸辭世，中郵基金的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天天基金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1月11日，中郵旗下27只基金（份額分開計算）規模不足2億元，19只基金規模在1億以下，其中14只在5000萬以下，面臨清盤風險。而這14只基金中又有3只基金的規模在1000萬以下，中郵中證價值回報量化策略C（006256）、中郵睿利增強債券（002475）、中郵增力債券（002397）、中郵穩健合贏債券（002278）、中郵純債聚利債券（A：002274；C：002275）屬於超級迷你基金。
接近中郵基金人士提到，針對老鼠倉、投資風格激進等問題，中郵基金內部也做了整改。如不再集中持股，搭建全方位合規管理體系，涵蓋各業務環節，在投資研究部門配備專職合規人員，加強信息系統建設，每年定期開展全公司風控合規培訓，包括防範老鼠倉案例解析，加強員工教育。
另一典型案例是海富通基金。
2014年，海富通五名基金經理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立案調查，並公之於眾。面對如此龐大的老鼠窩，海富通基金規模瞬間縮水。在勒令整改的3個月內，海富通基金不得不停下手中新產品的研發和佈局。該年曾是股債雙收大年，許多基金公司規模穩步增長，而海富通不增反縮水約14%。截至2014年年底，海富通基金管理規模為284.50億元，排名 39/94。到了2015年牛市，海富通排名依舊不斷下滑。截至2015年年底，海富通基金管理規模為469.08億元，排名44/104。
某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從基金公司層面，並非只扮演“受害者”角色，也需要自身加強管理，一是，給予基金經理合理的收入，除了高薪酬之外，股權激勵也十分重要，使得基金經理與公司利益一致，“比如國外的基金公司多是私人公司”；二是，加強公司內部風控，隨著大數據技術和科技越來越發達，灰色地帶將變得更加不明顯，三是，員工訪問層級設置，嚴格隔離交易室，加強管理；四是，合規培訓十分重要，強化從業人員對“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的認識；五是，在國外，基金經理自己買股票，可以做多做空，但是有年限限制，多少年內不得買入賣出，但可以通過正當渠道，購買自己的基金，使得基金經理與投資者利益達成一致。
處罰加大以實質震懾
中郵基金前明星基金經理厲建超被判刑之後，山東公安廳經偵總隊辦案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本案原本足以按照上限判處厲建超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基於其自首情節和良好的認罪態度，最後法院判了三年半無緩刑，算是從輕處罰。”
對於基金公司來講，儘管“老鼠倉”事件對公司影響力和品牌建設能力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但僅從“人性的貪婪”不足以解釋基金經理緣何頻繁出現“老鼠倉”事件。
據不完全數據統計，自2007年以來，高達40餘名基金經理涉嫌“老鼠倉”事件，斷送錦繡前程。某些基金公司多次出現“老鼠倉”事件，其風控能力難免備受基民質疑。與此同時，監管的力度和強度也在不斷討論之中。
（該表為部分基金經理“老鼠倉”數據，《華夏時報》記者統計）
從上述案件中，《華夏時報》記者發現，基金經理的犯罪手法逐漸變得隱蔽，如利用數十賬戶分散操作，不在同一個城市下單，使用匿名電話卡，割裂資金流動賬，動用的賬戶也從當事人的配偶、父母等親人，擴展到朋友，或者校友圈、工作圈。
北京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告訴《華夏時報》記者，不僅是公司內控不內控的問題，關鍵還是加大處罰力度。“控是控制不住的，總有一些人會獲得這些信息，但是要讓有這些信息的人，不敢實施這些行為，才能夠合理的預防。”
2009年以前，有關“老鼠倉”行為並未列入刑法，其處罰主要以監管部門行政處罰為主。2009年以後，“老鼠倉”行為被明確列入刑法，其中明確規定：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在涉及證券的發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對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或者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期貨交易，或者洩露該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上述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2014年以來，“老鼠倉”事件頻繁發生。2015年初，監管部門從基金公司層面加碼處理“老鼠倉”，如暫停基金公司3-6個月新業務。
郭施亮提到，減少基金公司老鼠倉，歸根到底還是要大幅提升市場違法違規成本，對“老鼠倉”的處罰要進一步加大，起到實質性的震懾效果，證券法對違規處罰力度更應該顯著提升。
2019年6月28日“兩高”召開的司法解釋新聞發佈會上，“老鼠倉”等違規交易行為被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定罪量刑標準。在處罰力度明確對出售或者變相出售未公開信息、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等幾類情形，違法所得數額在一般入罪標準（100萬元）基礎上降低一半（50萬元），即可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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