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如何從經濟學角度看待“民工荒”

鄭秉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

【內容提要】前幾年出現的“民工荒”和近月來的“用工荒”，均由農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價格下降所致，是農民工勞動力要素市場自發調節的週期性結果。本文在價格成因變化的分析中發現，2009年農村福利條件的極大改善提高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農民工的“市場價格”含義正在發生變化，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即“80後”和“90後”正逐漸成為企業用工的主體，這個群體受教育程度較高，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發生較大變化，“休閒逸樂”正逐漸成為他們的一個機會成本，導致其勞動供給減少。“用工荒”是推動中國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內生動力，是調整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上升拉力，是促進城鎮化的一個市場推力。年復一年的“春節民工潮”的輪迴和“用工荒”的出現，無形之中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用工價格集體協商談判的一個自發有效形式，成為提高農民工工資的一個市場機制。面對“用工荒”，政府應做好用工價格市場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的服務引導工作，繼續做好農民工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長期內，還應做好人口變化預測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工作。

【關 鍵 詞】民工荒 農民工工資 農民工市場定價 勞動供給 增長方式轉變

2009年，金融危機導致全國農民工失業約2500萬人，而2010年，在經濟刺激計劃還沒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卻突然出現“用工荒”，且“缺工”現象逐漸從珠三角和長三角沿海發達地區正向內地一些農民工輸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勢頭已經超過前幾年曾出現過的“民工荒”，以福建省晉江市為例，諸如製鞋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工人數高達40-70%。

僅僅一年的時間，出現反差如此之大的失業和缺工的一次逆轉。如何解釋、評價和應對突然而至的“用工荒”？

一、“用工荒”的出現是市場邏輯的結果

1．農民工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勞動力要素市場，供需失衡導致價格失衡

“用工荒”的出現是很多因素綜合的結果，但從微觀經濟理論出發，無論是去年的大面積失業，還是今年的大規模“用工荒”，都是市場價格的結果。“用工荒”的出現，是因為農民工的勞動力要素價格過低造成的。

經濟學假定，在完全競爭市場，勞動力要素的價格由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匯處形成，這個均衡價格就是市場價格。在中國諸多勞動力要素市場上，農民工市場是一個競爭最充分的市場：從企業層面，全世界工會密度最低的農民工群體根本無力對抗企業主；從市場層面，一盤散沙的農民工任由市場擺佈；因此，農民工市場是勞動力要素市場中壟斷因素最小、競爭最充分、市場機制最完美的市場。

農民工價格之所以低廉，是長期以來農民工供給大於需求的結果：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農民工僅為657萬，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達2135萬，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44億，2009年3月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統計結果已上升到2.25億人；農民工佔總人口比重在上述4個時點上呈快速跳躍式膨脹趨勢（見圖1）。由此看出，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出口產品競爭力之所以戰無不勝、外匯儲備規模之所以位居世界之首，甚至“雙順差”（貿易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和“四高”（高增長、高儲蓄、高投資，高順差）等均離不開廉價農民工的巨大貢獻。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是市場經濟的成功，是廉價勞動力的結果，沒有廉價的農民工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例與往年相比增長6%；有8%的返鄉務工人員表示不再外出務工，主要原因是務工工資太低、準備就地創業和家裡有事等。其中，在準備外出務工人員中，74%的人員準備回原企業上班；不準備回原企業上班的主要原因有：收入太低佔49%，加班太多佔18%，沒發展前途佔14%，學不到技術佔12%。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這項調查顯示，就工資增長預期來說，企業主認為2010年平均工資收入將比2009年實際工資收入增長9%，而打算繼續外出務工人員的預期則高達14%，就是說，務工人員的工資增長預期比企業主高出5個百分點。

2．“用工荒”是農民工價格自發調節的市場現象，是勞動力要素市場的週期性結果

發達地區用工需求較大，工資水平較高，農民工比較集中，例如，多年來，僅廣東省就幾乎集中了全國農民工的15%-20%左右；較高的價格導致農民工蜂擁而至，流入過多，反過來對其市場價格增幅具有壓低的傾向，例如，2009年9月末的數據顯示，東部地區農民工月均收入1455元，與第二季度相比，增幅僅為2.5%；中部地區為138

這就是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價格臺階”中農民工供給情況此消彼長的基本圖景：農民工向價格增幅稍高的臺階自發流動，價格增長較低的東部地區便出現“用工荒”；東部地區農民工的供給減少之後，其價格會自動反彈，於是，農民工的流入便開始增加；供給增加到一定程度還會再次導致價格增幅向下波動，於是，新一輪的“用工荒”便又出現。如此週而復始，這就是用工市場價格自發調節的結果，是“民工荒”的週期性特點，是價格圍繞價值波動的市場規律，這個規律最終將導致價格自動恢復到均衡價格水平。但是，價格恢復是有“時滯”的，“用工荒”便是這個“時滯”的表現。

二、農民工價格成因變化分析

1．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農村福利條件的極大改善提高了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農民工的“市場價格”含義開始發生變化

從農民工的“價格結構”上看，在以往的務工價格中，其機會成本非常小。但近年來，異地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不斷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擊金融危機的一攬子刺激措施的實施，一系列惠農舉措和社保新政的出臺等，都驟然提高了農民工外出異地打工的機會成本，使農民工對其現行市場價格低估，其貨幣價值打了折扣，沒有達到農民工供方的預期價格，於是便減少了其勞動供給，出現了“用工荒”。下面以2009年6月末數據為例，具體分析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農民工機會成本上升的成因：

——從工資性收入上看，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經濟刺激計劃加大了基礎設施和重大項目的投資力度，使農村本地務工所得人均增長8.6%，而外出進城務工收入僅增長7.7%；

——從家庭經營收入看，由於農村受金融危機影響小於城鎮，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人均增長5.5%，而城鎮經營淨收入增長僅為3.9%；

——從財產性收入看，由於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措施，例如農村土地流轉速度加快，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收入增加，土地徵用補償收入和租金等收入均有所增加，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現金收入增長9.9%，略高於城鎮的9.1%；

——從轉移性現金收入看，由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四項補貼”構成的惠農政策力度加大之後，農民的轉移性現金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新農合覆蓋面已基本達到應保盡保，報銷醫療費比例和低保費均增有所幅長，養老金和救災款增加幅度較大。所有這些，使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增長31.4%，遠遠高於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9.1%的增長；

——從社保預期看，2009年8月中央政府出臺農村養老保障新政即“新農保”政策，兩級財政補貼式的養老制度特徵極大地提高了農村居民社保預期，而農村流動人口外出打工參加城鎮社保的門檻居高不下，城鎮制度沒有任何變化。即使2010年1月實施養老關係轉續辦法之後也並沒有降低農民工參保的門檻。換言之，農村社保新政的不斷出臺和社保制度不斷完善的向好預期在客觀上也是提高農民離鄉外出

2．“新生代農民工”觀念發生較大變化，“休閒逸樂”正逐漸成為他們的一個機會成本，導致價格含義發生較大變化

在“新生代農民工”及其父輩之間，他們的機會成本是不一樣的，其中一個重大差別源自於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和觀念的較大轉變。在“新生代農民工”那裡，他們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要大於其父輩，其主要表現之一在於對休閒娛樂和生活態度的價值觀上。2010年發佈的中央1號文件《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並指出要針對這個群體的特點“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後”和“90後”，他們已佔農民工群體的60%以上，據最近的一項調查，珠三角的“新生代農民工”已佔求職的絕對主體，在東莞甚至佔近9成，年齡30歲以上的僅佔9%；在佛山佔7成，40-50年齡段的僅佔1成；在江門佔8成以上。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徵十分明顯，即受教育程度高，可塑性強，學習能力強，創新能力強，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完全城市化，對物質和精神的享受追求較高，追求個性獨立和看重工作環境和發展前景，更加珍惜個人價值和崇尚自由，渴望更大的發展空間，想在城裡有一個體面的生活，不願做城市的“過客”，試圖融入城市的潛意識更加強烈，同時，他們幾乎沒有種過地，甚至很多人就出生在其父輩

由此看來，“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曲線與其父輩農民工相比是兩條平行的曲線：在農民工收入普遍偏低的同等情況下，兩代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曲線是不同的。由於父輩農民工的機會成本較小，甚至基本不存在，其替代效應大於收入效應，勞動供給將隨著工資的增加而增加，勞動供給曲線一直向右上方延伸，即他們的替代效應在較長時期內大於其收入效應，勞動供給將在較長時期內會隨著工資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受的教育多於其父輩，其閒暇作為機會成本在其價值觀中是存在的，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曲線是整體向左移動的，與右側父輩的勞動供給曲線平行，兩代人的這兩條曲線之間的“間距”實際就是閒暇娛樂的價格。

“新生代農民工”的閒暇娛樂是有“價格”的，這個價格（即這個間距）加上其父輩的“裸工資”（即父輩的供給曲線），就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價格（即新生代的勞動供給曲線）；換言之，“新生代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的“初始狀態”天然地位於其父輩曲線的左側，其“工資起點”天生就高於其父輩的工資起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效應已大於替代效應，更不意味著新生代的勞動供給曲線將提前向後彎曲，恰恰相反，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在目前工資水平下，其勞動供給的增加也將隨著工資的增加而增加，其向後彎曲的那個“點”很可能要“遲”於其父輩，因為他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和要求高於其父輩。

圖2：中國兩代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曲線和價格的比較

奇特現象？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難也是市場價格規律的結果。2009年6月末的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在崗職工月均工資2440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279元，平均增長12.9%。相比之下，公務員增長15.1%，事業單位職工增長14.7%，高於全國平均12.9%的水平，而企業職工平均增長11.9%，低於平均水平。這裡要強調的是，這個工資水平是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結果，平均增幅為進入21世紀以來最低，與2008年相比，已經回落了5.1個百分點。否則會更高。正是由於價格的原因，才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於是，國家機關向社會公開招聘中幾千個大學生報考一個職位的情況便司空見慣。

那麼，為什麼大學生供給大於需求，卻沒有壓低機關和事業等公共部門的價格？答案很簡單，因為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定價機制”不同，中外概莫能外，例如，法國和瑞典也是典型的案例。公共部門的價格不是“市場價格”，而是“政策價格”，公共部門的價格帶有一定的非競爭性，其工資增長據有相當的剛性，一般是“盯住”社會平均工資指數。例如2009年機關工資調整和津補貼規範開始逐步兌現等，於是，在不同的“定價機制”下，大學生的“過度供給”（指相對於國家機關的需求）並不能像農民工市場那樣在較短時期內會自動壓低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價格，所以，大學生就業難短期內將難以緩解。

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用工荒雖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案例和社會現象，但其所反映的本質是一樣的。

三、“用工荒”的意義及其應對措施

1．正確理解“用工荒”的潛在意義

“用工荒”大多發生在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口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發達地區大多發生在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由於這些行業的淨利潤大多隻有3%到5%，“用工荒”將導致推高其用工成本，本來十分微薄的利潤將被“吃掉”相當一部分，對這些企業和行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壞消息，甚至是一個沉重打擊。這預示著，人口優勢的喪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價農民工時代的終結，正在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如何看待“用工荒”？筆者認為，這是市場的法則，也是經濟的進步；是增長的危機，也是發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戰，也是轉型的機遇。這裡要強調的是，我們要認識和利用“用工荒”的進步、必然和機遇，積極疏導，而不應採取盲目的消極態度。

第一，“用工荒”對實現增長方式轉變是一個內生動力。轉變增長方式是近年來

第二，農民工市場價格的上漲對促進城鎮化是一個市場推力。工業化是增長的必由之路，而城鎮化則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但是，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係既互為條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業化速度較快，而城鎮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現“城市病”，反之亦然，如一些拉美國家等，由此，城鎮化與現代化不協調導致的“城市病”現象常常被描述為“拉美化”。“城市病”的犧牲品是“非農化”過程中的農民工。農民工市場價格的上升將有助於防止“城市病”的發生和克服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失調，有助於“新生代農民工”對城鎮的融入和“市民化”進程，有利於社會凝聚和社會融合，以促進城鎮化的步伐跟上工業化的高度發展，促進由“國強民富”向“民富國強”轉型。

第三，“用工荒”對調整產業結構升級是一個上升拉力。近期內，用工成本上漲顯然提高了勞動密集型和外向型企業的門檻，對其造成的衝擊較大。但長期內，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拉動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轉型。此外，“用工荒”作為一個拉力，可以促使企業主轉變觀念，順應潮流，服從市場，超越自我，迫使其從廉價成本型的產品競爭力向自主創新型的企業競爭力轉變，拉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拉動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和不斷升級。

2．“用工荒”是農民工工資的一個增長機制

第一，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勢在必行，轉變增長方式是一個有效的市場結果。如果說，長期以來，農民工工資偏低是其供求失衡的市場結果，那麼，任何用非市場手段提高農民工工資的企圖都將是徒勞的，作用有限，難以奏效，且適得其反，比如，採取提高最低工資制的辦法不僅遠水不解近渴，因為最低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較大，而且，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底線會產生其他副作用，甚至會明顯扭曲市場價格。提高農民工平均工資的有效手段將仍是採取市場的辦法。儘快實行增長方式轉變在客觀上會促進農民工工資水平的提高，可將之視為一個有效的市場手段。企業向內看的結果自然會提高企業門檻，提高用工成本。所以，就“用工荒”對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而言，轉變增長方式是一個福音，也是一個市場結果。

第二，年復一年的“春節民工潮”的“輪迴”，其作用相當於一年一次的集體協商談判。每年春節前返鄉過年和春節後進城務工，既是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傳統，客觀上也成為每年一次的農民工是與企業主討價還價的一個“集體協商行動”，這個“非組織化”的集體談判無形之中就相當於一個“年度定價機制”：如果此時出現“用工荒”，對農民工市場價格就將具有明顯的拉動效應；如果從沿海發達地區向內內地擴散，就將成為全國範圍內農民工重新定價的一個市場機制。這個定價機制是市場自發的結果，與歐美髮達國家利用工會集體談判進行定價相比，工會談判定價對勞動的“名義價格”具有強化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市場均衡價格的扭曲，甚至常常導致工會與僱主私下裡簽訂“隱含合同”，扭曲市場價格，降低勞動力要素市場的靈活性，失業率居高不下，造成“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嚴重對峙，社會不穩定因素與日俱增，失業待遇水平逐年提高，最終成為財政的一個負擔。從週期性和季節性等特徵看，“春節民工潮”似乎很像日本的“春鬥”，但卻有本質區別，日本的“春鬥”是組織化程度相當高、由工會發起並組織、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集體工資談判。與這些發達國家的集體談判相比，“春節民工潮”這個年度“談判定價機制”是市場自發勢力的結果，其結果雖然相當於全國農民工每年簽訂一次“新合同”，但卻全然不會出現類似發達國家工會集體談判下導致的市場僵化和“隱含合同”等弊端，也不會出現社會群體事件，恰恰相反，它所體現的是勞動力要素市場的彈性。

鑑於此，年復一年的“春節民工潮”的“輪迴”和“用工荒”的偶然出現，是一個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自發的農民工價格集體協商的有效形式和工資調節機制，既有利於農民工工資的提高，又有利於農民工失業率的降低。

3．積極應對“用工荒”的舉措

既然“用工荒”是市場自發勢力和市場價值規律的結果，那麼，農民工這個特定時代的特殊群體就無疑是推動經濟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市場勢力”。對此，政府應採取市場的辦法為其所用，積極創造條件，做好服務和引導，而不應採取行政的措施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換言之，政府的定位應是做好服務和引導工作，應尊重市場規律，利用市場法則，順應市場發展，推動市場成長。

第一，近期內，做好用工價格市場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的服務引導工作。例如，在全國對用工市場實行價格跟蹤監測制度和價格波動公開制度，在電視上打出公益性廣告，如同道路電子牌，發出前方路況警示，以使行車人避開堵車路段，定期發佈全國範圍的普工工資水平指數，為農民工流動做出及時與合理地引導和服務。再例如，為勞動密集型和外向型企業做好向內看的轉型服務工作，提供從金融市場到信息市場的良好服務等。

第二，中期內，繼續做好農民工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臺力度。在所有勞動就業群體中，農民工是社保制度覆蓋率最低的群體，參保率僅為17%左右，因此，農民工群體也是其福利成本佔比最低的群體（即“裸工資”）。農民工工資的提高不應成為減少其福利成本的一個藉口或替代，相反，要繼續做好農民工的各項社保制度改革與完善工作，擴大制度覆蓋面，儘快將福利成本納入到用工成本之中，並將其提高到一個適當的程度，促使企業從廉價用工成本型向產品自主創新型轉變，以逐漸適應廉價勞動時代的終結的到來。

第三，長期內，做好人口變化預測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工作。未來幾十年內，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將超乎尋常。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勞動力市場具有較大影響，中國人口優勢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逐漸喪失，例如，到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31.1%，僅次於發達國家的32.6%，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21.9%。認真評估和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做好人口變化預測、積極迎接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不僅僅是應對未來企業“用工荒”的一個措施，也是保持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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