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取消成龙活动,这一次,成龙错了吗?

近日,越南一家慈善组织(“微笑行动”,旨在为患有面部畸形的儿童提供免费手术服务)取消了中国香港著名影星成龙到访首都河内的系列活动。因成龙“曾公开发声支持过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在网络上,他受到部分越南网友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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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2016年11月12日晚,第八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理事会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的罗伊·杜比宴会厅举行,成龙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成为首位获得该项荣誉的中国电影人,也是继黑泽明、萨耶吉特·雷伊和宫崎骏之后,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小金人”无疑是对成龙近半个世纪电影生涯所取得成绩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他在电影文化发展和交流方面所作贡献的极大赞誉。在用电影给全世界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成龙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和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Jackie Chan也成为继李小龙之后,又一个能让世界观众想到中国功夫、想到中国电影、想到中国电影明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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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以后,成龙开始全面拥抱内地电影市场,出品了一系列对历史时空重构的影片《辛亥革命》《天将雄师》《铁道飞虎》等;也拍摄了依托当代社会题材的《十二生肖》《警察故事2013》《绝地逃亡》《功夫瑜伽》等一系列影片。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下故事,他的影片都透露出他对华人世界与亚洲、全球的关系问题的言说。其中,《天将雄狮》和《功夫瑜伽》这两部是非常明显的“一带一路”影片,《绝地逃亡》作为一部在欧亚大陆上“超越逻辑”般的空间穿梭的影片,也可以看作是成龙带有“一带一路”意识所拍摄的影片之一。

这6年里7部影片都或多或少地将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影片的核心意图来表现。虽然这些影片在大陆市场都取得了尚佳的票房成绩,但在评论界和观众之中的口碑却并不理想,其中最为观众所诟病的一点恰恰是成龙在电影里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分迎合。不管这种观点是对是错,至少我们发现成龙近些年来的作品中,无论是对空间流动的景观、动作的设计上,都与他变换的政治身份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出现了带有明显“一带一路”宣传意图的影片,为当下的世界电影观众重构了一个新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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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空间的流动:从“泛亚”到区域共融

近年,国家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天将雄师》敏锐地抓住了“丝绸之路”这一诉求点,讲述古代丝绸之路上大汉王朝与各族间从对抗到和解,直至最后共同抵抗外敌的故事,以古喻今,表达着成龙自己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当代政治理念的迎合。影片《天将雄师》将叙事空间设置在连接起西域各部族的历史空间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也正在此时出现,使得这部影片的国家意识凸显。

而在2016年出品的《功夫瑜伽》中,完全是借用考古探宝叙事模型,携手印度女孩一起展开冒险,在迪拜和土豪飙车,在冰岛潜入神秘冰穴,在印度大战土狼,并和印度贵族斗舞。影片借探宝的叙事类型串联起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独特文化空间,在一次次旅游冒险的奇观享受过程中,在当下与历史、中国与西亚之间形成了一次隔空对话。其实,细究起来,影片《绝地逃亡》杂糅了“公路片”的类型特色,流动的叙事空间,如香港、澳门、蒙古沙漠、广西桂林等所具有的多地鲜明的地域风俗和文化特色,与班尼与康纳两人所组成的充满笑点、惊险、文化冲突的冒险之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使得观众在享受成龙标志性的动作喜剧的故事之外,还能感受到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理解到一种区域和谐融合的文化政治主题。

可见,这三部作品无疑是成龙刻意创作的充满政治寓意的应和亚洲意识的系列作品。这些影片中暗含了作者对于未来泛亚区域文化合作与发展的两个维度的看法是,在亚洲内部如何文化交融、理解合作的共赢意识;二是,西方存在着双幅面孔:“好”的西方和“坏”的西方。面对“好”的西方世界,是可以通过相互理解和支持,去维护各自的区域和平;而面对“坏”的西方世界,则需要携手“好”的西方,以暴制暴,最终实现和平。乌托邦式建构正是对“泛亚”各区域或各国间以文化为纽带、“不分国籍,合同共存”的思想意识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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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与舞:动作类型的消解

不同于传统功夫明星李小龙、李连杰,利用身体资本进行反抗西方霸权对近代中国的凌辱、处于支配地位的表述,成龙则在他的影像设计上更侧重表现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身份的小人物面对大时代,在两难处境中对理想主义精神的选择,突破极限和超越自身来完成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白。

在一般的武侠功夫片的电影里,“正”“反”方的动作武打对抗戏是不可缺少的。武打动作,这一最具有世界“通识”的电影语言,经过成龙的谐趣化的改装,不仅成为“成龙功夫”电影最具标识性的“作者印记”,也是他在对抗中寻求和谐的新型“男性气质”。男性气质是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灵活建构的结果。男性气质呈现多维度的特点,不同文化背景、种族、阶级构建出多元的男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形态并非固定静止的,而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视野之下。

在早期的成龙电影中,他基本上还是表现以“武”为重的男性气质。通常“武”的男性气质是与勇猛果敢、重情重义、孤身犯险等行为密切相关,他则在“武”的男性气质之上加入娱乐元素,从而开创有着自身特点的功夫喜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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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拳》

(袁和平,1978)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作为功夫明星的成龙已经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突破身体极限的危险动作来制造令观众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

另一方面,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成长,成龙对他的电影创作风格进行了一些调整,纯视觉化游戏化的动作戏在减少,文戏的比重在增加。在电影的思想主题方面,成龙也打破了香港及好莱坞动作片纯粹的娱乐产品的思维定式,转而在动作之外加入一些自己对于家国政治的理解,着力塑造自己“文”的男性气质。

我们发现,这几部成龙影片中的“武戏”并不仅仅运用在正反两方的对抗上,还大量地加入了一种“以武会友”的文化意图。例如,在《天将雄师》中,霍安带领西域都护府的兄弟与西域各族以及卢瑟斯的罗马军团一起修筑雁门关的吃饭间隙,西域都护府的操练带动了罗马军团,双方在其他围观族人的呼声中展开一场“比武”大戏。通常,武侠电影中“比武”大戏都强调甲乙双方的打斗场景,但是在这部影片中,这场戏化为两种“武”文化的团体操式的展现,带给观众的是两种“武文化”的交流,而非对抗。

这个段落将“武术”进行了“舞蹈化”。“武”与“舞”的交融,在成龙电影中最终展现出一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与和谐的多种可能性。总之,成龙影片中的身体呈现成为一种新时代下所需要建立新型的“武文化”的代表,作为赢得国家或种族之间文化和谐与交流的符号,使得他的身体最终呈现为一种可跨越地域(国家)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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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民:变换的身份与政治

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某种连续性的持续存在。从成龙所主导的百多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种他在影像文本内所赋予的文化身份的转变。

1985年《警察故事》第一部上映之时,恰是香港电影的上升期,也是香港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七八十年代。初期这一系列影片可以说是成龙最具香港意识的作品。但是,到了2013年上映的《警察故事2013》则完全消解了香港的在场,电影的故事原型改编自内地刑警的真人真事,整部电影的背景、人物、情节全部都在中国内地的基础之上展开,完完全全在讲述一个内地的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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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正是在这些既苦又硬、有责任意识的小人物的身上投射了他对国家和民族进行关照的主体意识。2013年2月1日,成龙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中国影协第九届副主席;2014年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诸多的社会(政治)身份让成龙进一步尝试在银幕上进行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宏大叙事。从这一年开始,成龙影片中的人物身份的设定不再仅仅是个小人物,开始被赋予一定的官方身份。

近些年来,除了对“一带一路”进行表达的作品之外,成龙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对红色经典的改编。《铁道飞虎》通过红色经典加成龙轻喜剧的方式,与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一样,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去回看一段历史,形式上更是借鉴了红色经典中“痛陈革命家史”的叙事手法,试图将历史与当下形成勾连,尽管少了几许沉重,却多了几分传奇,寓教于乐,在轻松欢乐中述说历史,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意识形态、传播主流价值观。

成龙电影对红色经典的改写、对曾经历史文化空间的重构、对当下各个民族区域间流动景观的呈现都被结构在“成龙式”的类型叙事之中,这些都与成龙当下文化政治身份的转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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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天将雄师功夫瑜伽》《绝地逃亡》中好莱坞明星、印度明星的参与拍摄,都有着海外市场和文化输出的意图。对于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如何输出国际形象,成龙坦言,“我觉得我有责任向老外介绍中国文化。虽然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好,但中国电影还没有走出去。很多国外的人也依然不了解中国。”

奥斯卡获奖之后,成龙接受了国内媒体的专访,在他的访谈之中,“华人”的身份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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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去美国拍电影的时候,美国人不会认同你的动作,不会在意你的想法,你讲话根本没人听。有时候他们提出一些要求,我说我不能做,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香港没有人看,他们会说香港不是我们的市场,不用管香港。香港回归后我再讲到中国香港,他们会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市场,不用管中国。我那时候觉得,即使中国不是你们的目标市场,你们也不能瞧不起中国人。现在他们会在拍片的时候问我,中国人喜欢什么?你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怎么改?任何事情他们都要看中国,还是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市场变成了全球大票仓,我真的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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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成龙作为华语明星的代表,他在2011—2016年间的影片集中反映了其敏锐过人的商业、文化以及政治嗅觉,而他也的确巧妙地找寻到国家形象宣传与自身形象定位之间的平衡点。他在银幕上的男性气质从“武”向“文”,由“武夫”向“官员”的转变,与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明星向“委员”的政治身份的变化相契合,这种变化更是在近些年来成龙所主导的电影作品中凸显出来,他将“成龙式”的“男性气质”通过外在的动作设计成功地将家国政治嫁接到中国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文化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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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的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中最广受欢迎的类型之一,他所塑造的影像符号所传达出来的主流意识也是最易为观影个体所接受。作为华人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人之一,如今成龙不仅是一个演员,他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识,甚至政治标识。

成龙一直都保持着敏锐于他人的政治嗅觉,并巧妙地找寻到政治宣传与自身形象定位之间的平衡点,也正是由于他兼备了功夫类型片中既苦又硬的有职位的小人物的形象特点,他巧妙地运用自己在银幕内外所建构的支配型“男性气质”,紧跟主流社会文化意识,通过他独特影像的呈现,完成了自己对国家、民族乃至国际事务的表白。

(本文摘自《海上影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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