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寫了些講買書玩版本的文章，現在我再寫點買線裝好書的經驗。
經驗，當然總有一點，因為從十三歲向母親討錢買石印本《文選》開始，至今也逾六十年了，只是不曾總結過。清夜自思，無非是“見多識廣”四個字吧！見得多了，什麼書有哪些版本大體能記得住，一部書隨便打開來也可以說出是什麼本子。識廣，也就是知識面要廣，這樣才會喜獲好書而不致交臂失之。
今天，先講點憑知識獲得好書的事情，這比較有趣味。不過也只能就記得起的往事中隨便挑出一些來，沒有什麼條理，於是用了個“雜談”作為題目。
上一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家住常州，其時有家還算像樣的古舊書店叫傳古齋，先開在南大街，後移至雙桂坊，是我常去看書買書的地方。大概是我上郊區蘇州中學常州分校時名私立青雲中學高中部的時候，一次回城，在這店裡發現四冊黃舊的書，書根上用宋體字寫著“儀禮校定本”，心想總有點花樣，取下來一看原來是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坊刻本，刻得雖粗率，卻從頭到尾用硃筆小楷校過，有跋語題“乾隆甲寅孟陬輔之老人校宋本畢因記於後”，又有“嘉慶辛酉二月二十七日兆洛錄並依所點句讀”，還加蓋“李兆洛印”白文小印。這李兆洛我早知道是陽湖派古文作家，輔之則是經學家金榜的字，看過《經學歷史》和《書目答問》也知道。好在店裡不識貨，只用低廉的價錢買下來，彷彿是當時的偽中儲券七元。同時還買了部合河康氏道光原刻初印的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價錢一樣。現在光這《賦鈔》的標價怕也得以千元計吧！
其實《十三經》中我最少興趣的是《儀禮》，迄今不曾通讀過，可不知怎麼會和它再度結緣。其事已在剛解放我從復旦大學畢業之前，從常去的修文堂書架下面發現一部《儀禮註疏》，是顧廣圻據黃丕烈所藏宋嚴州本經注和宋單疏本合編、嘉慶時由張敦仁用方體字精刻的本子，張敦仁還刻了一部仿宋的《禮記鄭注》，也很有名，價頗貴還不難得，獨這《儀禮註疏》極為罕見。抗戰勝利初我曾在呂貞白師寓所見過一部黃紙毛裝本，莫棠舊藏還寫有長跋，現在這部則是白紙印本八大冊，整潔如新。修文堂其時設在原霞飛路後改淮海路的某弄一號，老闆孫實君是滬上舊書業的魁首，可對此書偏未注意，只以舊人民幣二萬即後來的二元賣給了我，行話所謂“賣漏了”。
我對清代的掌故倒是有興趣的，亂七八糟的雜書看了不少，知道雍正帝為曾靜一案編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到乾隆時又成為禁書的事情，也知道因為被禁留在世上極少，只到清末為了宣傳反滿似用鉛印印過一次，仍不多見。可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前後我任教上海交通大學之時，在漢口路蘇州人開的來青閣遇到一個衣著破爛的人來賣書，打開報紙一看竟是當初殿版原刻印的《大義覺迷錄》，襯裝四冊加函套上貼小紙寫書名，一看便知是陶蘭泉的藏書，於是我以二元買了下來。來青閣的店員告訴我，此賣書者當年曾為陶家修書裝書，現在潦倒了，這書當是從前偷著留下來的，店裡怕他以後來糾纏不敢要。稍後張菊生(元濟)老先生想看此書，向顧起潛(廷龍)先生主持的合眾圖書館借，可館裡也沒有，起潛先生就向我借了轉給菊老看，所以如今書裡還夾有起潛先生寫給菊老的便條，可惜我不曾趁此請菊老寫幾行題跋。其時菊老雖已半癱瘓，還能坐在床上與來客談話並用毛筆寫字。1956年我為徵集交通大學校史資料曾拜見過他。
我買清中葉藏書家倪模的《經鋤堂書目》手稿一事，已記在1992年所寫的《記傳薪書店》裡，近又編入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拙撰《學苑零拾》。而當日傳薪老闆徐紹樵出示新收此稿本問我，我答以“當然有用”者，是因為我不僅看過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記得有倪模的專條，所引的洪亮吉《北江詩話》也看過，前些年還在復興中路的誦清閣買到倪氏藏過的抄本《帝王宅京記》，並且聽顧起潛先生講過倪氏所藏編刻有《江上雲林閣書目》，其書極為難得，起潛先生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也只弄到個曬藍本。於是我把這一大部過去誰都不知道的《經鋤堂書目》手稿孤本買了下來。至於《江上雲林閣書目》的刻本，我在“文革”後也從廣州郵購到，是梁鼎芬藏過的一部，這是僅記書名、卷數、撰人、版本的簡目，不像《經鋤堂書目》稿本每書都撰有提要。
元才子元稹的《元氏長慶集》，過去一向以明萬曆時馬元調取與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合刻的本子為易得，當然現在也升格為善本貴至萬元以上了。但這個本子是據嘉靖時董氏刻本重刻的，雖然從《才調集》等增輯了“補遺”，正文卻跟著董刻頗有缺失而妄自填補之處。《元集》傳世的真正善本只有錢謙益校過的明弘治時楊循吉抄本，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過精裝本。但就在這年精裝本行世之前，我偶然地從漢口路忠厚書莊架上翻到一部善本，它也是馬刻，可用硃筆校得滿滿的，連第七卷《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馬刻缺失的文字也工楷抄補了兩個整頁又半頁。詩集的末尾有“甲戌冬仲從守逸堂假得義門先生閱本對臨一遍，先君手書二跋述校之淵源以示小子，……己卯三月中浣秋田鴻謹記”硃筆跋語，而此所云“先君手書二跋”則在卷一之後，一錄錢謙益跋，一在欄上考錢跋所涉及的張子昭事蹟。錢跋後再題了三行，作“義門先生雲：‘餘先從趙星瞻得陸敕先校本，改正訛字，康熙庚辰陽月復於白下得黃俞邰手校本，前跋在焉。’甲戌冬見鴻兒手校此集，錄以示之。寶研老人。”知是沈寶研之子沈鴻字秋田者過錄何焯義門的校本。沈寶研名巖，以校書著稱，我上初中時看《四部叢刊》最早做廣告的目錄，附有他用硃筆校世德堂本《南華真經》的書影，可不知怎麼《藏書紀事詩》沒有他的姓名。我當時沉住氣用廉值把這部馬刻校本買了下來，大約只花二元半吧！其實這忠厚書莊的袁西江並非外行，可也就這麼賣漏了。當時架上和這《元集》配在一起的馬刻《白氏長慶集》也是有名堂的，是清前期孫淇號竹鄉者的校本，過錄董其昌的批校。此君倒進了《藏書紀事詩》，並說《鐵琴銅劍樓書目》著錄的《元氏長慶集》即此孫竹鄉所校。原來當初這孫君是通校了《元》《白》二集，不知怎麼後來失群了，《白集》和沈校《元集》配到了一起。於是幾天後我又以大約
三四元之價把這孫校《白集》買了回來。抗戰勝利後到解放前的上海圖書館出過幾期館刊，有署名苦竹齋主者在上面寫過講舊本書的文章，其中提到這《元》《白》二集校本，說校者姓名是田鴻，那就荒唐了。1956年夏天隨交通大學遷校來西安，第二年便蒙“擴大化”之厄，但即在困窮中南院門的古舊書店還常去。可珍貴的周楨、王圖煒合注本《西崑酬唱集》就是在那裡買到的，記得已在“文革”後期評法批儒看古書買古書合法化之時。那天我去店裡，看到剛收來的幾十部線裝舊書，這清初寫刻的《西崑酬唱集》上下兩冊在其中特別引人注目。我知道這個本子公私書目從未著錄過，只有王欣夫輯刻顧廣圻《思適齋書跋》的《西崑酬唱集》條中說到這周、王注的抄本。現在原刻精本出現了我當然要買，但店裡說尚未定價。我想如說替我留下來，則定價必貴，不說留萬一被人家買走了怎麼辦。當時一般較好的刻本一元左右一冊，這書我說留下來結果定了五元。貴是貴了一點，我仍很髙興，挾書擠公共汽車回交通大學時還興奮不已。其後1985年借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公世的就是我買的這個本子。
地方上平反改正是在1979年年初，其前“四人幫”雖已倒臺，我的收人仍很微薄。所以1977年冬天上海古籍書店書友韓士保來西安訪書，我把一部嘉靖錢應龍本《白氏長慶集》以三百元讓給他，因為其書用黃棉紙印，又打了朱圈，我本不甚喜歡，但我講明書店得賣一部清刻本好書給我。韓君說:“有一部《說文解字義證》的道光咸豐間連筠簃原刻本，你要不要?”我說當然要。”因為我看過繆荃孫的《藝風堂文漫存》和葉德輝的《郎園讀書志》，知道此連筠簃本《義證》之極為難得，葉《志》且說光緒時僅琉璃廠翰文齋有一部索價銀二百兩，民國初落價仍要二百元，這豈不頂上一部宋版書。上一年袁行雲君自北京來西安旅遊，且談及在長春的於省吾先生曾有此書，近以百元出讓給上海古籍書店。所以我又問:“是不是用一百元從於家買來的？”回答說:“是的。你要一定給你，不過一百元是不行了。”我說:“這當然，二百元我也要。”果然，過不了好久書就寄來了，只算了一百五十元錢。書有四大函二十四厚冊，還是原裝原籤條，連訂線怕也是原來的，真是所謂“新若手未觸”，足見於老先生對此書的寶愛，平時翻看大概只用崇文書局的重刻本吧！1978年我調陝西師範大學，發現圖書館居然也有一部毛裝的連筠簃原刻本，周作人舊藏並手抄了缺失的最後一頁。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冊精裝《義證》，就是我把這館藏本介紹給他們影印的。缺頁即用我所得此本攝影補足，我並紿他們代寫了出版說明，代編了附錄。1977年寒假我曾自費赴北京看望二十多年未見面的顧頡剛師，以及結為忘年之交而尚未識面的謝剛主(國楨)先生。當時琉璃廠中國書店的線裝書和慶雲堂的碑刻拓本大體還是“文革”前的價錢，此行我湊了二百多元還可買一些東西。一天在中國書店看到籤條上寫著《抄報隨聞錄》的兩冊巾箱小本書，黃紙印很不吸引人，標價倒是四元，這豈不貴了，其時一部明末閔刻朱墨套印白棉紙本《南華真經》也只標個十四五元。其實不貴，因為我看過解放初紀念太平天國時編印的資料目錄以及近代史資料叢刊中的八大冊《太平天國》，知道這所謂《抄報隨聞錄》是原名《盾鼻隨聞錄》的坊間重刻本。《盾鼻隨聞錄》有光緒時作者汪堃重刻的方體字本，原本極少見，好像北京圖書館也只有個傳抄本。而我運氣好，50年代在上海來青閣居然以平值大約二元半買到了原本。是寫刻的，封面上印有所謂“咸豐甲寅仲冬葉志詵題”的書名籤條，我懷疑是汪堃假葉之名偽造的，但成書之尚在太平天國熾盛時當無疑問，內封面題“板存襄陽府新分裡東街欣奇齋刻字鋪”也許是事實，我曾用據光緒本排印的《太平天國》本對看過，發覺光緒本已把這原本作了多處改竄。這個《抄報隨聞錄》既出自原本，而且書也不多見，於是把它買了下來。回西安後細看，發現卷八咸豐本所有的《獨秀峰題壁詩》被這《抄報》本刪去了，改收了題為曾國藩的《哀江南賦》和講鎮江被太平軍攻佔的《一唱三嘆竹枝詞五十首》，後者還頗有些史料，如辱罵巡撫楊文定的“都統參將早離城，武官惜命有同情。歸根總怪楊文定，失守京江此畜生”，別的文獻裡怕是見不到的。我又發現，這書每卷卷首“抄報隨聞錄卷X”的“抄報”二字是剜補過的，本來仍叫《盾鼻隨聞錄》，內封面題“同治癸亥新鐫”是同治二年，太平天國尚未覆亡之時，自系書坊中人刻了來炫世牟利的，不僅點劃粗劣，而且脫誤極多，個別地方還互相錯亂，不堪卒讀。
改革開放，我回到本行，正經地做點教學科研工作，收人多了，可線裝書價漲得更高。不過每次到北京，總仍得去琉璃廠，成了中國書店的熟客。大約在90年代前期吧，當時機關服務部尚在街東大院，我看到架上有部《古文辭類纂》，是翻刻合河康刻的黃紙印本，本不值得留連。可全部經朱墨圈點，書眉還間有墨筆小楷批註，鈐有“楊氏鍾廣”（白方）、“梓厪”(朱方）、“子厪點勘”（白方)等印，審是楊鍾羲字子勤者用過功的書。楊氏撰寫過《雪橋詩話》，我上中學時買過這《詩話》的初集，解放後又有用嘉業堂刻版新印的《詩話》全書。當年胡適探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事蹟，也曾向他尋問《四松堂集》的下落。於是我照標價六百元把它買下來。過了幾年，又在海淀的中國書店看到一部也是翻康刻的黃紙印本，過錄了七家的評點，同樣是前人用過功的本子，可惜沒有印記題識姓名無從查考。當時標價已四百元也不算貴，仍舊買了下來。順便說一下，前人用功批點或過錄的書如今還頗有流傳，我見過批得最多的是錢謙益注的《杜工部集》即所謂《錢注杜詩》和王士慎的《漁洋山人精華錄》。《錢注杜詩》在乾隆時雖成禁書，但因為注得實在好，刻本和批點過的照樣都在社會上流傳。《精華錄》的批本我也見過好多種，辛德勇同學最近就得到過一部丁晏批點的，50年代我在上海還見到過錄《兩當軒集》作者黃景仁批的，可惜沒有買。
在刻本書中，我向來不敢買小說，因為經馬廉、鄭振鐸諸公提倡爭購後，稀罕點的已價高宋元，壓低點也不止一部明版書，我輩何敢輕易問津。所以篋藏至今只有一冊我認為是出自“說參請”話本的《濟顛語錄》和一部《宣和遺事》。《語錄》是1956年初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在上海古籍書店架上以廉值檢得的，已寫有專文並收入《學苑零拾》，這裡不再介紹了。《宣和遺事》則是1984年在蘇州開會逛古籍書店時見到的。原先蘇州最古的舊書店文學山房早就公私合營，在古籍書店我見到山房舊主人江澄波君，是抗戰勝利後就相識的老友，承他引導到樓上專藏好書的房間看書，我一眼就注意到這金鑲玉襯裝過的四冊《宣和遺事》。因為我上大學時買到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有張政烺先生的文章《講史與詠史詩》，其中講到該所有葉德輝舊藏的吳郡修綆山房梓四卷本《新編宣和遺事》，書尾題作“新鐫平話宣和遺事”，後來我還從《郎園讀書志》看到過葉氏為此書所寫的題跋。現在這一部正是同樣的本子，每頁版心下方還有“修綆山房”四個字，遺憾的是江君說這房間的書暫時還不讓賣。過了十年，1995年初我到上海參加紀念譚其驤先生的學術會，曾抽空和辛德勇同學及周振鶴、傅傑諸公去蘇州古籍書店買書，重見到江君，回西安後想起這《宣和遺事》，去信問江君居然還在，於是立即匯款買下讓寄了來。仔細査看，書中道光帝旻寧的“寧”字尚未缺筆避諱，知刊刻在乾嘉時，較過去商務印書館所印明王氏洛川刻本頗有勝處，儘管因是坊刻文字難免有脫誤。試檢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1981年修訂版《宣和遺事》條，這修綆山房本仍未著錄，說明也夠得上不易見到的善本書。信手寫來已超過五千字，就此打住。好在今後如有需要，尚可再寫，人雖日見老化，記憶力還未完全喪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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