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創業者“再造”大灣區

2017年,王雷離開了工作3年的大疆,舉家遷往深圳,他要在這裡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一家移動儲能公司。在Kickstarter募得啟動資金的兩年多後,他的公司已獲得投資人幾千萬元投資。

此前,他在香港學習生活多年,並一手參與創立了大疆的電池研發部。

王雷是如今聚集在深圳成千上萬的硬件創業者中的一員。吸引王雷們來到這裡原因其實很簡單:以深圳為核心的大灣區,在過去40年裡積累了全球最完備的製造業產業鏈,加之聚集在這裡的相關高端人才,讓它成為了全球智能製造的“必爭之地”。

“無論是歐洲製造中心德國,還是硅谷高技術創業公司,來到深圳無不感到震撼,這裡的技術水平、效率,還有低廉的成本,都讓他們瞠目結舌。”同樣在深圳的創業者王小丁(化名)感慨道。

今年早些時候,中央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文件提出,優化製造業佈局,提升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發展水平,以珠海、佛山為龍頭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電子信息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

規劃綱要的出臺,為大灣區製造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政策支持,為中國製造升級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發展路徑,也讓聚集在這裡的硬件創業者們看到了更廣闊的未來。

無論王雷,還是王小丁,他們滿懷希望的新事業已經在這裡起步。

硬件創業者雲集深圳

王雷祖籍陝西,17歲考入香港理工大學,後來考取香港大學博士,研究新能源電池。2014年,博士畢業後,他加入了大疆。

2017年,王雷創立了自己公司——移動儲能公司EcoFlow。創業之初,王雷就果斷決定,將EcoFlow設立在深圳。他說,這個考慮是源於當年在香港讀博士期間的深刻體會——雖然可以從國外買來先進的設備,但很多輔助性的材料、配件,都要去深圳購買,製造業能就近取材才最方便。

“一些事情,如果在香港可能要用兩星期,在深圳可能只要一個晚上,這個效率是隻有深圳、東莞以及惠州具備。”王雷說,創業後,他甚至將自己的小家庭也從香港搬到了深圳。

王雷們之外,也不乏海外的創業公司,千里迢迢跑來深圳,在這裡將想法轉換成工業產品。

在今年之前,哥倫比亞小夥子Sergio Pachón還從未到過中國。幾年前他與朋友聯合創辦Kiwi Campus,所研發的送餐機器人Kiwibot,在短時間內風靡美國硅谷。但鮮有人知,這些可愛的四輪機器人是深圳製造。

Sergio Pachón透露,Kiwibot每個機器人在深圳的製造成本約2500美元。當初之所以選擇到深圳製造,是因為這裡的產業鏈完備,可以很快做好,如果要在美國製造,要等待很久。

同樣,在深圳多家硬件公司做了十幾年的產品開發後,王小丁也看到了深圳周邊強大的硬件生產產業鏈對外國企業的吸引力。他發現,縱然他們可以開發出頂級的技術,但不少公司都面臨產品落地的困難。他清楚知道,那些問題只要拿到深圳,很多小廠都可以很快解決。

於是,他也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做的正是對接國外硬件產品在深圳落地製造。

“在美國搞消費級的硬件產品很困難,成本非常高。比如一個無人售貨機的外殼,在美國製造的價錢是在深圳的5倍到10倍。所以有些公司做幾個樣品可以在美國做,但如果大規模生產就要來深圳。”王小丁說。

“深圳能成為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核心,原因很簡單,就是天天在做東西,從早先山寨廠出來的山寨手機,再到大疆這一波創新企業,深圳持續在做東西,沉澱下的人才太多,各種各樣的老師傅也很多,都集中在深圳周邊。這種聚集膨脹的效應非常強,周邊生態資源非常多,上午要做傳感器,下午就可以到合作的公司,這在其他地方完全不可能。”一位深圳硬件廠商的老闆說。

“每個廠都在討論產業升級”

今日的粵港澳大灣區能成為舉世聞名的製造業中心,並由輕工業延伸至智能製造,這一切皆源於1978年開啟的“三來一補”政策。

1978年,東莞第二輕工業局位於虎門的太平服裝廠,與香港商人合作創辦太平手袋廠,這是中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這些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新經濟模式,為後來大灣區製造業的發展,拉開了序幕。

“在1990年到2000年,這是中國製造的黃金20年,整個工業基礎上了一個臺階。此後,國家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政策,整個擴大了內需,這給很多國外和國內的製造企業也製造了很多機會。”深圳合和科技創始人陳景召表示。

在這樣的大勢之下,粵港澳大灣區內誕生了一批中國頂尖的製造業企業,從老一代的電器廠商TCL、格力、美的,到華為、大疆等新興技術公司,再到各類智能硬件的創業公司,這些公司均從以深圳為核心的製造帶脫穎而出。

此前,這些本土的製造企業都有一個共性——規模的粗放發展之下,缺乏可以與歐美大型公司匹敵的核心技術,利潤率走低,在垂直行業內並不具備話語權。

拿利潤情況來說,根據企業公佈的2018年財年財報,TCL電子(1070.HK)的毛利率為15.3%,與上年持平;格力電器(00065.SZ)期內毛利率同比下降至34.11%;小米集團(1810.HK)2018財年毛利率低至12.7%,其中硬件製造業務毛利率僅為6.2%。

“整個大灣區低端製造市場競爭很激烈,低端製造業是沒有很多出路的。企業還是需要能在某些領域有核心技術、自主品牌的積累,這樣的企業抗打擊力會很強。”長江商學院副院長甘潔表示。

甘潔說,看下美國科技公司的利潤率情況,差距顯而易見。例如,蘋果手機的毛利率約為42%,英特爾的毛利率近63%。

井智高科機器人聯合創始人彭銀華表示,富士康的純利率也僅有4%至5%,中國這些製造企業開始於“三來一補”,利潤率確實非常低,所以一定要轉型。

據陳景召觀察,現在中國很多細分領域的設備基本能做到工業2.5水平,距離德國工業4.0差距還很大,但大灣區建設對做產品有新的思考,不能按照國外思路,先到3.0再升級,要彎道超車。

如今,在上述深圳硬件廠商看來,整個大灣區的製造業水平已經不再徘徊在低端,從產品所需的各種能力,研發的工藝實現,再到五金、塑膠等一系列材料,這裡一應俱全,產業鏈既能做出華為這些高端產品,也能做出來賣到非洲的手機。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這裡已經湧現出不少既有核心技術,又有落地產品,且已在全球範圍內嶄露頭角的公司。例如,在過去幾年橫掃全球無人機市場的大疆創新,亞太區領先的自動化系統公司固高科技,以及側重輕工業機器人的李群自動化。

此外,諸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優必選、電動車品牌小鵬汽車也是從粵港澳大灣區走出的高端製造業公司。

早在3年之前,蘋果CEO蒂姆·庫克就以實際行動確認了大灣區的研發能力。2016年,在他的深圳之旅中,蘋果公司正式宣佈,在深圳建立蘋果在中國的第二個研發中心。

蒂姆·庫克也曾在多個場合對中國的高端製造行業表示肯定,更曾稱蘋果無線耳機Airpods是融入了中國製造了不起的工藝和心思。

即便如此,轉型升級依然是擺在大灣區硬件製造行業的重要挑戰。

“現在的問題是大灣區的這些硬件廠商,水平的確良莠不齊,但如果你到這裡走一圈,你會發現從代工廠到大型公司,都在聊升級的話題,比如一些過往做耳機代工的廠,現在在聊如何能自己做品牌。”前述硬件廠商人士說。

人才助力彎道超車

早些時候,王小丁曾帶領一隊硅谷的科技記者,到大灣區考察。在參觀小米的生產線時,這些記者驚歎不已。“他們沒想到,這個功能上與蘋果差不多的手機品牌,竟然價格可以做得這麼低。”王小丁說。

他不久前剛到德國慕尼黑出差,看了不少當地的高端製造業項目,他說,如果深入看德國的這些項目,會發現他們的動手實踐能力真的比較差。比如在慕尼黑找物聯網相關的軟硬件的工程師,有可能招聘廣告發出來半年都找不到人。而如果在美國,要麼花高薪去挖例如蘋果大公司的人才,或者去找五六十歲的老工程師。

相比之下,大灣區的大量、相對低成本的技術人才,為中國製造業的彎道超車又增加了砝碼。這類人才換在早十幾年是稀缺的,但在這幾年已大量聚集。

甘潔解釋說,近些年,大灣區很多人才曾到香港接受教育,國際化水平高,人才充裕;同時,深圳還有世界最好的供應鏈和生態,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能最大限度撬動中國創新創業優勢。

“現在中國的專業技術人才成本較歐美國家低廉很多,西門子曾出過內部報告,中國工程師每年工作時間是外國工程師的兩倍。”甘潔說。

在王小丁看來,人才帶來的高效率正是深圳能夠解決問題的核心。他舉例,如果在歐洲做個產品,沒有兩三年不行,在深圳半年就能看到東西,不是測試版,是能量產的完整的產品,這是全球大公司都希望在大灣區獲得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深圳在過去幾年能夠吸引到眾多優質人才聚集在這裡,某種程度上也源於深圳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系列人才支持及補貼政策。

例如,早在2010年,深圳政府推出“孔雀計劃”,幫助海外背景的人才及團隊在深圳落戶,當中優先扶持的行業包括互聯網、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智能裝備等新興產業。

入選“孔雀計劃”的個人可以獲得160萬元至30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入選的團隊項目,可以獲得1000萬元至1億元的資助。過去幾年,在深圳落戶的團隊平均可獲得約2000萬支持資金。

海外的留學背景人士,如果想在在深圳創業,也可以獲得深圳政府的補助,包括創業前期費用補貼,一等資助可獲得100萬元,二等資助50萬元,三等資助30萬元。

國內的人才如果落戶深圳,根據個人資歷,如果獲得認定,深圳政府分5年,給予總額160萬至600萬元的補助。

這些真金白銀的補助,在過去幾年,充分釋放了深圳對人才的吸引力,人才的聚集給大灣區的製造業也帶來新的可能性。

“其實不只是創業公司,最近接觸了上百家大型公司,他們都想來深圳,東芝、日立都已經決定在深圳設立創新中心。” 王小丁透露。

在甘潔看來,整體來說,中國製造業的技術起點較低,現在能做的是把現有的科技先進行研發,再挖掘商業價值,像日韓曾經都是這樣追趕歐美。在這之後再做些什麼,這就是價值觀取向的問題。

“但智能製造的主要市場在中國,中國是最大的市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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