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刚刚夺取侄子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派出一支超级船队：62艘大船和100余艘中小船，大气磅礴。船队由宦官郑和率领，共27800人。船舱中，码放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底部是数以千计用来压舱的白瓷碗盘，碗底印着几个朴素的汉字——福建德化。

小城德化地处内陆、交通闭塞，如果不是拜航海船队所赐，怎能想象与官方背景的景德镇分庭抗礼，成为世界闻名的瓷都。明代皇家这次伟大的航海实验，再次助力德化白瓷走向世界，但同样是明代的海禁政策，使德化瓷业险些陷入困境。

瓷器能否畅销海外，直接关系到德化每个从业者的利益，源源不断地将产品推向市场并从中赢得最大利润，是窑工、窑主以及瓷商所共同期盼的，所谓“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德化瓷是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国际名品之一，它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开放精神息息相关。

泉州：天子南库国际范儿

早在唐代中期，福建泉州港已经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是海内外商人会聚之地。宋立国后陆路交通阻塞，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视其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朝廷实行奖励海外贸易政策，甚至派内侍到海外招揽贸易。宋高宗曾坦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为了吸引外商，宋朝还对有功的外国商人授以官位，以奖励对外贸易。

宋代泉州正式成立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泉州便可出洋。”在外国人的描述中，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泉州）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的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当时，泉州成为中国丝帛的重要输出港，也是最大的瓷器输出港。瓷器不仅是交易的物品，还是海船最理想的压舱物，史书称“船舶设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海外贸易收入成为“天子南库”。13世纪40年代，南宋统治者任命阿拉伯人蒲寿庚管理泉州市舶，从此起一直到宋朝覆灭，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他利用自己的海外联系，广为招徕外商，阿拉伯人更多地来泉州贸易，当地人称他们为“南海蕃客”，他们也把泉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死后埋入泉州。

南宋时，曾经出现钱荒，“钱荒”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民间“钱尤难得”，而巨大的海外贸易所造成的铜钱外流是导致钱荒主要因素之一，比如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全部售完后，却不再进货，只收铜钱，一次就运走了铜钱十万贯。根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此外，宋代铜币也是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要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南宋政府在嘉定十二年（1219）规定，凡外来货物，以绢帛、瓷器为价替代金银铜钱，以防止钱币外流。这个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和外销。在《诸蕃志》里，诸如“番商兴贩用瓷器博易”“番商兴贩用青白瓷器交易”“商人以白瓷器货金易之”“以瓷器为货”等字句频繁出现，它详细地记载了泉州所属及周边省份窑场瓷器销往海外的情况。南宋末年，荷兰商人来到泉州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质量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大批量的贸易必然有一个可以支撑其货源的制瓷基地。从今天发现的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的巨大形制来看，宋元时期德化瓷业已渐成规模。德化制瓷虽然以个人或家族为生产主体，但单一个体往往无力承办一座大型窑厂，像屈斗宫这样的大窑既不是官窑也不是单独某家经营的窑厂，而是几户甚至几十户合用的。此时的德化窑炉体型巨大，装填数量惊人，已长数十米，如屈斗宫长57.1米，这样大的生产规模，个人资金很难支持，“各自制坯，合作烧窑”是最合理的生产模式。为了区分各自的产品，作坊主或工匠会在自己的瓷器上刻印不同的标志，已发掘出土的实物标本中很多都有这样的标志，有时是姓名，有时是某个特殊的字，有时是数字。

游牧民族的胸襟

蒙古族崛起于广袤无垠的草原，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元朝显示出与中国历代王朝不同的气质姿态，一方面，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极富征服和扩张欲望；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汉民族那样深厚的历史传统，而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这种特点反映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就是史无前例的宽松和鼓励态度。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远远超过前代。世祖忽必烈曾下谕福建行省允许外国商人自由来华贸易。

元代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澈浦、温州、杭州等七处，并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事项，此外还实行过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海外贸易政策，如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由官府造船给本，招揽商人出海贩运，得利官商七三对分。对于舶商、梢水人等也予以优恤。

元代是泉州港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据《岛夷志略》所载，14世纪初期与泉州港发生海道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共计98个，比南宋《诸蕃志》记载的增加了三四十个，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及印度、马来群岛。中国陶瓷通过东南亚这一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13世纪时阿曼商人常到苏门答腊购买从中国载运于此的中国瓷器，转销各国。

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元代手工业的兴盛和城市建设，当时的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由于对外销售的需要，元代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比宋代有所提高。

今天，随着高速公路的修建，从泉州到德化县城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在古代，不仅山路崎岖，且常有盗匪。有位学化学的外国商人对瓷器烧制很有兴趣，还搞了一些研究，看到这么精美洁白的瓷器很想到产地德化看看，但畏惧路上的匪患，直到两年后才实现夙愿。德化窑瓷器质地洁白细坚，烧结度高，釉色匀称，釉质细腻，光泽莹润，如脂似玉，但生产地位于内地山区，交通条件差，欧美瓷商甚至是中国的外地瓷商并不能轻易到达，他们的经营活动一般止步于泉州的港口和市集。

外国商人直接到产地拿货基本不可能，从德化到泉州这段路只能靠本地瓷商。这段路也是德化瓷走向遥远海上之旅的起点。德化本地瓷商首先会在当地街市设号，开设瓷庄，瓷庄除集合自家产品，也收购其他窑场的产品，有的还加以彩绘。实力雄厚的瓷商会先发放贷款给制瓷作坊，让他们按照商家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成品。收到货物后瓷商雇请挑夫运至永春县，他们有的在永春也开设瓷栈，有的则请代理瓷商推销，再由永春顺水路、海路运至泉州、厦门，分销南洋、台湾、潮州、汕头、香港各地。

海禁挡不住春水向东流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十余年战争的破坏，给泉州港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明成化八年（1472）明政府把设在泉州近300年的市舶司迁至福州，泉州主要港口地位丧失。德化瓷外销局面一度遇阻。更糟糕的是，明初实施海禁政策，凡是下海的船只，都要有政府所发的票号文引，私自出海贸易的以谋叛罪处斩，还要枭首示众，全家充军，并规定不许擅造三桅以上大船，违者同前罪。

当时西方制瓷业欠发达，需求旺盛，海外瓷商来到泉州，瓷窑生产什么就买什么，能买到什么货物，就运出什么货物，那些货物大抵是国际市场的畅销产品。临海商人、地方豪族甚至还有一部分明朝官吏，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往往私下造船下海”，与诸番夷通货。潮州港成为国内外贸易中转枢纽，出口瓷器数量为当时各口岸陶瓷器之最。大量闽南人迁居至此繁华之地。德化商人利用地缘、亲缘和商缘关系，把瓷器运到潮汕，再行外销。这条路线路途遥远，运输不便，运费和损耗也较多。很多瓷商到广东潮汕经商发家后干脆在当地置办产业，也带动了潮汕制瓷行业，以至于潮州窑兴起后，外地制瓷人员很难插足。

瓷器是德化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海外运输和销售情况直接影响到本地经济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通过瓷商灵活的经济手腕实现。明清以后德化本地瓷商逐渐增多，经营多为产、供、销一条龙的家庭模式。家族成员中农耕、制瓷、经商分工不同，互相依赖。

民间商船能在海上畅通无阻，来去自由，海禁已有名无实，明朝政府对此情势无可奈何，海禁政策弊端逐渐显现，后来不得不由放松管理转向鼓励支持。明代穆宗时期（1567年）海禁正式取消，在月港开设“洋市”，民间贸易活跃。德化瓷器经这些新兴港口输出海外的不计其数。张燮的《东西洋考》就有“德化瓷从月港出口者，为数极多”的记载。月港衰弱后，厦门港又兴起，德化瓷器转而由厦门和福州两港外销，生产量有所增加。

明代海洋贸易中，瓷器的对外输出仅次于丝织品，居于第二位。主要原因是明代我国制瓷技术仍然保持领先水平，官窑、民窑的规模宏大，竞相发展，而且许多窑口分布于沿海一带。

明代是福建制瓷业的鼎盛时期，制瓷行业遍布福建各府县。邵武白瓷、磁灶白瓷以及漳窑、宁德窑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泉州所产的陶瓷产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有青瓷、青白瓷、白瓷等，而且品种丰富，有碗、盘、炉、盒、军持、碟、洗、瓶、高足杯等。胎质坚细，釉汁莹润独具特色，”产品远销海外。德化瓷是其中的佼佼者。

德化瓷艺大师何朝宗的作品声名远播，被西方奉为珍璧。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曾在书中评价泉州的瓷器“像玻璃酒壶一样精致，是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并暗自欣喜道，这货物会让自己发笔大财。

锁海锁国一落千丈

明代实行海禁，清朝则是承袭明制，不但禁海，还制造沿海50里的无人区。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朝廷实行严厉的迁界政策（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私人海上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泉州因是郑成功的家乡和根据地，成为重灾区，却成就了德化瓷业的发展，沿海大批资金转入内地制瓷业，德化窑址由宋元时代的42处增加到177处，为历代窑址的最高峰。在清代最盛时期，德化全县瓷器“年产值一百数十万圆，从事瓷器工艺的工人，约两万五千余人，大小瓷窑有六十余座。”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宣布停止禁海，开放对外贸易，同时成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此时的泉州只是闽海关的一个分口，厦门和福州才是法定的可以直接对外贸易的口岸，厦门成为福建与南洋各国贸易的重要通商港，“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指德化窑瓷器。”康熙五十六年（1717）南洋贸易再次被禁止，禁海令实施10年、严重阻碍了福建同南洋之间的贸易往来，进出商船减少，影响了包括瓷器在内的各出口商品。

乾隆二十二年（1575），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各口岸，实行一口通商，厦门与南洋各国的通商贸易虽并未因此断绝，但对以海谋生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上关口盘剥日重，洋船不堪其税，多采用走私方式，将贩运外洋的货物运往广东各口岸，变成内贸商品，然后再从广东转输南洋诸国，回来亦然。厦门港在“嘉庆元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

清代早中期，德化窑白瓷延续明代风格，不同的是青花瓷达到全盛，五彩瓷画面有所提高，出现了粉彩瓷，各种色釉瓷不断产生。清代中晚期，白瓷产量开始减少，只保留部分雕塑产品，青花瓷占据主导地位。五彩瓷和色釉瓷工艺特色形成。这一切特征变化全由市场决定。也是此时，德化步入中国三大瓷都之列。由于窑火兴旺，燃料需求量大，周围树木被砍伐殆尽，价格上涨，制瓷成本不断攀升。

清代德化百姓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制瓷业，窑工为了上缴官租，养活妻儿老小，“下岭如飞骑，上岭如行蚁。骄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日本的北村弥一郎曾记录了德化瓷某些工种的工资情况。所有工人都是计件工资，一个熟练工人月工资在十到二十圆，普通彩绘女工月薪二到五圆，行业不景气，工资还要更少些。制瓷利润还要扣除原料成本、染料费和人工费，所得利润约为15%。瓷器外销行情与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倚靠海外市场的德化制瓷一落千丈，再无生存机会，大批从业人员失业待工。大量机制瓷器源源不断从日本和西方输入中国，中国陶瓷大量出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18年日本人真井正美津在福州专门经营瓷器生意，在他的回忆中，当时他所经营的德化瓷器给人的印象是在缓慢的下降和衰落。对外贸易上，运输很困难。作坊业主们保守抵制新的样式，同时产品质量逐渐下降，他们对德化瓷器生产的美好未来并不向往。1919年，德化瓷业曾出现短暂复苏，从业数百家，但专事制瓷者很少，大部分都是为了农耕间隙贴补生活开销，德化全境瓷窑只余五六十家。

德化本地瓷商身处闭塞的山区，却与外界沟通最多，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他们不得不突破保守的经营方式，努力拓展外地市场。清王朝没落后，他们更要改变坐等生意上门的经营方式，主动在周边省份和东南亚市场寻求出路。

明清时期，台湾、澎湖作为大陆通往东南亚的交通要冲，成为瓷器外销的重要中转站。德化各家的族谱中几乎都有族人前往台湾的记录，他们有的常常往返内地，经手瓷器销售，有的干脆在台湾定居把窑厂建在那里，传播制瓷技艺。据厦门海关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记载，闽南瓷器大量出口到暹罗、西贡和菲律宾，原因是南洋地区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闽南移民，“他们对粗瓷器有着特殊的偏爱，需求持续上升”。德化瓷的出口脚步似乎永远不会中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偏爱这种莹润质地的潮流

改良、办学与复兴

民国后期，德化瓷业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日用瓷出口断绝，艺术瓷外销为数极少。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组织对德化瓷业进行考察，据考察结果《德化之瓷业》中称，民国期间全县10余万人口中，从事瓷业经营的达1万余人，年产值五千余万元。这个数字与德化鼎盛时的情况差不多，已比清末好很多，这得益于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德化瓷厂刮起民国改良风。

1934年，福建省建设厅于德化筹建改良瓷场，次年在德化西校场建成厂房一座，面积369平方米，包括阶级窑一座，有购进的部分国外设备，德化改良瓷场宣告正式成立。1939年3月，改良瓷场改为德化瓷业指导所，扩大工作范围，兼办瓷业贷款及代售制品等业务，同年11月又改组为德化实验瓷场，专事研究实验工作。1941年改为德化示范瓷场，1944年改为官商合办福建示范瓷公司。

德化改良瓷场设立以后，置有五匹动力机1台、动力辘护车5台、练泥机1台，20公斤球磨机1台、瓷筒球磨机1台等机械生产设备。研究和改进了瓷土原料的配方和练泥方法，进行电用瓷、地瓷砖制造研究，成功制造了蒸发皿、漏斗、瓷盘等化学用瓷器皿，供应省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改变了当时全部依靠从日本、德国、美国进口的局面。抗日战争时期，诸多窑厂悉数关闭，全县只剩零星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