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以現代人思維方式看待那時的文人交往，認為既然陳寅恪思想相對保守，被視為“文化遺民”，又主要從事中古歷史和古代文學研究，理應和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他們的文化觀和文學觀也必然對立。
其實不然。陳寅恪與胡適、魯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許地山等甚至可稱為莫逆之交。
就他們而言，思想和學術上的分歧並不妨礙私交，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學人的人品和學問如何——當然如果在治學上有共同語言或交叉之處就更容易交往了。
就陳寅恪而言，他判斷一個學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卻上述兩點外，還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學有淵源，也就是極為看重這個學人的家學或師承傳統。
首先說陳寅恪和魯迅的交往，陳寅恪常被視為民國時期遺老遺少人物，而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他們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
1902年與魯迅同船赴日本留學者就有陳寅恪和其大哥陳衡恪，而帶領他們出洋者是陳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魯迅上學的礦物學堂任總辦，自然是魯迅的老師。
此人思想開明，屬於新派人物，魯迅在《朝花夕拾》中這樣描述他：“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魯迅後來棄醫從文，應該與受到俞明震影響有一定關係，魯迅在日記中也一直稱其為“俞師”。
魯迅與陳寅恪兄弟到日本後又同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直到1904年畢業。魯迅和陳衡恪回國後，又同為教育部職員，此時陳衡恪在書畫方面已頗有名氣，但和魯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
（留學日本時的陳氏兄弟合影：左起 陳隆恪、陳寅恪、陳衡恪）
後來陳衡恪成為民國有名的大畫家，甚至齊白石也是在其推薦下才逐漸被世人所知，所以齊白石曾多次表示陳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樂，不過陳衡恪和魯迅卻一直保持好友關係，直至其患病去世。
魯迅日記中有很多他與陳衡恪一起逛古玩店、書店、互贈禮品和吃飯的記錄，魯迅甚至請陳師曾代寫壽聯，竟“攜至部捕陳師曾寫訖送去”，這一個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現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
至於陳寅恪，由於小魯迅九歲，魯迅大概一直視其為小弟弟，不過周氏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和第二冊出版後，魯迅還是送給陳寅恪一套，並鄭重記入日記。
後來陳寅恪遠赴歐美留學多年，魯迅則在五四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併成為領袖人物，兩人交往自然停止。儘管陳寅恪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對新文化運動持有異議，卻從未對魯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評價。
但他們的緣分並未結束——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已是大齡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篔介紹給他，兩人相識不久，即很快結為夫妻。
（陳寅恪與夫人唐篔）
除卻兩情相悅因素外，其實也和陳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門第有關，因為唐篔說起來也是名門之後，其祖父唐景崧曾為臺灣省巡撫，而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曾為湖南巡撫，恰好算是門當戶對。
（陳寶箴領諸孫與曾孫合影於江西南昌，1899年。左起：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寶箴、陳封可（陳衡恪子）
且說唐篔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算起來還是魯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吧。20世紀50年代，許廣平南下香港途經廣州時，還特意去中山大學看望唐篔，此為後話。
魯迅一生冷嘲熱諷罵人無數，卻沒有罵俞明震，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發表過陳寅恪幾篇文章，魯迅也曾撰文對吳宓和《學衡》百般嘲諷，卻對陳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
（魯迅夫婦與友人合影）
究其原因，與他和陳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關。不過，這也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為何沒有諷刺陳寅恪，因為對同時代的很多老鄉、老友，魯迅都會因思想見解上的分歧進行批評甚至與其徹底決裂，如錢玄同、林語堂等，所以陳寅恪和魯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為魯迅不批評陳寅恪的理由。
在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中，除了陳寅恪其餘三人都曾遭到魯迅的辛辣嘲諷，儘管他們或者是魯迅青年時崇拜的對象，或者是魯迅的同鄉兼國學大師。
看來，魯迅沒有批評嘲諷陳寅恪，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陳寅恪的學問和人品無可挑剔外，也與兩人精神氣質上很是相似有關。
已有學者指出，20世紀精神上最痛苦的兩個文人，就是魯迅和陳寅恪。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有著終生揮之不去的悲涼，也即魯迅在評價寶玉時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唯寶玉而已”。
此外，就學術專長而言，魯迅雖主要成就在創作，卻以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而陳寅恪雖主要研究中古歷史，卻也曾對古代小說演變有精深研究，在這方面兩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並未公開，而是採取一種我稱之為“潛對話”或“間接對話”方式呈現，對此筆者曾在拙著《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中有所論述，此處只簡單提及。
例如，陳寅恪曾撰寫系列文章論述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影響，並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以告世之研究小說源流者”，等等，這些話顯然並非泛泛而談，而是別有所指。
陳寅恪這些文章大都發表於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經問世，而胡適等也在從事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考證工作，他們二人也是那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成就最大者，所以陳寅恪應該是以委婉方式建議他們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說對他們研究中的某些觀點提出異議。
選摘自《民國學風》劉克敵 著，九州出版社
本書充分利用日記、書信、自傳等史料，引領讀者進入民國時期一群文化大師的書房和客廳。
旨在通過對他們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生涯以及日常瑣細趣事的描述、通過對他們如何建構“朋友圈”的敘述，逐步揭示大師們深邃而感人的內心世界，最終有助於在這個日漸嘈雜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堅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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