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鉅變之秋，故事紛紜，人物眾多，文化興盛，向為史家關注，引文人駐足。而談此間學術，大概沒有人會去否認，王國維與陳寅恪堪稱其中“雙子星座”吧。
他們之間，論年齡懸隔了整整一輪多，論出身、家世、閱歷也迥然不同，大體上是兩類人，不是同一“朋友圈”的類型。但事實是，他們確實在生命的某段時間，是彼此最緊密的同道中人，並曾在現實中風雨同舟：1925年9月，王國維與陳寅恪，這兩位低學歷者，同時被剛成立的清華國學院破格禮聘為導師，成為同事，從而開始了近兩年依依相惜的美好時光。
那年，他們在北京清華園相遇的時候，一個48歲，另一位35歲，實是兩代人。前者國故學土鱉，後者留洋新派學者，道理上本該鑿枘不和，彼此間卻出乎意料地相見恨晚。他們聊學問，嘮家常、論世情、說抱負、議時政，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現在還存留的《吳宓日記》中也有點滴透露。後來陳寅格追憶說，“風義平生師友間”,認為二人既是師生之間的關係,又是朋友式的忘年交。而實際上，正如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在往來不久之後，陳寅恪就已被王國維認定為最可受信任之人——這一點王陳後人的追憶文章都明白說過。兩位學術大師之間，互相砥礪、親密無間的感情當時就傳為美談。
王國維生前不僅對兒子暗示過陳可負其“後事”，就是1927年6月2日自殺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時，所留下的遺書雖語焉不詳，也專門、唯獨囑咐說，“書籍等項,請陳吳料理”。此陳，即陳寅恪，而吳所指的吳宓是他的“頂頭上司”，於情理而言主要是需預為通報罷了。這一點，就傳統倫理而言，王國維實視陳為性命之交，是“真堪託死生”的“託孤”之友。而陳寅恪也真不負死友，不僅全程料理後事，為之奔走呼高，更是奮筆接連寫下《輓詞》序、《紀念碑銘》、《遺書序》等名文，竭力闡述其文化理想、學術精神、學術方法等，為其學問與人格一舉蓋棺論定。可以說，王國維當時能走的“體面”，身後聲名會如此高大，最離不開陳寅恪這位“推手”。
王陳這兩位常理上當殊途異趣的現代學術大師，當年何以會獨獨關係最密邇莫逆，尤其是王國維這樣的人，又何以會將陳寅恪這位其實認識並不久的後輩，看作最可信任之人，多少是有點蹊蹺的。所以，我常常覺得，這裡面是不是有值得我們花點心思去思量的東西，也許也會交雜著一些我們容易忽視的歷史文化信息呢！
往大了說，王陳都是沉重之人，絮叨他們的交誼，不大會像談個文人八卦那麼輕鬆，雖然是閒談，但多少可以藉機窺見那個時代在殘闕毀禁之餘，某一類群人的某些疇昔心緒，乃至孤懷遺恨吧。
王國維論性格，雖然誠篤君子，但並不好相處。這一點很像魯迅，人品絕佳，但孤高清冷，眼空四海，一生沒什麼朋友，看似熱鬧實則寂寞，踽踽獨行於世，孤家寡人一個。
我看他的東西，翻來覆去這麼多年，也就見他誠心推許過三個人：沈曾植、羅振玉，還有就是我們要講的陳寅恪。沈是他的師輩，他是滿心敬服於他浩瀚的學問；羅振玉是他的伯樂兼親家，他沒辦法隔斷這份恩與情，後來還是鬧掰了；陳寅恪呢，說起來，與王國維並無什麼瓜葛，王國維如此信任他，如此欣賞他，即所謂“清華四導師”他也就和陳親，可說是例外，也是他生命中一個“反常”。
王國維和陳寅恪名門貴宦的世家子弟出身不同，半生都很孤苦，也多少養成了他性格上的這種異常的迂執和孤僻。他生在窮書生的家庭，4歲母親就去世了，託祖姑母撫養，這種自小失去母愛的孩子,又長期寄人籬下，況且與生父關係還那麼疏離，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見。不久他父親又續絃，後母又是厲害之人,他的處境愈加淒涼。他的弟弟在回憶錄中說，王國維十幾歲時，有時與一些少年友人歡聚,可到吃中飯的點時一定要回,不敢在外耽擱絲毫,理由是怕後母不高興。這樣一些行為，與其說他是敬奉孝道，不如說是備受壓抑吧。王國維自小,身體就弱,精神上始終抑鬱，家庭環境的影響想是分不開的。
胡適說，“光讀他（王國維）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實際恰好相反。他真真是老實人，在日本時，名漢學家青木正兒去拜訪他，得到的印象是：“垂著辮子、相貌醜陋的鄉下人”，呆板木訥，問一句答一句，猶如“活死人” 。他一生的心情，可能都沒有好過吧。生逢亂世，國仇家恨就不說了，個人處境其實也非常困頓，可謂身世家國兩飄零。他的婚姻,是媒妁之言，沒有什麼語言可通，在我看來未必溫馨；家境貧寒，年輕時想深造於學問,沒有機會，也渴望出國留學，自學多門外語，又乏經濟支持，只能在鄉下自己窗前苦讀。直到22歲那年,他才得到一個難逢的際遇,可以離開家門到上海灘去漂。而這份讓他欣喜若狂的“機遇”，不過就是在當時的《時務報》打一份臨時工，需要做的就是一些抄抄寫寫的機械活。
可以說，如果不是有羅振玉偶然發現到他，不遺餘力栽培他、提攜他，他很可能像無數窮書生一樣老死於歷史的荒山野陌之中的。而他一生，幾乎永遠地憂傷又自制，情緒緊張又特立獨行，偏執且每拒人於千里之外，都有這些身世因素在起主導吧。
他晚年，獨可以這麼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地接納陳寅恪這位小輩後生，非器重這麼簡單就可以解釋通的。
現在推想，1925年的那個深秋，在清華園，成名老宿王國維，一晤會陳寅恪這位尚籍籍無名的年輕後生，就反常地傾蓋如故、叨在知己，除了陳寅恪家世足以讓他認同之外，陳的為人因素當是首位的吧。
王國維與陳寅恪之間，性格有些出入，一遲疑怯懦，一傲然果敢；於政治態度、生死選擇上也殊多差異，但立身準則其實並不太相異，對人生道路的選擇也都同樣非常嚴肅。所以認真推敲起來，王國維會對陳寅恪同懷視之，雖然意外，但並不突兀吧。陳寅恪論為人和品性，其實和他是一路人，這位晚清湖南維新派領袖陳寶箴的冢孫、民國遺老陳三立的哲嗣、留洋近20年卻毫無新派名士作風乃至惡習的青年學子，盛名之下，樸素而厚實、謙和而誠懇、好學而不偽飾，是真學者本色，也是大儒風範，又能如此禮重王國維，我們不難想見，當年王氏內心的那種欣慰。
強者雖有強者之剛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嚴。他們都是現代中國學術的兩杆旗幟人物，常一起被並稱為“文化保守主者”，褒貶不一。但在我看來，就人品和而言操守，說他們新也好，舊也好，其實都是些削足適履的標籤硬加，想不如說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儒者”更來得貼切吧。他們兩人，不管有怎麼的差異，但始終都是粹然儒者儀範，躬行踐履，身體力行，對國家忠，對朋友義，對學問誠，連男女私德上都是那個時代文化人中罕見的擇一而終零緋聞，又同時出入新舊兩派，視野廣闊，思維開明，所謂風虎雲龍，在亂浩浩兵憧憧的非常時期，能一見如故同聲相應，也算是意外中的必然吧。
尤其是陳寅恪，論為人操守，無論中外,無論在老一輩亦或年輕一代裡面,迄今為止,對他的為人，似乎也沒人會提出否定意見，幾乎是眾星拱月式的好評。也可以說,晚清以來的中國學人中,也未有第二個人,可以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抱持到他這種強度與純度的。所以，王國維見到陳寅恪，迅疾引為知己，一定首先是有敬重和心心相惜作為核心因素融在裡面的。
他們都以學術大師名世,理念上多有扞格，但在立身出處和精神血脈上實息息相通。說家世投合，說論學相契，倒在其次，因為這兩方面比陳更對王心脾的，當時京師遺老圈中人並不在少數，王國維都夷然處之而已，未見多熱情和信任。
王國維會這麼看重青年陳寅恪，自然還有學問理念及治學態度上的默契感在推動。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現代中國諸多學術門路的開山祖師。
王國維在他那個時代，不僅生活寂寞，為學理念上也是非常孤單。他的學思路徑是超前的，也是深沉的，震於他盛名的人如蚊蠅聚，但真的能理解他的人可說無幾——清華國學院開辦4年畢業學生近70名，但在學術上真繼承他衣缽的難找出一兩個來。他出入新舊，學兼文史哲，思接古今中外，在當時他可以接觸到的人中，也差不多真只有陳寅恪能和他暢談，可以懂他，可以共遊思想三昧之境，理解不徒在文章之末。
陳寅恪名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表面上是自我表白，實際也可看作他與王國維共同體認的學問理念、治學態度乃至文化立場、政治取向、精神歸依的宣示。這是他們那群人共有的“不合時宜”,是“吾徒”“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說“不”的風骨顯現,更是一種邊緣性的文化生存選擇。這種最起碼是學術本位的思想，王國維自己年輕時就在《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教育之宗旨》等文中早有籲告，可惜曲高和寡，無人響應。他在近20年後，像空谷足音一般終於聆聽到陳寅恪這位後生的迴音時，欣慰也不難想見吧。
20世紀中國，學術發達，但委實又是一個救亡壓倒學術的時代。在當時的亂世中，懷抱家國，但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協，真能全身心潛心於學問，甘心過著一種典型學者生活的，並不多見。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其中異類，也是兩大典型。“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似是書生迂闊，從大的層面講實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文化及報國選擇。
1927年，王國維就去世了。他的學術知己陳寅恪要晚死他42年。王國維看不到的這數十載春秋，陳寅恪的所作所為，都可以驗證，他雖然也常糊塗，但是對陳寅恪的那種託孤負死的信任，從來沒有一刻落空過，沒有一點失敗過。
人以群分。王國維視陳寅恪為忘年至友，理應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緣由，就是在現實政治情懷乃至中國社會倫理價值的認定上，他們都有“復古”或“遺民”式的精神取向。余英時說他們都是“文化遺民”，理所當然地會抱團取暖。
他們共通的這種文化遺民心態和處境，始終是個異類，也最讓人感慨。20世紀中國，德激進、英美自由、本土保守三種指南鼎足而三，王國維與陳寅恪表面上都靠一點又實質都不靠：中西貫通，但本質上依然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信奉儒家學說與孔孟之道，可對古代聖人的思想主張又多主張超越；立足中國文明本身，又倡導充分接納西學；對京城的維新運動與南方的救國立場，他們有同情又多有反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氛圍中，他們的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精神主導都是非常孤獨的。沒有鄉愿，沒有妥協，沒有庸俗的市儈；在基本價值理念上，他們都不願屈節，更不願意同流，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自始至終都有高潔人格和一以貫之的“新型文化遺民”的理念在其中貫穿，不打折扣。
他們堅守學術本位立場，但同時都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生。他們對天下事的責任感，是自少及老都熱切的，是“冷眼看穿，熱腸掛住”。他們都有著共履的心理歷程：年輕時代就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聞利養讀書作學問，而是一開始就在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三個方面上苦苦思索，為此自學博覽西洋學問、印度哲學與宗教、中國古代典籍等等，和當時所有進步讀書人一樣，努力地為中國獨立富強尋找出路。唯一和同時代人有異的是，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在探尋過程中都對中國傳統寶貴价值的淪喪生髮憂患之心，並漸漸地有了對中國文化的自信。
也所以，後來王國維自沉以後，陳寅恪寫文哀悼，會說他們都是 “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這是夫子自道，更是為知己王國維申訴不平。從這一層隱微的心境看，王國維獨欣賞陳寅恪，也是相當於攬鏡自憐，或跌蕩自喜，或端然有憂色吧。
而他們的學問、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人格境界，何以會像蒼天巨樹一樣，在歷史，在人心中，永不動搖，由這面鏡子看上去，應該也分外真切自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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