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0美分，在我們這裡難道不比在百萬富翁普利策和赫斯特那裡更有價值嗎？！”1899年，報童Kid Blink對著5000多個追隨者發出振聾發聵的呼聲。在整個1890年代，傳媒大亨們每天都你追我趕，想方設法將自家報刊的發行量提升到數百萬份，然而，像Kid Blink這樣的報童僅用兩週的時間就瓦解了他們的報業帝國。
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對，就是那個“新聞界的諾貝爾獎”——普利策獎的創立者。1883年他到紐約購買了瀕臨破產的《世界報》，並在一年之內將發行量從1萬份提升到6萬份。到1886年，《世界報》的發行量已達到25萬份，為報社贏得了巨大的利潤。
普利策
1895年古巴起義，給了美國人覬覦已久的介入“自家後院”的機會。這場起義經美國媒體全面渲染，形成了一種西班牙獨施暴行的印象。
1898年發生的兩件事進一步激起了美國人的憤慨。2月9日，古巴特工截獲西班牙駐華盛頓大使德洛梅的一封私人信件，並將內容披露給了美國媒體。信中，麥金利總統被稱為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一個自命不凡的政客。”雖然國內罵總統的人不在少數，比如西奧多·羅斯福就曾罵過麥金利“還不如一塊巧克力甜餅更有骨氣”。自家寶貝自家疼，我罵可以，你罵不行，來自一個外國人的指責引起了民眾公憤，德洛梅迅速辭職。
（“跳出炒鍋，落入火海”，美國漫畫家試圖表明，古巴的真正出路是接受美國管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國曾藉口保護僑民而炫耀武力，派遣戰列艦“緬因號”前往哈瓦那以“防禦親西分子可能發動的任何襲擊，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誰曾想，2月15日該艦居然發生了爆炸，共計266名官兵喪命，美國斷言災難的起因是來自水雷的外部襲擊，戰爭狂熱席捲全國。4月25日，美國對西班牙宣戰。
（《世界報》的報道，後來查明爆炸是因為船上某個機房偶然起火所致）
在傳媒的戰場上，普利策的《世界報》和另一位巨頭赫斯特的《紐約日報》這兩個死對頭，為建立自己的報業帝國一直都是你追我趕、針鋒相對，今天你把報紙降價，明天我就多用彩印，為提高銷售量絞盡腦汁。在兩家報紙battle之際，古巴衝突和美西戰爭的爆發恰好為兩大報刊創造了好時機，它們一貫的“黃色新聞”報導方式和高漲的愛國主義、道義情緒結合起來，煽動著民眾對西班牙的憤怒情緒。
雙方都派了大量記者和畫家奔赴古巴，以便送回西班牙暴行的詳細報道，赫斯特甚至對一個謹小慎微的畫家說：“你負責完成繪畫，我負責完成這場戰爭。”“緬因號”事件後，兩家報紙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立即對西班牙政權進行譴責，赫斯特在《紐約日報》上懸賞5萬美元，獎勵提供事件責任者消息的人，其他新聞消息一律被撤出頭版，只剩下諸如《全國在戰爭狂熱中顫抖》、《哈瓦那人侮辱了我們對“緬因”遇難者的懷念》這種叫囂性的標題。
對戰爭的狂熱、煽情性的報道使得報紙的銷售量直線上升，“緬因號”爆炸後三天內，赫斯特的《紐約日報》銷售量超過300萬份，創造了報紙發行量新的世界紀錄，普利策的《世界報》儘管竭盡全力，但仍稍遜一籌，不過很快便在隨後爆發的美西戰爭的報道上迎頭趕上。
（標題黨：《西班牙的船已經開到我們岸上了！》《死於昔日榮耀！》）
既然報紙不愁賣，那就漲價吧！戰爭期間，《紐約日報》和《世界報》將一捆100份報紙的價格從50美分漲到了60美分。10美分，多麼？擱富豪身上如九牛一毛，但對於另外一群人來說，卻意味著災難。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被稱為newsies的兒童（大多數是男孩，但也有女孩），會以每天50美分的價格從送報員那裡購買一捆100份報紙。然後，他們將花費數小時吆喝報紙標題，以說服路人以1美分的價格購買報紙。這些報童中的大多數要麼無家可歸流浪街頭，要麼花上一點錢在寄宿之家睡一晚。如果報紙賣不出去，他們就無法賺到足夠的錢支付住宿和食物，也無法從送報員那裡購買第二天需要販賣的報紙。
報童
戰後，報紙銷量恢復到了正常水平，但價格卻沒有回落。但是對於貧窮的報童來說，一分一釐都值得計較。《紐約日報》和《世界報》的高費用意味著許多報童一直工作到深夜才能獲利。即便如此，他們每天的長時間工作卻只能賺26美分，因此報童們決定罷工以抗議昂貴的報紙。
（凌晨1點還在賣報紙的報童）
價格昂貴也就算了，有時候連報紙數量都不齊全。有時，送報員會從每捆報紙中抽出一部分積攢起來，快攢夠一捆後就轉手賣出去。這種欺騙行為令報童們十分憤怒，1899年7月18日，報童們獲悉一名送報員正在偷取他們的報紙，他們掀翻了送報車，偷走了所有報紙。這一行動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罷工，第二天，曼哈頓的報童們成立了一個公會，宣佈進行罷工。
罷工的報童們襲擊送報車、偷報紙、對送報員扔爛水果，報童聯盟還通過了一項決議，他們直接向公眾呼籲：“請不要購買《世界報》和《紐約日報》，在達成某些滿意的條件之前，我們拒絕出售這些報紙。如果您對我們有些許同情，請不要購買閱讀，以幫助我們抵制這些報紙。廣告商也請拿掉你的廣告，因為沒人賣這些報紙，沒有人能夠看到廣告。”
報童們選擇了一個絕佳的罷工時機，布魯克林有軌電車司機們也在這周舉行了罷工。正如一個11歲的報童所說: “警察都很忙！” 罷工在布魯克林大橋上進行了幾天，導致嚴重的交通阻塞。這些男孩們很清楚公眾支持的價值，他們又進軍到新歐文廳（New Irving Hall）舉行了群眾大會，來自全市的5,000名報童聚集在一起以示聲援，他們演唱歌曲，並向廣大公眾發表演講。
起先，《世界報》和《紐約日報》並不十分重視罷工。畢竟，他們的對手只是一些孩子。直到廣告商開始要求“因罷工而允許撤回廣告”，出版商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
報童們的罷工破壞了紐約的報紙業務，《世界報》的編輯寫信警告普利策：“報童的罷工已經發展為危險的事情。實際上，紐約及鄰近城鎮的所有報童都停止了銷售……廣告商們放棄了報紙宣傳……這確實是一次非凡的示威活動。”這個非凡的示威活動卓有成效，《世界報》的印刷量則從每天360,000張減少到每天125,000張。編輯十分震驚：“這些男孩取得的成功真是了不起。”
忙於爭奪報刊界頭把交椅的兩位新聞大亨在小小報童的身上栽了跟頭，他們同意報紙價格保持不變，但是可以按原價回收未售出的報紙。報童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罷工就此結束。1899年的這次報童罷工事件雖然結束得很快，但卻激發了美國其他地區許多罷工運動。
1914年的蒙大拿報童大罷工和1920年代肯塔基的報童大罷工。此外，由這次罷工也引起了民眾對童工境遇的關注，在幾十年後的進步主義時代，童工問題被提上了議程，從而改善了童工的生活質量。
無論多大年齡，無論身處何地，大膽去做總會讓世界發生意想不到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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