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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當我走進一家大數據公司，我就開始懷疑這個時代真的還有多少自由人類。
大數據公司的CEO嫻熟地展示他們引以自豪的生產資料，也就是這個時代的“石油”——數據，當然重點是對於人類的控制。你的數碼足跡、交易記錄、座標位置、甚至臉部細微的肌肉變動，都被記錄在案，然後精準投餵。
這年頭控制不靠威脅，而是靠滿足，鋪天蓋地的滿足。據說如今能隨時隨地服務中國大城市一個普通人的人，比當年伺候路易十四的人還多。你我心知肚明，當隱私可作抵押，換取信用和舒適，每個人都是網中之魚，甚至是，提線木偶。
人的隱私被全面圍剿得手了。好像每個天花板都藏著眼睛，每堵牆都有耳朵。它們像是伴隨著你的生命活動出沒的，在你獨身、結婚、生子、買房、旅行時它們都會掐準了時間打來興沖沖的電話，像上帝派發的貼心管家，讓混亂的人生瞬時變成了一道有序可解的題。記得有次說起一位阿里高管不知什麼時候搜過一次骨灰盒，每次打開淘寶，都給他推送骨灰盒，氣得他把產品經理叫來好好盤問一番。
但我不是要趕來嘲諷這些時代的異象，我想說的是，雖然這已經是一個越來越好的時代，物質豐富，科技進步，精神解放，但架在人脖子上的隱性枷鎖，還是沒少。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顯性的枷鎖已經太多。時代、命運、體制……都是龐大而讓人望而生畏的對手。
80後從小到大的命運卷軸上，也被時代說來就來的浪潮撲打過好多次。
小時候國企改革，有人的父母下崗丟掉了鐵飯碗。一路受教育的過程中總會有跟西方發達世界的信息差，好像憑空就被降維打擊掉了一截。
上大學時高校擴招，大學生變成和滿大街汽車一樣的普通。畢業時又恰逢金融危機，那些暑假還在國外做Summer Intern的小夥伴一畢業就面臨失業的窘境。
工作沒兩年房價噌噌噌上漲，買房成了大城市獨自打拼的年輕人三十而立最大的絆腳石。
但早個幾十年，可能人生頭等大事，就是填飽肚子。所以有朋友說不吃隔夜菜對於我們而言是天經地義的，但對於父母來講就是很難。當他們沒有被時代欺負過，對不浪費食物就不會有那麼深的執念。
而再早一點，在戰爭年代，或許能活下來，就已經是謝天謝地。寫《萬曆十五年》的黃仁宇說他“恰巧出生在中國政治的最低點，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點”。他有本自傳叫《黃河青山》，講他的一生基本就是壯志未酬的一生。二戰、八年抗戰、四年內戰，無法複製的歷史造成了那代人無法複製的命運，他想當拿破崙的心在那個時代根本翻不出什麼浪花來。
到後來你發現人就是一種無奈的存在。不喜歡的事，讓你憤怒的事，和灰塵一樣多。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目光和舉止，從而圈養了一批批的囚鳥。
囚鳥被籠子囚禁。時代、社會、體制都是籠子，這些是你看得見的、感覺得到的顯性枷鎖。
但更可怕的是那些看不見的隱性枷鎖——當眼界、知識、資源的限制導致了觀念限制，當囚鳥已經忘了天有多高，或者壓根不知道天有多高，才是人們都在迅速變成分母的原因。
有個流行詞叫“智商稅”，同樣的，“眼界稅”、“知識稅”、“觀念稅”都是隱性枷鎖，因為你不僅不知道，而且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甚至以為自己知道。世界是一口緊鎖的箱子，你覺得自己打開看過，其實看到的也只有最上面一層。就跟文章一開始說的，普通人並不知道好好聊著天呢，暗搓搓搜索了一個詞，暗自慶幸終於有自己的私有領地了，未曾想卻走進了他人安排的戰局。
想要跨越階層？隱性枷鎖是一個檻。
窮人為什麼窮？
我小時候去鄉村扶貧，鄉村孩子每天走路上下學花掉幾小時，做農活花掉幾小時，讀書也很勤奮，但他們除了課本沒有課外書讀，更別說有機會去看世界，他們和這個正在蓬勃發展的世界有著絕對的時差。
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貧窮的本質》裡說，你以為是因為窮人懶嗎，是被貧窮限制了想象啊。因為知識、眼界、信息的侷限帶來的觀念差異大相徑庭。
但“時差”不是窮人的專利。有體制內的高管到了退休才發現，原來這市場這麼大啊，原來自己遠遠可以發展得更好。但當年貪戀權力和地位，又揹負家人的期望，只看見眼前那條筆直的所謂“成功”的道路，走了之後就很難回頭，越不回頭越把自己捆綁了，只能一個勁往前趕。後來才發現，陷在眼前能看到的東西，那些“自以為”的觀念覆蓋在身上，就像身體上發育出了一個巨大的後天器官，把一輩子過成了一筆糊塗賬。
相反，那些抓住時代大機會的人呢，知識結構和認知維度一定高於同時代的常人。1995年的馬雲去了一趟西雅圖，第一次用電腦，第一次上網，然後發現了互聯網的巨大機會，他當時的眼界一定高於還在杭州勤勤懇懇幹活的普通人。2000年初的安立欣，根據他宏觀經濟研究生的知識結構，判斷出中國到了房地產崛起的階段，又根據他的信息來源，發現了北京貸款買二手房很難的問題，於是他創辦了一個融資擔保公司，一干就是10年。安立欣後來創辦了格上財富，但這才是他的第一桶金。
眼睛得毒，腦子裡底片的像素要比其他人高，尺幅要比其他人闊——這是馮唐形容作家的，但哪止作家呢，躍升階層的人恐怕都是一種新目光的發明者。
想要爭取權利？隱性枷鎖是一個檻。
我印象很深的一個插曲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埃斯特·迪弗洛是史上最年輕的得主，也是有史以來第二位女性獲得者，她說，“我希望（自己的獲獎）可以表明一個女人有可能成功，並獲得成功的認可。這將激勵許多其他婦女繼續工作，並鼓勵其他許多男人給予她們應有的尊重。”
這句獲獎詞非常經典，因為她道出了女性獲得成功最大的障礙不是她們本身的能力，而是不被認同也不被尊重。
大多數女性大概只能像《82年生的金智英》裡的金智英小姐一樣，生活是由旁人的意願組裝而成的——男孩子欺負你就是“喜歡你”，遭遇了性騷擾是“自己先釋放了信號”，工作了被男客戶強拉著灌酒，婚後“眾望所歸”成為全職母親。但作者的重點，不是控訴性別不公，而是”不被看見”，認為那些置若罔聞的日常都“理所應當”，甚至會被認作“這才是好命”。就像古代女子的纏足，就是要在你還懵懂之時，就斷了你四處活動翅膀變硬的念想。
她們沒有能力從一片斬釘截鐵的“不信”中去構建一些“相信”，無法從“你是女孩子”這樣開頭的句子裡發現一點不正常，不相信努力就可以平衡掉那些舊時代的負債。她們甚至都不用燃起內心的戰火，就永久讓渡了那片安放自我的領地。
可怕的不是“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霸道粗暴，而是“我要你自己覺得”的綿裡藏針。這樣的故事，怎麼講都覺得苦。
想要活得清明？隱性枷鎖也是一個檻。
企業家一地雞毛的婚姻真相由憤怒的當事人噴薄而出後，很多人在網上熱議，原來有錢女性也要承受透著屏幕都能感同身受的煎熬，金錢和地位抵擋不了生活的千瘡百孔的真相，原來中國沒有“貴族”。
局外人常常會羨慕那些這個時代權利和財富的掌舵者，金錢主動成了柔光濾鏡，把所有的生活褶皺都熨平了。但一個讓人沮喪的真相是，無論是誰，都有活在夾縫裡的時刻。局外人對某一類人的態度習慣一刀切，比如企業家都風光無限，明星都賺錢如流水，他們很難知曉圈內微妙的等級劃分，誰值得羨慕，誰值得同情，誰將蓄勢待發，誰快走到盡頭。
所以寫《事實》的漢斯·羅斯林說，人類一分為二的本能讓我們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而以偏概全的本能則讓“我們”認為“他們”完全一樣。
這種情緒化的想法是人類的本能，幫助我們的祖先在遙遠的年代倖存下來，但卻是這個時代無數焦慮人類的“隱形枷鎖”。情緒化的世界觀讓人盲目認為金錢和地位就能解決人生幸福，就無法在還未擁有金錢和地位時活得心平氣和。
囚鳥最好的命運是什麼？我90歲的外婆和我說過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她同樣出生在中國政治的最低點，經歷近一個世紀的坎坷沉浮。她說“我這一生受過多少刺激，但是我都讓自己忘記，我只知道朝前看。”
顯性的枷鎖無法對抗，但隱形的枷鎖卻值得去拆解。如果和更遼闊的世界永遠隔著那幾道欄杆，也不要忘了去撐開更遼闊的大腦和內心。最好的人生，不過就是在一堆殘垣破壁之中，努力去找到一些閃閃發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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