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朝鮮人」：找不到祖國的亞細亞孤兒

何處是我家？

「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形成和 「共生」

在日本有一個頗為巨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群體，而這一群人對於自身的國籍選擇，不管是捨棄韓國籍、歸化日本，作一個“新日本人”，或是在大韓民國或北朝鮮中擇一，都顯示出這一族群的複雜性，以及處在日本社會中的尷尬。

2001年由行定勳執導的電影《GO》，和2005年由在日朝鮮人李鳳宇監製、井筒和幸執導的《衝破！》這兩部探討“在日”問題的電影為分析文本，討論了上述提問。

鄭大世的眼淚

2010年的世界盃足球賽中有支參賽隊伍特別吸引大眾的目光，那就是已經四十四年未打入世界盃的北

整個賽程中，新聞媒體不斷報導這支特殊的球隊，其中也有不少聳動的新聞，比如若是輸球，球員們回北朝鮮之後，會被髮配去當礦工等等。

也因此，在網路上出現了許多嘲諷北朝鮮的言論。

然而，在6月15日這天，北朝鮮與巴西兩隊開賽之前，當北朝鮮的國旗飄揚於賽場，現場奏起北朝鮮的國歌之際，一名北朝鮮球員熱淚盈眶的畫面被拍攝了下來， 這個球員名叫鄭大世。

相較之下，其他北朝鮮球員就顯得冷靜許多。

熱淚盈眶的鄭大世

鄭大世熱淚盈眶的畫面，不僅讓世界記住了北朝鮮隊，並且，鄭大世原本為在日韓國人一事，也引發了媒體的關注，網路上亦出現了廣泛的討論。

當時，不少報導都從民族意識的角度出發，解讀鄭大世的眼淚。對此，鄭大世在接受中國媒體“體壇網”的訪問時，做出瞭如下說明：

不知不覺地流出來的，很難對眼淚進行什麼說明。但是，這不是第一次在(正式比賽場上) 流淚了。

在2008年東亞盃賽時，我終於成為了朝鮮國家隊的代表，在同日本比賽的現場演奏國歌時我也是淚流滿面。目標達成眼看要實現的想法溢滿我的內心。

同巴西的比賽中流淚正是這件事情的延續。作為足球選手能在世界盃中同世界最強的隊伍一較高下，那是多麼偉大的成就。原來眼淚能更多地表現我的心境。

鄭大世將眼淚歸結於足球員對足球最高殿堂的興奮與崇敬，可說是糾正了之前媒體對此的民族性解讀。

然而，同篇報導中，當採訪者詢問他：“祖國是韓國還是朝鮮？祖國又意味著什麼？”時，他的回答卻非常耐人尋味。他表示：

我認為祖國如同我的母親。因為從我小時候開始就唸朝鮮學校，所以我一次也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祖國是其他的國家。

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我隨著爸爸的國籍成為了韓國國籍，但那不是我的選擇。

鄭大世的回答不只顯示出他個人較為特殊的國族／民族意識，更顯示出在日韓國‧朝鮮人的特殊處境和身份認同問題。

除了鄭大世，2007年2月正式歸化日籍的足球選手李忠成這一個案，則可說明在日韓國‧

李忠成於1985年在東京出生，是在日韓國人四世，可說是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在日韓國人，並且，幾乎不會說韓語。

當他在2003年入選韓國U19青年隊時，就因為語言不通，遭到同隊隊友的排擠，隊友們甚至把他視為“半日本人”。

最終，失望地回到日本的李忠成，不顧家人的反對，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男子足球預選賽前六天，完成歸化手續，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國家代表隊。

當李忠成入選日本國家隊後，韓國媒體尖銳地提出一個關於“忠誠”的問題：

“如果在決賽韓國和日本相遇的話，身穿‘三足鳥’日本足協徽章球衣的李忠成攻破韓國的球門的話，韓國的輿論將會做何反應呢？”

至於日本方面，雖然多數人以日本能夠吸引人才自豪，但右翼人士對此事抱持嚴厲批評的態度，質疑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然而，在2011年1月底亞洲盃的決賽中，李忠成踢進致勝一球讓日本隊第四度拿下亞洲盃的冠軍後，兩國的輿論譁然。

不少韓國球迷批評他是“韓奸”，甚至連日本球迷也不太領情地表示，日本不需要“外國人”的幫忙。

針對這些質疑，李忠成在亞洲盃接受韓國記者採訪時表示：

“我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希望大家叫我做足球人。”

李忠成稱自己是“新日本人”。

李忠成

值得關注的是，曾經因為生活不便，而使用過日本名字“大山忠成”的李忠成，歸化時卻出人意表地以本名李忠成（り‧ただなり,Lee Tadanari）入籍。

對此，他表示這是因為他曾在即使被歧視也一直堅持韓國國籍的爺爺墳前承諾會堅守李姓之外， 亦提出了身為“在日”的矛盾：

入籍時還很苦惱到底用不用李氏姓。100名韓國人中有100名韓國人都不理解我入籍日本。不過這樣的矛盾正是在日韓國人所要面對的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李忠成的父親李哲泰提到：

“雖然上一輩人來到了韓國，但我們是made in Japan的韓國人，雖然懷著感恩祖輩的心情和充滿對故國的思念，但是我們最後要回的地方是日本。”

根據上述，不管是李忠成或是李哲泰的發言，都可讓我們感受到迥異於鄭大世的思考，亦可讓我們重新思索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民族／個人認同危機，以及兩面都不討好的窘境。

若把鄭大世、李忠成兩個人的特殊經歷，當成一個思考的起點，我們不免會對他們的民族心理產生許多的疑問。

若我們進一步擴大視角，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在日韓國‧朝鮮人這一群體，處於如此尷尬的處境、混亂的認同，並擁有複數的名字？同時，對這一群體來說，“名字／國籍／民族”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日韓合併條約》簽訂一百週年的2010年，鄭大世的眼淚似乎不只是一個偶然。

而由他們兩個人所延伸出來的，關於日本、韓國和北朝鮮三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問題，似乎也在提醒我們應該要重新思考和檢討此一問題，以便迎接一個東亞新時代的到來。

何處是我家？

“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形成

許多研究者初估在日韓國‧朝鮮人可能已經高達百萬之多， 儼然已在日本形成一個巨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群體。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在日本出現如此龐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群體呢？

要說明這個問題，就得涉及到日朝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的殖民歷史和矛盾的經濟共生關係。

在日朝鮮人為了餬口渡日，始於1890年後半。

在當時人力極度缺乏的日本，僱用工資比日本人低上許多的朝鮮工人，無疑是最一本萬利的解決方式。

不過，由於日本人蔑視朝鮮工人，除了以“ヨボ（Yobo）”這種歧視性的字眼，嘲笑

純宗皇帝的讓與詔書和明治天皇的合併詔書，《日韓合併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朝鮮的淪陷

1910年8月，由於《日韓合併條約》的簽訂，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此後，由於日本政府

這些人到日本之後急速地取代了日本工人的位置，在日本社會形成了一個朝鮮人勞動階層和眾多的朝鮮人聚集區。

據此，我們可說從第一世界大戰開始，在日朝鮮人為日本提供了近代化所需的勞動資源，甚至到戰後依然如此。

然而即便如此，這些人在日本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備受歧視和虐待， 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甚至發生了導致四千多名朝鮮人死亡的集體虐殺事件。

虐殺朝鮮人事件的起因，除了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歧視之外，朝鮮的廉價勞工取代了日本勞工更是重要的導火線。

但諷刺的是，關東大地震之後，由於重建京濱地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出現了新一波朝鮮人渡日的高潮。

而另一波高潮，則是因為日本需要更多的勞力來應對戰時體制，因此從1931年起，在日朝鮮人赴日的人口以驚人的增長率暴漲，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日本的戰敗。

1937年資料照片：日本士兵在強迫朝鮮勞工採掘金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時，滯留在日本的朝鮮人總數，已經高達兩百萬人之譜。直至1950年日本停止遣返工作時，滯留在日本的朝鮮人尚有六十萬人左右。

而這批滯留者，就是現今日本社會中，在日韓國‧朝鮮人群體的基盤。

這六十萬人到底為何選擇留在日本呢？

首先，在戰爭剛結束時，GHQ規定準備回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在回去時，限帶貨幣一千日圓和兩百五十磅行李， 這個嚴厲的規定，讓一些在朝鮮已無恆產和生活基礎的朝鮮人，只能選擇留在日本。

其次，由於世界性冷戰體制導致的南北分斷體制讓在日朝鮮人陷入極度尷尬的處境，不管是在現實層面的國籍問題，或是在精神層面的民族認同上，“究竟該選擇韓國還是北朝鮮？”這一疑惑，深深困擾著這批人。

1948年的南北分斷是朝鮮半島人永遠的痛。但是，對在日朝鮮人來說，殺傷力可能更大，特別是在國籍的問題上。

根據1910年簽訂的《日韓合併條約》，日本迫使朝鮮人冠上了日本國籍。然而，日本戰敗後，在日朝鮮人被又被取消了日本國籍，瞬間變成外國人。

1948年的南北分斷，不僅讓這群在日朝鮮人得面對重新選擇國籍的窘迫，還得承受日本的歧視待遇。

今天的韓朝邊界板門店

在朝鮮半島方面，韓國和北朝鮮雙方都將在日朝鮮人認定為自己的國民，這導致在日朝鮮人被賦予了雙重國籍。

而這個雙重國籍的問題，直到1965年《韓日關係基本條約》締結之後，才獲得初步的解決。

簡單來說，日本政府接受韓國的主張，把在“在日大韓民國民團”（簡稱：民團） 成員的國籍，訂為大韓民國，把“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簡稱：朝總聯） 成員的國籍，訂為“朝鮮”。

然而，在此必須要注意的是，由於當時日本與北朝鮮並無建交，因此不承認北朝鮮的合法性。 就此，在日朝鮮人內部產生了“在日韓國人”、“在日朝鮮人”的分別和差異。

國籍問題之外，教育方面也反映了在日朝鮮人的困境。

六十年代，在日朝鮮人為了將來的歸國，和重振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被壓制的民族文化，朝總聯和民團分別制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教育系統。

必須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朝鮮學校或是韓國學校，除了民團的白頭學院和金剛學園之外，辦學的經費全部需要自籌。

這一規定，造成了兒女就學於此兩系統的學生之家長沉重的經濟負擔，進而導致了兩校學生的嚴重流失。

此外，由於民族文化教育體系的學校只有一所大學，因此高中畢業後若想要繼續升學，只能進入日本國公私立大學的體制。

然而到1994年底為止，同意招收朝鮮學校高中畢業生的，卻只有十七所公立大學、一百六十二所私立大學，國立大學則一所都沒有。

此外，民族學校的教學內容亦是一個問題。

由於過於強調民族教育，內容完全無法應付日本的大學考試，這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升學和未來的就業，也因此更加劇了生員的流失。

而在權利與義務方面，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日韓國‧朝鮮人無法與日本公民享有同樣的權益，卻得和日本公民盡同樣的義務。在社會生活諸多方面，都受到差別待遇。

在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努力抗爭之下，雖然已經矯正了一些不平等的政策，但對部份在日韓國‧朝鮮人而言，為了讓下一代能站在一個更好的起跑點上，“歸化日籍”成為一種不得已、甚至是不得不的選擇。

儘管歸化的手續繁瑣，還需要“創氏改名” ，並得揹負背叛民族的譴責和自責，但即便如此，每年還是平均有五千人選擇歸化日籍。 而伴隨著歸化所產生的問題，則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的危機。

當歸化成為一種權宜性質的選擇，而非民族／國族身份時，“我是哪國人？”、“我是誰？”就成了在日韓國‧

同時，如何與日本／日本人“共生” ，亦成為此一世代無法迴避的生存課題。

共生的幻象

在為數不多的“在日”題材電影中，《衝破！》可說是極具代表性的電影，雖然該片沒有大範圍公映，只在特殊的戲院上映，卻影響深遠。

電影改編自松山猛的自傳性小說《少年M的臨津河》 。小說的故事情節，即來自於作者年輕時期的這一段經驗。

電影日語片名“パッチギ（Pacchigi）”，原是韓文“박치기”，本來是指一種頭撞頭的動作，後被引申成具有“突破”、“超越”之意。

而故事的核心，就是在討論兩個民族如何突破、超越現狀，走向共生的可能性。

《衝破！》

這部電影中，觀眾將透過主角的眼睛，觀看當時在日朝鮮人的生活和世界。

但在宣傳愛與和平的同時，影片中也體現出，要消弭兩個民族之間的歧視、抗拒，甚至仇恨，並非如此簡單的事情。

在此，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日”題材電影中，隨處可見的“暴力”到底意味著什麼？

對影片角色安成等在日韓國‧朝鮮人而言，“暴力”不只是青春期的血氣方剛或單純的發洩憤怒而已，其中還包含著一種卑微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就是說，安成等人企圖用自己的拳頭，保護自己和民族的尊嚴。

因此，電影中出現的“暴力”，更大的寓意在表現在日韓國‧朝鮮人衝破現狀的方式，以及突圍的可能，而這就是所謂的“パッチギ（Pacchigi）”。

然而，在雙方的暴力與復仇的惡性循環下，最終導致安成的好友Chedoki（チェドキ）的死亡。

劇照

Chedoki的死是本片最大的高潮，這不僅讓分別隱喻著日本／日本人和朝鮮／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東高和朝高間的最終對決，已經無法避免，也讓康介／觀眾瞭解日本殖民朝鮮的歷史，以及在日韓國‧朝鮮人在日本生活的辛酸，同時更質疑了兩個民族之間“愛與和平”的可能。

電影透過這些日韓國‧朝鮮人一世的長輩們之口，講述了他們在日本生活時，揮之不去的無奈和尷尬萬分的處境。

對他們而言，我們／在日韓國‧朝鮮人和他們／日本人是不一樣的，兩方連居住的區域都隔著一條河，河的一邊是日本人的居住區，河的另一邊則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居住區。

由此，我們清楚地發現，影片中《臨津河》除了暗示在日韓國‧朝鮮人盼望祖國統一的悲願之外，更多暗示在日韓國‧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亦橫跨著一條難以跨越的“臨津河”，一條把兩個民族一分為二的河，一條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河。

然而，在這條隱形的“臨津河”中，安成和桃子、康介和慶子這兩對異民族情侶，是電影中唯一有可能瓦解這層障礙的能量。

電影中，兩段異民族戀情都以圓滿的結局告終，這似乎在告訴我們，日本人和在日韓國‧

劇中朝鮮少女與日本少年的愛情也頗具深意

首先，也許二人之間的“愛”能夠戰勝一切，但單單用“愛”來處理兩個民族的問題，是否是過於天真的想象？

其次，那場替Chedoki復仇的打鬥，最後卻在安成的兒子／混血三世出生後，不分勝負地草草收場，這些都明顯地指出，電影企圖以日朝混血世代的誕生，來化解兩個民族之間長久以來的對立和緊張。

然而，若我們去查閱混血在日二世或三世的訪談紀錄和口述歷史， 就不禁懷疑電影中的安排與期待，是否只不過是一種過於樂觀的揣想？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不管是康介義無反顧地走入在日朝鮮人的生活圈，或是桃子為了支持安成的夢想，甚至願意與其一同前往北朝鮮（雖然最後沒回去），或是廣播電臺的節目製作人以“沒有不能唱的歌”這種趨近於人道主義的理由，支持康介公開演唱禁歌《臨津河》等等，這些顯然都是建立在日本人／日本的容許和理解上。

同時，康介的啟蒙者坂崎引用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知名演說《我有一個夢》中的一段話 ：

“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

這更意味著電影企圖用嘻皮式的人道主義光環，消解兩個民族之間的殖民傷痕和民族鴻溝，提示出兩造共生的可能性。

對此，在日本與亞洲各國沒有正式對殖民地時期和戰後歷史作出誠懇的清算時，僅透過坂崎這個角色帶出的兩個民族愉快共生的遠景，是否只是一種忽視現實的迷幻想像，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滿足呢？

而這種想象，除了表現出松山猛作為日本人的視野和想象的侷限性之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作為在日朝鮮人的監製李鳳宇在某個程度上，已不自覺得將日本／殖民主的目光內在化。

如此一來，《衝破！》中以在日朝鮮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大愛，以及在日混血三世的誕生所建構出來的共生之可能，只能視為是一種曖昧的、隨時可能會崩盤的暫時性和解。

我的心中沒有國界：《GO》中 “在日新世代”

相較於《衝破！》，2001年行定勳執導的電影《GO》，可說是“衝破世代”的子輩世代之最新思考。

雖然《GO》不管是金城一紀同名小說的出版（2000），或是電影的問世（2001），都比《衝破！》早，但就內容、角色設定和背景時代上，後者欲討論的世代則比前者早一輩，也因此我擬以“衝破世代”一詞來代稱杉原的父祖世代，用以呈現出兩個文本在取材上的連續性和世代價值。

電影《GO》改編自同樣具有更改國籍經驗的在日韓國人作家金城一紀，在2000年出版的同名半自傳性小說。

編劇則是宮藤官九郎。

《GO》

不同於《衝破！》以1968年的日本為背景，《GO》要說的是《衝破！》中安成的子輩／“在日新世代”的故事。

杉原的父母為了取得護照，以便去“資本主義腐敗的象徵”的夏威夷旅行，欲將原本的

在更改國籍後回家的路上，杉原的父親跟他說：“你看，國籍是可以用錢買的。你先去見識一下廣闊的世界，然後自己決定吧。”

由此，杉原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國籍問題。

後來他告訴父親自己要變更為韓國籍，並且，他亦決定要轉學去日本學校。爾後，這兩個決定讓杉原被朝鮮學校的師生們視為叛徒。

然而，出走並沒有讓原本覺得自己被困住的杉原得到自由，“在日”的身份始終還是一層衝不破的網。

杉原雖然成功地轉入日本學校，但在日本學校卻備受歧視。因此，與《衝破！》中的安成等人一樣，他也需要以“暴力”打出自己的血路。

若比較《衝破！》和《GO》這兩部電影中“暴力”所隱藏的意涵，我們可以發現，《GO》中的“暴力”出現了一種正面的能量，相較於《衝破！》中的自我保護跟憤怒，《GO》則更強調“爭取”這一積極的向度。

杉原的世代已經不再是父輩那般悲情、忍辱的世代，他們是一個全新的世代，他們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護和爭取自己該有的東西。

因為，對於在日本土生土長的“在日新世代”來說，日本是他們唯一的家。

而支持杉原向外爭取的另外一個力量來源，是他的好友正一。正一的父親是在日韓國人、母親是日本人。

雖然如此，他卻選擇就讀朝鮮學校，甚至希望未來自己能夠成為朝鮮學校的老師，以扭轉目前這種過於極端的民族教育方式。有意思的是，他和杉原共同的嗜好，竟是日本傳統的民間技藝“落語” 。

電影劇照

電影欲藉此暗示我們，對在日本出生長大的 “在日新世代”來說，“日本”亦是他們的根。

然而，現實環境卻無法回應他們這一點。即便他們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像日本人、更有了解日本傳統的慾望，外界仍是對他們投以懷疑的目光。也因此正一想以自己的力量，教育並改變更年輕的在日世代。

對正一來說，杉原的行為中，包含著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無條件地支持著杉原，成為了杉原向外爭取的精神力量之一。然而，正一卻在一次意外中，為了救一個“在日”女學生而被日本學生刺傷，不治死亡。

正如同前述的《衝破！》中Chedoki的死一樣，正一的死亦是全片的高潮。因為正一的死，朝鮮學校的同學元秀召集同學去日本高中復仇，並希望杉原一同前往。然而，與正一最親近的杉原，卻拒絕了這種單純的情緒、暴力發洩。

喪禮之後，杉原去劇場聽落語，用自己的方式與正一告別。此時杉原手上拿著的書，正是正一借給他的《莎士比亞全集》，正一在書中用筆圈起來的一段話則是《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名言：“

至此，杉原已經不得不面對“名字／國籍”的問題了，而引爆這個關鍵點的，正是他與日本少女櫻井羅密歐與茱麗葉式的愛情。

杉原和櫻井剛開始交往時，一直沒有向櫻井表明自己是日韓國人，而當櫻井得知杉原是在日韓國人後，她卻退縮了。

因為從小父母就跟她說，不能和中國與韓國的男性交往，因為他們的血液不乾淨。

就這樣，“名字／國籍”和“民族／國族”的問題，血淋淋地橫亙在杉原眼前，然而這次卻不是用暴力就可解決。

此時，一直不願意告訴杉原全名的櫻井突然如此坦白道：“我的名字是櫻井椿，因為是太傳統的日本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聽完，杉原對她說：“我的名字是李晉浩，Bruce Li（筆者注──李小龍）的李，因為是太像外國人的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

也是在此時，杉原終於領悟了父母更改國籍的真正用意，他們不只是為了要去夏威夷跳草裙舞而已，而是想幫下一代解開“名字／國籍”、“民族／國族”這一緊緊捆綁著他們的枷鎖。

與此同時，從北朝鮮傳來了叔叔鐵雄過世的消息。從小與父親一起長大的鐵雄，在五十年代的歸國運動時，回去了北朝鮮，但自從杉原的父親更改成韓國籍之後，就未再來信，因此，當杉原的父親接到鐵雄的死訊後，難過地喝到酩酊大醉。

在杉原接他回家的車上，杉原的父親在哀慼的音樂中，回憶與鐵雄過往的種種，就在父親抽抽噎噎地說著：“鐵雄很愛吃螃蟹，不知道在北方有沒有螃蟹吃？”時，電影的節奏突然一轉，變成激昂的電子音樂，這時，杉原對著父親大喊：

老土！別扮可憐了！如果想要吃螃蟹幹嘛不起來革命？現在沒有人再為這種事情感動了。你們的時代早結束了。說起來還不是你們那代人不振作，禍及我們。

在此，《GO》明示了世代的差異，並傳遞出一個與《衝破！》完全不同的訊息，那就是“拒絕悲情”。

也因此，父子兩個人就在出租車師傅的見證下，展開了一場充滿象徵性意義的父子拳擊賽。這場拳擊賽象徵著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應戰對象，不再只有日本人，還有自己的父祖輩與自己。

相對於善於防守的父親，杉原始終採取攻擊姿態，也因此最後是由父親取得勝利。

但是，取得勝利的父親卻對杉原說：“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不管是在日或是日本人，這些正如你所說的都老土了。你們應該將眼光放遠。”而杉原則以“我的心中沒有國界”回應之。

杉原與父親的這一段對話，正說明了杉原欲擺脫父祖輩的“我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只是無根草”的悲情話語，展開屬於自己的“無國界”新論述。

同時，這場父子拳賽亦可說是“衝破世代”的父親與“GO世代”的杉原這兩個不同世代的大和解。

由此我們可知，對新世代的在日韓國‧朝鮮人來說，真正需要和解的對象，不僅僅只是日本人，還包括了自身。

並且，不需要執著於自身的民族和血統，應該將焦點放在擺脫各種“名字”的自我。

至於日本一方，會如何看待這個“在日新世代”的強韌新主體呢？這個問題將由櫻井椿來回答。

半年後的聖誕夜，櫻井椿主動打電話給杉原，約他去兩人第一次一起看流星的小學見面。杉原去了。

當他在小學大門的鐵欄杆外，看到櫻井的那一剎那，他大聲地問櫻井：“我是什麼人？回答我啊，我是什麼人？我是誰？”

櫻井椿回答道：“在日韓國人”。

之後，杉原才跳過鐵欄杆，進入學校。接著，杉原走向櫻井椿對著她吼叫說：

為什麼你毫無懷疑的用“在日”這個字？“在日”的意思是把我當成遲早有一天要離開的外來者，你知道嗎？我有時候也會想殺了你們這些日本人，你們害怕我吧，所以你們不替我取個名字很不安吧，……

我是“在日”也好，外星人也好，我只是我。不對，我應該連“我”這個概念都捨棄，我是問號，我是不明生物。怎麼樣，很可怕吧，你為什麼不出聲？說話啊。

此時，櫻井椿卻說：

“我喜歡你現在的眼神。……只要被你的眼神觸及，我感到不寒而慄。……我也許在第一次看到你時，就喜歡上你了。”

杉原靜默片刻之後，如同打拳擊一般地伸直左手，略帶哽咽地對櫻井說：“在圓圈外面有很多強勁的對手，要把他們逐一擊敗才行。”語畢，杉原將櫻井椿擁入懷裡。

這是一個歡喜的結尾。不過，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歡喜的結尾，是建構在櫻井椿／日本也確認並接受杉原的在日韓國人這一身份之後，這段“愛情”才得以成立。

這並非是“愛可超越一切”式的浪漫想象，而是經過杉原的自我確認，以及櫻井椿對杉原身份的認可。

也就是說，《GO》藉由杉原和櫻井椿的愛情要提示我們的是，在日韓國‧朝鮮人自己必須先確立自身的價值和位置，才能得到日本人的認同和肯定，唯有如此，兩造才有可能真正的共生。

同時，《GO》亦尖銳地指出兩造如何共生的答案，不是單方面可以作出回應的。

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亦不僅僅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也在於日本人的態度。

因此，《GO》的作者們不僅將這一個問題引入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內部，亦引入了大和民族的內部，並且以此告訴我們，唯有兩者都直面差異、審視自身，所謂的“共生”才能成為可能。

最後，透過《GO》，他們還指出擺脫悲情並不意味著遺忘，因為一個人的國族不能代表其名字／國籍，而一個人的名字／國籍亦無法代表一個人。

由此，電影以杉原不斷地奔跑、出拳和對“名字／國籍”和“個人”的質疑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名字、國籍、國族、國家和血統對於個人的意義，特別是在民族紛爭眾多的二十一世紀。

作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帝國

日本意味著什麼？

《衝破！》和《GO》這兩部電影都在討論在日韓國‧朝鮮人與日本社會共生的可能。

《衝破！》試圖藉由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反戰嬉皮文化和民歌運動，以“愛與和平”消解日本人與在日韓國‧朝鮮人兩造之間的界線。

然而，當在日韓國‧朝鮮

也因此在2007年，井筒和幸推出續作《衝破！愛與和平（パッチギ！Love & Peace）》 時，引發了諸多的批判聲浪。

有些人批評《衝破！愛與和平》美化了戰爭，右翼人士則說這是反日電影，而電影評論家前田有一更指出，《衝破！愛與和平》其實是一部反在日電影。

我們很難想象同一部電影，竟會出現這麼多種立場大相徑庭的評價，但由此我們反而可以看出一個事實，那就是

並且，很有可能不小心走向與原先的設想完全相反的道路。

反之，金城一紀和行定勳等人則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立場。這批新世代的作者們質疑了“名字／國籍”“民族／國族” 的傳統意義。他們認為“名字／國籍”“民族／國族”是被強加的，因此沒有意義，不必拘泥於此。

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僅站在日韓國‧朝鮮人單方面的角度思考此問題是不夠的，因此他們把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亦置放於大和民族的內部思考，這一點可說極具進步價值。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提醒了在日韓國‧朝鮮人必須要確認自身的價值，唯有如此，才能讓別人來認定自己。

因此，

不過，我們必須要有所警覺的是，他們雖然不同意拋棄自身的歷史和認同，但在認知歷史方面，卻是以一種後現代的姿態，解構了殖民地的歷史。

同時，他們亦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和民族若拒絕接受怎麼辦？

由此可見，不管是哪一個世代的導演和作者們，都沒能完全直面問題的核心，也就是帝國日本與其殖民地的歷史傷痕，以及太平洋戰爭所遺留下來的、至今懸而未決的戰後清算問題。

同時，處於前殖民地位置的我們，又該怎麼去面對此一問題，並創造出一個得以清理自身和他者的知識環境與條件？

在這些意義上，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亦是一個省思的起點、一條延長線。

因為，若我們把這個問題鋪展開來，我們可以將之上升到“作為國民國家的帝國日本，對於亞洲各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此一核心問題。

竹島之爭

在日韓合辦世界盃足球賽的十週年之際，日韓兩國因為竹島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中國、日本、臺灣也因為釣魚臺歸屬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和亞洲諸國已經無法繼續迴避這一重大的課題。

說明：

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第三期，臺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本公號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東方歷史評論”（ID：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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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蔡鈺淩

編 輯 | kalin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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