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赣边区革命系列故事

艰难岁月———邓毅生童年二三事

1922年8月邓毅生降生了。那时，父亲邓子恢既要教书养家糊口，又得忙于革命活动。小毅生的幼年是在母亲曹全地的呵护下成长的。

1927年，虽然家境贫困，母亲还是把小毅生送进邓子恢的母校龙岩白土桐岗小学念书。继承了祖辈的书香血统，小毅生特别勤奋好学，考试测验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才过了半年多的学习生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波及江西、福建，邓子恢在江西崇义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辗转回到家乡，与郭滴人、陈庆隆等以白土为基地，宣传革命思想，筹办农会，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抗税、抗粮斗争。1928年3月领导发动了震惊闽西、轰动福建的“后田暴动”，并组建农民游击队。暴动消息传到龙岩城，驻防龙岩的军阀陈国辉部开始了对白土游击队的清剿。为了躲避敌人的搜剿，邓毅生跟着母亲时而在家，时而躲藏于白土奇迈大山，学业亦被迫时断时续。

革命者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革命者的亲人家属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白土暴动攻打龙岩失利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一批来不及隐蔽、转移的共产党员、进步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邓毅生几乎天天听大人们说，某某人又被陈国辉的地方民团抓捕、枪决。他总是从梦中被母亲叫醒拉着往后山跑。年幼的小毅生，从稍懂事开始便深深体会革命之艰辛。

1928年隆冬的一天，小毅生正与母亲在家，忽闻国民党陈国辉部要来白土抓邓子恢，在乡亲们的掩护下，邓毅生和母亲匆匆躲藏到邻居房内，陈国辉部很快包围邓家厝房，兵丁搜遍房内，一无所获，气急败坏，陈国辉命兵丁在他房内堆上一大把柴禾浇上煤油点燃后扬长而去。幸好那天没风，乡亲邻里帮忙扑灭，住房中只有邓子恢夫妇的卧房被烧毁，曹全地的陪嫁物品及卧室家当付之一炬。看着好端端的房子倾刻间化为灰烬，邓毅生幼小的心灵受到狠狠地撞击，他不理解，那些国民党兵为什么心那么狠。卧室被烧后，本不富裕的邓家经济更加拮据，几乎全靠外婆接济度日，邓毅生的学业亦完全中断。

不安中捱过了半年，更加艰难的磨难又来临了。1929年6月，国民党布置对中央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三省会剿”，张贞部负责龙岩“剿共”，作为革命中心的白土首先被张贞占领。为躲避灾难，邓毅生跟着母亲往外婆家(红坊)暂住，仅躲过了三个月，就被红坊当地反动民团头目曹宝庆告发，小毅生、曹全地、外婆和出生仅两个月的妹妹一同被捕，作为人犯关在了张贞师部（与龙岩孔庙相邻）兵房，这是个临时女囚室，房内阴暗潮湿，四人吃喝拉撒全在一个仅有八平方米的室内，时间稍长，囚室内充满阵阵恶臭。这是邓毅生第一次坐监房，看着那些端着枪来回走动的士兵，小毅生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担心哪一天，他们把妈妈带走。这一天到了，两个当官模样的敌人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是提审，将邓毅生也带上，审问开始了。

“姓名”

“曹全地”

“家住哪里？”

“白土、邓厝。”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因为我是邓子恢的老婆。”曹全地用龙岩话一字一板地继续说：“可我仅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拖老带小，目不识丁，能知道邓子恢做什么事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抓我们没管用。”听着母亲沉着老练的答话，小毅生打心里佩服母亲的沉稳和勇气。曹全地的答话使提审的敌军官觉得榨不出什么油水。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未提审。

这期间，张贞师部有一位副官(闽南人)，表情和蔼，不时来到囚室窗外和小毅生说话，常常把他带出囚室玩，有时还让小毅生带些食物给母亲和外婆吃。毅生是自由一些了，免去了长时间在囚室中的烦闷，可母亲和外婆心头却增加了许多惶惑和担忧，深怕毅生被人带去外地卖了，因此，在牢房里母亲反复教他记住自己家乡的地名、父母姓名等。所幸，经这位副官说情、疏通，毅生四人在囚房呆两个多月便被保释出狱了。事后才知道这位副官是邓子恢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

邓毅生与母亲回到邓厝，没过几个月安稳日子，1929年11月，国民党第二次“三省会剿”又开始了。刘和鼎部奉命清剿龙岩，邓子恢家首当其冲成了目标。因提前知道消息，曹全地带着小毅生离家隐藏起来，敌人逮不着人，遂放起一把大火。因刘和鼎派人围着焚烧，无人敢去救火，烈火不仅烧掉上次陈国辉烧后剩下的所有房间，还泱及邻里六七户宗亲。已是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忙于革命，不能也无法回家协助收拾被焚毁的家园，曹全地便挑起了重建家园、抚养子女的双重任务。望着母亲坚毅的神情和干活的麻利劲，小毅生打心内涌起一股敬爱之情。看着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还得饲养家禽、做饭，小毅生只恨自己年龄太小无法替母亲分担一二。即便如此，在母亲呵护下，他还是觉得幸福、愉快。

陈国辉、张贞占领龙岩后，培植地方反动势力，组建民团、控制地方政权，实行白色恐怖，诸多革命群众被捕入狱，我党为保护群众，安排红军家属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家属、革命群众离开家园转移至邻县苏维埃控制区，毅生跟着母亲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当时，红白拉锯，时而在龙岩家中，时而辗转于上杭、永定、长汀，到底跑了多少路，住了几个村，他也记不清，常常才在一个村睡下还没做完一个梦又被叫醒上路了。

1932年暮春，十九路军受命入闽“剿共”前夕，邓子恢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他赴任时考虑到战乱将降临龙岩，曹全地又怀孕在身，还有小芳梅，万一要随军转移，困难甚多，决定先把毅生带往瑞金廖坪。那时，邓子恢工作极其繁忙，常要去中央苏区各县，毅生生活缺人照料，酷暑天染上痢疾，苏区遭蒋介石封锁，药品奇缺，病一天天严重起来。邓子恢没法，经与在瑞金经商的曹全地的母舅商量，便把毅生托养在他家，疾病才日见好转。

十九路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形势一度缓和，邓子恢遂派人把毅生送到了长汀与曹全地会合（那时曹全地已经随红军到了长汀），让他们一道回龙岩。谁知很快形势恶化，十九路军占领龙岩紧逼苏区，于是毅生母子三人经政府介绍到上杭的茶树下参加红军被服厂的工作。茶树下的冬天是个冰雪世界，毅生的弟弟在这降生，就在他弟弟出生的第八天夜里，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红军被服厂被白军发现了。当时，保卫工厂的红军不到一个班，工人们慌忙分散突围，曹全地背一个抱一个还得牵着毅生摸黑随大伙朝长汀转移。入夜，冷风袭来使人打颤，毅生跟着母亲跋山涉水、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包袱掉了，鞋子丢了，脚划破了，全然不顾，走着走着，他们便掉了队，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到了上杭长汀交界处，找一个四壁透风的破庙歇下。寒夜，四周漆黑，狂风呼啸似狼嚎，曹全地就像母鸡护小鸡似的，将三个孩子拥在怀里。解放后，每每回首往事，邓毅生怎么也忘不了那恐怖的夜晚，倍感母亲的伟大，坚忍。

1933年的长汀艳阳高照，邓毅生母子在那里度过了轻松愉快的半年。12岁的他在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当勤务员，工作不累，能吃饱饭，个子长高了许多，也长了不少知识。但是，由于困难，毅生的弟弟生病，缺医少药，出生不到半年便夭折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国民党派兵攻打长汀，邓毅生母子又匆匆转移到瑞金。时正值严冬，绵绵细雨夹着冰雪，盘山小路又滑又陡，稍不小心便摔一跤，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到一地歇一晚，次日上路，脚一着地便疼痛难忍，长汀至瑞金短短80华里整整走了三天。

在红都瑞金平稳度过七个月，严峻考验又来了。1933年秋，由于党内“左倾”领导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面对蒋介石疯狂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越打越少，连连失去瑞金周围的根据地，为保存力量，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实施战略突围，踏上了长征之路。其时，邓子恢虽未北上长征，但也需要长途转移，曹全地、邓毅生、邓芳梅无法随邓子恢同行，留在瑞金投靠亲戚隐蔽下来。11月，国民党三十六师占领瑞金，曹全地依靠瑞金的表哥(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庇护躲过了有惊无险的牢狱之苦，历经艰险，辗转回到龙岩老家。

1935年，邓毅生恢复了中断三年多的学业，就读于白土东黄小学，经历几年的奔波磨砺，小毅生更加珍惜学习时光，倍加勤奋刻苦，两学期成绩都在90多名同学中名列第一。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闽西的地方游击队进行残酷清剿，地方反动势力遥相呼应，放火烧房，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同时牵连诸多群众。曹全地、邓毅生又一次成了重点抓捕对象。1935年冬，白土区浙江籍伪区长金某，因其兄被我红坊游击队击毙，疯狂报复，到处抓人，整个白土区来不及跑的红军家属全被抓了起来。那几日，曹全地正好带着孩子到红坊做客，金某扑了个空，便勒令邓厝村甲长交人，甲长无奈遂跑到红坊如实告诉曹全地，当时在场的亲戚都劝她远离躲避，一致认为金某杀人成性，被他抓住凶多吉少，但曹全地认为这样势必牵累许多宗亲，于是，毅然决定自动投狱。当时的情景邓毅生记忆犹深：母亲在告别兄妹几人时欲哭无泪，恋恋不舍，好似一场生离死别，邓毅生心里明白，母亲倒不是怕死，而是打心里放心不下这些未成年的儿女。所幸，就在曹全地投狱后的次日，金某因搜括地皮、中饱私囊被人告发，卷款潜逃，原被捕者大都释放回家，曹全地又躲过一劫，但她深知，此次逃脱厄运纯是偶然，为保住邓家的根，她求小叔邓子鸣帮忙，于1936年夏将邓毅生送至广东始兴江口万太昌商店当学徒。（栾振芳 整理）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