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不是“唯鳥獨尊”的鳥圖騰社會？於省吾在《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中認為《詩經·商頌》等文獻記錄和地下史料都能證明商代鳥圖騰的存在，胡厚宣也曾發表《甲骨文所見商族鳥圖騰的新證據》（《文物》，1977年第2期）中提出商人祖先王亥之亥從隹，隹即鳥，因此“王亥之亥而從鳥，乃商族以鳥為圖騰之確證。”他們的論證是否準確可靠？
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圖騰社會，曾經在學界引起過激烈的觀點交鋒。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常金倉曾嚴肅批評歷史研究中的“泛圖騰化”傾向。
“圖騰”原本源於北美印第安人阿爾衰琴部落奧吉布瓦方言“otemt”， 意為“我的親屬”。1903年，嚴復翻譯《社會通診》時將其譯為“圖騰”。從這個詞語的原意來看，它指的是原始民族將某種自然事物作為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祖先、親屬或保護神，這種自然事物是氏族的標誌、符號和祭祀對象。
圖騰使群體成員形成身份認同和“群體自我崇拜”，加強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繫，維繫著人類早期的社會組織。但圖騰說能不能直接套用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之中。能不能直接把先秦甚至更古老時期所流傳下來的各種動物、植物形象視為圖騰，還需要謹慎考慮。張光直在《談“圖騰”》一文中認為圖騰需要與個別的社會群相結合，確立圖騰的存在前，想要確立氏族的存在，而確立氏族並不意味著一定就能確定圖騰。他認為“在中國考古學上要證明圖騰的勳在是很困難的”，建議“在中國考古學上圖騰這個名詞必須小心使用”。
夏商時期可能還存在圖騰意識殘餘，但為嚴謹起見，本文以“動物崇拜”表達。
（一）向左：商代鳥崇拜的印痕
根據現在所發掘出的材料，商代“鳥”的地位頗有些令人困惑。按於省吾和胡厚宣的說法，鳥是商民族的圖騰，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民族的血統由鳥而來。於省吾認為玄鳥婦壺是商代晚期銅器，其銘文圖案是“玄鳥婦”的合文，與簡狄吞鳥卵而生下商人始祖契的傳說有關：
玄鳥婦壺銘文
於省吾對玄鳥婦壺銘文的判斷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也能從其他的出土器物中感受到商代籠罩在“鳥”崇拜氛圍之下，下面以商代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各種材料為例。
我前面曾經發過的頭條號文章中已經談到一個觀點：青銅爵的造型，乃象雀之形。許慎《說文解字》中說，“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博古圖》言“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又得“雀”之音。目前看來，這仍然是對青銅爵造型的合理解釋。在商代時常用的爵，當它作為禮器出現時，正是鳥的一種象形。
殷墟婦好墓出土青銅爵，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婦好墓出土的商代鳥形青銅器物還包括著名的青銅鴞尊，它的外形呈站立的猛鴞，下垂的尾部與雙足共同支撐身體，這是商周鳥尊的常見做法。除了整體造型以外，鴞尊後尾部還刻畫出一隻鴞首，鴞尊頭頂站有一隻青銅小鳥：
青銅鴞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在婦好墓中出土的青銅器上有大量鳥紋。下圖為婦好偶方彝，這是兩件方彝的連體形態。從圖片中可以看出在蓋面的兩邊各有一隻勾喙、長尾的鳥，中間是一隻圓眼大臉的鴞首。晉海燕認為這是最早的青銅器鳳鳥紋（《商周青銅器鳳鳥紋飾的再思考》）。
婦好偶方彝，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商代的骨制器物中不乏與鳥有關的裝飾元素，比如在殷墟出土不少動物形骨笄，這是當時的“流行款式”。殷墟婦好墓出土四百九十多件骨笄，鳥形骨笄數量最多。但為何婦好會擁有這麼多的鳥形骨笄，似乎不能簡單地以“愛美”來判斷，它很可能寄託著當時的鳥崇拜意識。
婦好墓出土骨笄，圖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
殷墟出土的各式骨笄，圖片來自朱鳳瀚《殷墟西北岡大墓年代序列再探討》
在二里頭遺址中沒有發現動物類造型的玉器，到了婦好的年代，動物型玉器已經非常流行。有學者認為“商代玉器不僅不具有明顯和規範性的象徵意義，更像是為了彰顯墓主個人財力的珍玩”（黃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類及相關問題》），這種看法恐怕不盡確實。有商一代的巫術氛圍極其濃厚，原始信仰統治著民眾的精神世界，
無論青銅器還是玉器都承載著禮器的功能，基本不會出現以消遣為目的的“珍玩”。 按照臧振的觀點，商周時以玉饗神，玉為神靈之食，具有通神的作用。婦好墓出土了大量鳥形玉器，有的高冠鳥形玉器造型非常奇特，潘守永、雷虹霽稱其為“九屈神人”（《古代玉器上所見⊙字紋的含義》），夏鼐稱一些高冠鳥形玉器為鳥形玉刻刀（《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無論這些玉器是純粹的禮器或者具有一定工具性，還是作為日常佩戴所用，都與商代的鳥崇拜有所聯繫。
圖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
高冠鳳鳥佩，殷墟婦好墓出土，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豐富的鳥元素似乎說明了商民族存在普遍的鳥崇拜意識，但是商代的動物崇拜對象繁多，鳥、龍、魚、龜等動物崇拜都很流行，以上並不足以說明鳥在商民族心目中具有最神聖的地位。
（二）向右：被淡化的神鳥
在商代的祭祀儀式上，鳥的地位有些尷尬。早期民族常常會宰殺圖騰動物作為溝通神靈的祭物，如果鳥確實被認為具有強烈神性，那麼它必然會成為祭臺上的重要祭品。郭沫若說：“用雞祭祀的痕跡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辭均作二手奉雞的形式”，可見起碼在甲骨文形成時，鳥類在獻祭活動中還相當重要。
1987年，在殷墟小屯東北地的甲四基址東邊曾經發現集中出土鳥類骨骼的灰坑，古生物學家侯連海鑑定認為包括雕（或者鷹）、家雞、褐馬雞、丹頂鶴、冠魚狗等，多為大型猛禽。小屯東北地是殷墟都城的宮殿區所在，甲四基址則是商王宮寢宴樂區域，因此朱彥民認為這些禽類是“商王宮苑中的馴養、玩賞之物”（見《關於商代中原地區野生動物諸問題的考察》），這種觀點頗值得懷疑。這麼多鳥類骨骼集中出現在灰坑，很可能是殺鳥祭祀活動的反映。
但是商代以牛、馬、羊、豬、狗、雞為六牲，最常用、最受重視的祭牲是牛，而不是鳥類 。周代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商代的禮制，以牛、羊、豬三種犧牲為“太牢”，羊、豬為“少牢”， 《禮記·王制》載“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對祭牲地位的這種等級區分應該也是從商代流傳下來的。在六種祭牲中，雞的地位並不高。
商代牛形飾
值得注意的是，占卜是通神之事，占卜所用的應該是先民們認為最有靈性的材料。鳥骨也可以占卜，雲南佤族還長期流傳著雞骨卜文化，“祭司可以雞股骨、竹籤為介質，將竹籤插入雞股骨上的小孔，形成雞骨卦”（《大馬撒寨佤族雞骨卜文化地理考察》），如果商代確實有濃厚的鳥崇拜意識，那麼鳥骨就應該成為占卜的工具。實際上鳥骨卜在殷墟根本不流行，商代占卜所用的卜骨大多為龜殼和牛的肩胛骨，這樣看來，牛、龜最靈。
占卜過程中排除雞骨，意味著鳥崇拜在商民族心目中的地位遠不如牛崇拜、龜崇拜。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中說，在殷代墓葬中有狗骨架和雞骨架隨葬。根據發掘報告，這批墓葬的墓主大約是能夠間接接近王室的權貴們的侍從或家臣。發現狗架的一共有30座，發現雞架的僅2座（墓23、108）。一方面可能因為雞骨細嫩，容易腐爛，沒有保存下來，另一方面，鳥類的祭祀意義大約也並不大。
父乙觥，商代晚期，拍攝於上海博物館
關於青銅器上鳳鳥紋的認識，國內學術界普遍流行的觀點是：鳥紋最早出現在殷墟時期（比如偶方彝上的鳥紋）。陳公柔、張長壽在《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中認為在殷商早期和中期的青銅器上還沒有發現過鳥紋。殷墟時期出現了一種以寬帶狀形式飾於器物頸部、肩部的小鳥紋，數量也不算多。西周中期之後，青銅器上的鳥形紋飾就沒落了。馬承源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也認為商代早中期很少以鳥為青銅器裝飾主題。
陳夢家將鳥紋分為小鳥紋、大鳥紋和長尾鳥紋三類（《西周銅器斷代分中關於鳥紋的分類》），朱鳳瀚在《古代中國青銅器》中則增加了第四類鴟梟紋。朱鳳瀚也認為最早的鳥紋大約出現在殷代中期，直到殷代晚期，鳥紋多為輔助紋飾。
商周青銅器上的鳥紋
如果商民族真的認為自己是“天命玄鳥”的後代，那麼青銅器上的鳥紋就不會遲至商代中期才出現，在商代早期青銅器上就應該有鳥紋了。不過目前學界對青銅器紋飾的分析和研究遠遠稱不上成熟，說青銅器上鳥紋從商代中期才出現，只是一種暫時的猜測，在將來還有觀點更新的可能。因此，對青銅器上鳥紋數量、形態的判斷，我們只能根據現在的材料認為：
第一，青銅器上明顯可以辨識的獨立鳥紋，是商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
第二，這些獨立鳥紋往往分佈在比較角落的位置，而不是青銅器紋飾的主要部分；
第三，具有獨立鳥紋的、設計為鳥形的青銅器，並不是商代青銅器的主流。
這就意味著鳥並不是青銅器的主體紋飾，它無法證明鳥類在商民族的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重要，但並不特別重要。
（三）重新認識“玄鳥生商”
如果商民族確實認為自己的祖先與“玄鳥”有關，那麼就不應該在祭祀、占卜、青銅器紋飾等方面，對鳥這麼虛與委蛇。
商民族真正尊重的動物崇拜對象，不是所謂的玄鳥或鳳鳥，而是牛。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個證據：
一、除了龜甲以外，商民族最常用的占卜物品是牛骨，商民族最常用的祭牲是牛，最多能用到 “五百牢”或“千牛”。商王對牛非常重視，常常去巡查牛的牧養情況，卜辭中有“貞王往省牛”、“貞王往省牛於敦”和“貞乎省牛於多奠”等記錄。這說明在商民族心目中，牛的神性、重要性在所有動物中數一數二。
二、商代出現了牛形雕塑作品，這些牛形雕塑的地位相當高。婦好墓曾發掘出四件玉牛和兩件石牛，其中有一個25釐米長的伏臥狀石牛，是婦好墓出土的各種動物形玉、石雕塑作品中體積最大的一件，牛頸下刻“司辛”二字，一般認為是商王武丁為祭祀其配偶婦好而制。婦好墓中有“司辛”銘文的只有這一件，意味著它是商王武丁親自為婦好準備的唯一器物。它原本處於墓室中部，槨頂上層，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
圖片來自《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
三、青銅器上最常見的紋飾是獸面紋，而陳夢家和李澤厚等學者都認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牛頭紋的變形。今天我們對獸面紋的解讀還不夠深入，但牛頭紋是最接近正確答案的解釋——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侯家莊西北崗1004號大墓的牛方鼎，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牛頭紋的構造。
牛方鼎
四、商代青銅器上非常流行牛形飾，正面牛頭形象多飾於尊、基的肩部，刻劃精細。考慮到商代的青銅器幾乎全部是祭器，青銅器上的所謂裝飾都有神秘內涵，我們不能僅僅把這些牛形飾當做審美欣賞的對象。
牛首獸面紋尊局部，商代晚期，拍攝於上海博物館
五、《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說，“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王亥是商民族的始祖，他的“老本行”是馴養牛。牛是這個部族生存下去的重要生活資料，是最珍貴的財產，最容易演化為動物崇拜的對象。
綜合以上諸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牛是商民族真正崇拜的對象，地位遠遠高過了鳥。
至於鳥崇拜的來歷，我們只能作一推測：
孔子曾經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認為周禮從殷禮而來，殷禮從夏禮而來，這三個朝代的禮制一脈相承，有共通之處。也就是說，在商代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可能是整個商代），都直接採用了來源於夏代的禮制，沒有進行太多“傷筋動骨”的改變。這一點我們從商周鼎革也能看出來，當西周奪取商代政權之後，西周早中期的青銅器器型、紋飾確實直接脫胎於商代末期青銅器，二者並沒有太大差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軍事上戰勝了對方卻被對方的文化所戰勝”的情況，原因大約是：
其一，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沿襲原有的禮制乃至神話體系，有助於宣揚合法性、減少反抗；
其二，文化內核的轉換需要漫長的時間，在建國初期的數十、上百年間，這種轉換還沒有徹底完成；
其三，原有的制度已經比較完善，甚至比勝利者本身所擁有的制度還要完善，具有保存下來的價值。比如“天邑商”的祭祀制度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小邦周”即使要進行改變，也只是在原有的體系上進行小修小補。
西周初年利簋的紋飾，與商代晚期沒有多少差別
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麼商民族自認為是玄鳥的後裔，卻又對鳥類若即若離。因為對鳥的崇拜，恐怕本來是夏代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們作為勝利者據有夏的地域之後，為了繼續獲得夏民的認可，就把商民族的起源上溯到“玄鳥”之上，這是勝利部族對神話的“再書寫”。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只是為商取代夏成為中原地區的共主尋找合法性罷了。至於他們真正的動物崇拜對象牛，則作為地位尊貴的獸面紋、牛頭飾，被鑄造在青銅器之上。
於是，本文所提出的種種現象，就都能獲得合理的解答。商代時的所謂鳥崇拜，只是加諸於牛崇拜上的一層幌子。這層鳥崇拜的幌子後來被周王朝順利地借用過去，於是就有了 “周之興也，驚鷲鳴於岐山”（《國語·周語上》），“武王伐紂，觀兵於孟津，有灰流於王屋，化為赤鳥，三足。”（《太平御覽》引《尚書傳》）說到底，周朝編織出的這些奇異，不過是重複商代當年的手法。
閱讀更多 中國文化筆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