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柳鳴九先生為《懺悔錄》所作譯本序的節選。
在歷史上多得難以數計的自傳作品中，真正有文學價值的顯然並不多，而成為文學名著的則更少。至於以其思想、藝術和風格上的重要意義而奠定了撰寫者的文學地位——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席位，而是長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許只有《懺悔錄》了。盧梭這個不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在文學內容、風格和情調上都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過這部自傳推動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使它——用當時很有權威的一位批評家的話來說——“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裡出來的”。
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於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像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鬥居然成為知識界的鉅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確最宜於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並沒有接受這個
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兒》出版後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觸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品，並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捨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埃，教會發表文告宣佈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待下去，又流亡到聖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踵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並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於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埃的時候，他懷著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
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在莫蒂埃和聖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伍頓後，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後，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懺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於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於他回到了巴黎之後，最後“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〇年十一月。
盧梭這個鐘錶匠的兒子，從民主政體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像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盧梭當過學徒、僕人、夥計、隨從，像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鬥之後，才逐漸脫掉聽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作家。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願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
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那種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氣，那種敢於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鬥精神和傲視傳統觀念的叛逆態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種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體現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優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兒》則把平民勞動者當做人的理想。
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臺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著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懺悔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與反動統治激烈衝突的結果。
由於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裡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僕、聽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錶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做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於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懺悔錄》中則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人格和性格特點，雖然《懺悔錄》對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寫是很不充分的，但卻足以使讀者瞭解十八世紀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道德水平、愛好與興趣、願望與追求。
在這裡，盧梭致力於發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淳樸的人性、值得讚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聰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親切寧靜的柔情描寫得多麼動人啊，使它在那冰冷無情的社會大海的背景上，像是一個始終召喚著他的溫情之島。他筆下的農民都是一些樸實的形象，特別是那個冒著被稅吏發見後就會被逼得破產的拿出豐盛食物款待他的農民，表現了多麼高貴的慷慨；他遇到的那個小店主是那麼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許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者在他店裡騙吃了一頓飯；他親密的夥伴、華倫夫人的男僕阿奈不僅人格高尚，而且有廣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才幹；此外，還有“善良的小夥子”平民樂師勒·麥特爾、他的少年流浪漢朋友“聰明的巴克勒”、可憐的女僕“和善、聰明和絕對誠實的”瑪麗永，他們在那惡濁的社會環境裡也都發散出了清新的氣息，使盧梭對他們一直保持著美好的記憶。
另一方面，盧梭又以不加掩飾的厭惡和鄙視追述了他所遇見的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中的各種人物：“羹匙”貴族的後裔德·彭維爾先生“不是個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個不斷向貴婦們獻殷勤的小猴子”；教會人物幾乎都有“偽善或厚顏無恥的醜態”，其中還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貴婦人的習氣是輕浮和寡廉鮮恥，有的“名聲很壞”；至於巴黎的權貴，無不道德淪喪、性情刁鑽、偽善陰險。在盧梭的眼裡，平民的世界遠比上流社會來得高尚、優越。早在第一篇論文中，他就進行過這樣的對比：“只有在莊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裝飾與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德行是靈魂的力量。”
這種對“布衣”的崇尚，對權貴的貶責，在《懺悔錄》裡又有了再一次的發揮，他這樣總結說：“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遇到了這樣多的好人，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好人就那樣少了呢?是好人絕種了嗎?不是的，這是由於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再是我當年遇到好人的那個社會階層了。在一般平民中間，雖然只偶爾流露熱情，但自然情感卻是隨時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會中，則連這種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們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虛榮心的支配。”盧梭自傳中強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了他所獨有的特色，法國人自己說得好：“沒有一個作家像盧梭這樣善於把窮人表現得卓越不凡。”
當然，《懺悔錄》中那種平民的自信和驕傲，主要還是表現在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繪上。儘管盧梭受到了種種責難和攻擊，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更有“靈魂”和“力量”。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他在那個充滿了虛榮的社會里，敢於公開表示自己對於下層、對於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賤”的出身、不以他過去的貧寒困頓為恥，而宣佈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樸自然視為自己貧賤生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為高貴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閃光的東西以及他在貧賤生活中所獲得、所保持著的那種精神上、節操上的丰采。
他過著貧窮的生活，卻有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
他熱愛知識，有著令人敬佩的好學精神，他學習勤奮刻苦，表現出“難以置信的毅力”。他為獲得更多的知識，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時間，勞動的時候背誦，散步的時候構思。經過長期的努力，他在數學、天文學、歷史、地理、哲學和音樂等各個領域積累了廣博的學識，為自己創造了作為一個思想家、一個文化巨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十八世紀貴族社會是一片淫靡之風，盧梭與那種寡廉鮮恥、耽於肉慾的享樂生活劃清了界線。他把婦女當做一種美來加以讚賞，當作一種施以溫情的對象，而不是玩弄和佔有的對象。他對愛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間真誠深摯的情感，特別重視感情的高尚和純潔，認為彼此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它不是基於情慾、性別、年齡、容貌，而是基於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絕不能喪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說，應該包含著人類一切美好高尚的東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種深摯、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慾的柔情，有時甚至近乎天真無邪、純潔透明，他戀愛的時候，感情豐富而熱烈，同時又對對方保持著愛護、尊重和體貼。他與華倫夫人長期過著一種純淨的愛情生活，那種誠摯的性質在十八世紀的社會生活中是很難見到的。他與葛萊芬麗小姐和加蕾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麼充滿稚氣而又散發出迷人的青春的氣息!他與巴西勒太太之間的一段感情又是那樣溫馨而又潔淨無瑕!他與年輕姑娘麥爾賽萊一道作了長途旅行，始終“坐懷不亂”。他有時也成為情慾的奴隸而逢場作戲，但不久就出於道德感而拋棄了這種遊戲。
《懺悔錄》就這樣呈現出一個淳樸自然、豐富多彩、朝氣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為這個平民本身是一個代表人物，構成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領域裡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所以《懺悔錄》無疑是十八世紀曆史中極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後人看到了一個思想家的成長、發展和內心世界，看到一個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歷史人物所具有的強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發出的某種詩意的光輝。這種力量和光輝最終當然來自這個形象所代表的下層人民和他所體現的歷史前進的方向。總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質決定了《懺悔錄》和其中盧梭自我形象的積極意義，決定了它們在思想發展史上、文學史上的重要價值。
盧梭以藐視前人的自豪，在《懺悔錄》的第一段就這樣宣佈：“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鉅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
盧梭實踐了他自己的這一諾言，他在《懺悔錄》中的確以真誠坦率的態度講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個方面，“既沒有隱瞞絲毫壞事，也沒有增添任何好事……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膽地把自己不能見人的隱私公之於眾，他承認自己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產生過一些卑劣的念頭，甚至有過下流的行徑。他說過謊，行過騙，調戲過婦女，偷過東西，甚至有偷竊的習慣。他以沉重的心情懺悔自己在一次偷竊後把罪過轉嫁到女僕瑪麗永的頭上，造成了她的不幸，懺悔自己在關鍵時刻卑劣地拋棄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麥特爾，懺悔自己為了混一口飯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應該承認，《懺悔錄》的坦率和真誠達到了令人難於想象的程度，這使它成了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
總之，這不是為了要享受歷史的光榮而繪製出來的塗滿了油彩的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複雜的個人。這個自我形象的複雜性就是《懺悔錄》的複雜性，同時也是《懺悔錄》另具一種價值的原因。這種價值不僅在於它寫出了驚人的人性的真實，是歷史上第一部這樣真實的自傳，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用盧梭自己的話來說，“可以作為關於人的研究——這門學問無疑尚有待於創建——的第一份參考材料；”而且它的價值還在於，作者之所以這樣做，是有著深刻的思想動機和哲理作為指導的。
《懺悔錄》前六章第一次公之於世，是一七八一年，後六章是一七八八年。這時，盧梭已經不在人間。幾年以後，在資產階級革命高潮中，巴黎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儀式，把一個遺體移葬在偉人公墓，這就是《懺悔錄》中的那個“我”。當年，這個“我”在寫這部自傳的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獲得這樣巨大的哀榮。當他把自己一些見不得人的方面也寫了出來的時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歷史記錄，造成了一個相當難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為一個平民思想家的光輝。然而，他這樣做本身，他這樣做的時候所具有的那種悲憤的力量，那種忠於自己哲學原則的主觀真誠和那種個性自由的衝動，卻又在更高一級的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個難看的形象而顯示了一種不同凡響的人格力量。他並不想把自己打扮成歷史偉人，但他卻成了真正的歷史偉人，他的自傳也因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後一切自傳作品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如果說，盧梭的論著是辯證法的傑作，那麼，他的事例不是更顯示出一種活生生的、強有力的辯證法嗎?
（點擊上圖可購買本書）
閱讀更多 人民文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