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苏金方,曾任景宁县财政局农业科科长一职,“官”虽不大,权力却很集中

,掌握着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涉农资金的“分配权”。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长期经手大量涉农资金的苏金方,却对这份工作没有一点敬畏心,甚至随意“支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每天有大量的钱从自己手中拨付出去,时间久了,看见拨款单上一串串数字也麻木了,没有了钱的概念,对国家财政的钱没有一点珍惜……

任性!

拿中央财政资金“送人情”

  苏金方麻木到什么程度?高达200万的中央财政资金,他也不放在眼里,当做“礼尚往来”的个人需要,任意处置。

  苏金方和景宁天野公司实际负责人、县林业局原党组成员、森林公安局原局长柳贤良(已另案处理)是老同学,日常来往密切。

  2014年6月中旬,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申报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考虑到柳贤良给他送过礼,且两人关系较好,他便将项目申报的“好事”告诉了柳贤良。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2014年6月26日,在未按要求对景宁天野公司申报条件进行调查审核、未择优筛选的情况下,苏金方直接让时任农业科副科长的王根梅将天野公司所申报的“大鲵仿生态繁育与养殖技术推广项目”连同项目实施文本上报,后又不经审核把关就让该项目通过验收,让柳贤良顺利骗取了200万的“中央农业技术推广补助项目”资金。

  如此“投桃报李”、以权谋私的做法,最终是损了“公家”,肥了不法分子的“腰包”,也让苏金方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放纵!

频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红线”

  苏金方之所以对自己从事的这份重要工作如此“麻木”,与他我行我素、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做法不无关联。

  自从2010年苏金方任农业科科长一职后,一些管理服务对象对他“吹捧奉迎”,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也对他“毕恭毕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苏金方渐渐产生了“优越感”。

  因为农业科工作需要,苏金方经常要下乡开展项目验收等工作。生性爱喝酒的他对基层安排的酒水常常是来者不拒,甚至在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意见出台,上级三令五申严禁工作日中餐饮酒之后,还不知收敛,照喝不误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2014年至2017年期间,苏金方在工作日执行公务时,4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吃请并饮酒。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当时我认为,只要不在县域内喝酒,下乡喝点酒没事,山高皇帝远,没人会跑到乡下来管的,所以就放纵自己,没有管住嘴。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为了能争取更多资金,一些基层乡镇干部或管理服务对象经常会“投桃报李”,除了送钱、请吃饭,逢年过节也会上门送些“超市卡”、土特产等“小意思”,苏金方对此也照单全收。比如,

2012年至2017年期间,

  苏金方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景宁宝山养猪专业合作法人吴某某的请托,在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项目验收等过程中给予帮忙和照顾,为其谋取利益,吴某某给苏金方送上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万余元。

2013年10月,

  苏金方利用管理支农资金的职务便利,给予景宁畲乡物流有限公司“畲乡特色农产品配送中心项目”奖励资金。该公司总经理苏某某为感谢苏金方,先是送给苏金方5000元的卡券,又在后续获得100万元项目款后,定期给苏金方配送新鲜蔬菜合计价值8000余元。

  正是由于苏金方对规矩漠视、对纪律亵渎,才使他滥用手中的权力,随意支配国家涉农补助资金等,最终跌入违法违纪的深渊。

200万的农业补助资金,他当作“人情”送给了老同学

△苏金方接受审判

  经查,苏金方在担任景宁县财政局农业科科长期间,利用负责全县支农资金管理、拨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合计7万余元,此外,苏金方还多次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消费卡折合人民币7000余元。

  2017年9月,苏金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8年8月29日,苏金方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本案中苏金方因滥用职权致使国家蒙受损失的200万中央财政资金也已全部追回。

  分析苏金方违纪违法背后的原因,主要原因是苏金方个人理想信念开关失修,忘了作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任性用权、以权谋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财政资金监管层面的风险防控机制缺陷。目前,财政资金尤其是财政专项资金分配的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权力制衡机制尚未完善,人权、财权、事权过分集中于某些部门和岗位,自由裁量权空间仍比较大,很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该案的发生,给一些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单位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在全面防控中突出重点防控,对直接掌管资金分配和政策制定等高风险岗位的权力进行限制,压缩和规范各种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降低权力失控、腐败发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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