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黎陽子校，在貴航集團和安順片區應當說名聲顯赫，即便在貴州省，也有一定的聲譽。因為從這裡不僅考出了清華、北大以及全國許多重點大學的學生，而且還先後出了3名貴州省的文、理科狀元，為國家和社會以及企業培養出了一大批高素質的有用人才。
然而，建廠初期的黎陽子校又是怎樣的呢？
追溯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貴州，那到處是一片蠻荒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當地百姓，幾乎還生活在半原始狀態，耕種靠牛，收穫靠天；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他們世世代代祖祖輩輩點燈靠松枝或葵花杆，運輸靠馬馱，喝水靠肩挑；一家老少擠住在陰暗潮溼的土胚茅草房或石板房裡，從來沒有見過汽車和火車，更不要說飛機了；據一些老職工傳說，當時汽車進來時，一些打草的當地農民，還將一筐草去喂汽車，雖然今天聽起來好像是個笑話，但卻反映了當時這裡老百姓的真實，他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老百姓很窮很苦。真可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這就是對當時蠻荒之地貴州的真實寫照。
1966年，按照毛主席關於三線建設要抓緊的號召，從瀋陽黎明公司來了第一批黎陽人，1967年秋天，由瀋陽黎明公司、株洲南方公司和哈爾濱東安公司等地又調來大量職工，後來又陸陸續續從東北以及全國各地來了第三批、第四批……由於當時還沒有職工住房，也沒有辦公室，大家都租住在一個叫做大寨的村莊及其附近的老鄉家裡。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老鄉家住不過來，有些就乾脆把老鄉家的牛棚騰出來打掃打掃住上。隨著來三線的人員不斷增加，不少同志還把家屬也帶來了。這時，有不少孩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可工廠當時又沒有學校，於是，有的家長就把孩子送往平壩縣城去讀書。可孩子大多從北方過來，對貴州話一句也聽不懂。無奈，上了幾天課後，就又回來了。沒事可幹的孩子，成天無所事事，有的就乾脆在家裡閒著，還有的就到廠區的空曠地裡“放羊”。看到這種情況，當時的廠長王新民、黨委書記蔣紹南等領導感到這是一個問題。他們覺得，當務之急，安排職工子弟上學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呀，不能讓我們的子女變成新社會的文盲呀！工廠的將來還得依靠他們。於是，領導班子開會研究，決定成立自己的子弟學校，並要求職工，凡是愛人在家當老師的，工廠都批假讓他們回家去把愛人調來。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興起的時候，學校受到嚴重的衝擊，教師成為“臭老九”，成天挨批鬥，不吃香，所以誰也不願意來當教師，有些原來當教師的，現在也大多改行幹其他的了。為此，黨委書記蔣紹南同志親自到一些曾經當老師的職工家裡做思想工作，說廠裡職工子女那麼多，不能讓這些孩子輟學。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誠懇地思想工作感動了那些老師們，終於，他們答應了。萬有銘老師就是其中之一。黎陽子校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大背景下開始進行籌建起來的。
1967年2月開始籌辦最初的黎陽子校，那是一種乾打壘似的簡易校舍。到3月份，孩子們就開學了。校址就在今天的大寨附近（電大實習廠房，已拆），共有4間簡陋的乾打壘房子。
據原黎陽子校校長郭揚同志在其《教育工作往事》一文中描述：當時沒有教室，學生在山洞裡上課，沒有教材，自己編。其時正值文革時期，大家都不願當教師。教師隊伍裡大部分是工宣隊或家屬工，他們領著學生念紅寶書。由於受到“讀書無用論”的影響，特別是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之後，學校沒有了升留級制度，也沒有入學考試，教師不管也不敢管學生。當時呈現出“出託兒所進校門，唸完十年書，算是高中生，下鄉去‘鍍金’，回來進廠門”的現象。的確，那時家長也好，學生也罷，心中都只有一個願望，就是隻要進了工廠端上了國家的鐵飯碗就萬事大吉。或許，這從某個方面簡要地概述了當時黎陽子校的一些真實狀況。
由於當時的教室是用石頭壘砌的，屋頂也是石板瓦蓋的，從裡可以看到外面。不管春夏秋冬，室內和室外溫度都是一樣高。特別到了雨季，常常是外邊下大雨，教室裡邊下小雨；冬天下雪時，雪花就飄進屋內；遇到電閃雷鳴的時候，孩子們都嚇得往桌子底下鑽。若是遇到下大暴雨，學校門前的那條小河（槎白河）就像一條兇猛的蛟龍，河上的小橋很快就會被大水淹沒，老師、學生就都得趕緊回家，生怕孩子們出事。
當時學校各種設施非常簡陋，孩子們上學都必須得自帶板凳，有的是從家裡帶的那種北方的草團做凳子；還有的就乾脆到附近找塊石板當凳子坐著。
1968年4月至1969年3月，工廠任命張群山同志任黎陽子校負責人。他上任後，發現學校課桌緊缺，多次託關係找熟人，到省國防工辦找到當時主管後勤工作的田國洪同志，又通過田國洪找到省商業廳，再通過熟人找到一位姓董的負責同志，董同志又帶他們到省林業廳。這當中，來回跑腿辛苦不說，還自己掏腰包買一些土特產等禮物多處打點，最終總算把事情辦妥了。當時林業廳就定點到貴州省施秉縣的劍河林場，通過和當地縣林業局協商，批了五個立方的木材。五個立方木材對於當時的黎陽子校來說真是杯水車薪，他們就和當地林業局的同志說好話，最後感動了林業局的同志，終於讓他們拉回了五大卡車木材，不僅解決了學生的桌椅板凳問題，而且還解決了教師的辦公桌和書櫃用材等。
當時的黎陽子校沒有圍牆，放牛的老鄉或者無關的外來人員都可以隨便出出進進，既影響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也給學校安全帶來一定隱患。為此，學校在施秉縣僱了一批民工進行圍牆修砌，幾乎幹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把學校圍牆圍上。圍牆修好了，桌椅板凳也配齊了，黎陽子校從此真正具備了一個學校的樣子。
據張群山同志介紹，當時到劍河運送木材時，他和另一名姓唐的同志一起跟車，由於劍河一帶路況差，彎道多，在一拐彎處和另一輛車相撞，發生車禍，那個姓唐的同志還帶著一個未上學的孩子在這次車禍中受傷，渾身是血，孩子在家休養了好久才痊癒。當時他們沒有任何補助和報酬，也從來沒有哪個去找領導要求補助和報酬，他們當時心裡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儘快把學校建設好，讓我們的職工子女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讓職工能夠在各自的崗位上安心工作，把我們的三線建設搞好，讓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放心，讓他老人家睡個安穩覺。
黎陽子校最初開學的時候，總共才32個學生，分四個年級，就是一到四年級，進行復式教學，不同年級的學生坐在同一個教室，四年級才6個學生。當時老師非常奇缺，正式老師就劉穎一名，其餘都是家屬工代課。而且因為老師少，一個老師要包教好幾門課程，經常是老師先給這個年級講完課，佈置好作業；然後再給另一個年級上課……所以，有些原本不是當老師的也臨時當起了老師。關淑舫、馬淑英、朱家俊的愛人等，她們都曾在學校教過書。到1967年過第一個“六·一兒”童節時，全校擁有學生60人。這一年，譚國華、母大發、袁澤海、李清惠等4名同志被分配到了黎陽子校。這是黎陽子校建校以來第一批從正規師範學校分配來的老師。
老師們都很負責任。那時，不管是上課還是放學，各科老師都主動找那些學習成績比較差的同學補課，有時還把學生帶到家裡進行輔導，生怕自己所教的哪一個學生掉了隊。
那時老師做家訪是一件非常頻繁的事。這裡還曾有過一個今天想來覺得非常有趣的事。劉穎老師身懷六甲，一次，她到一位學生家進行家訪。正巧，該學生的母親剛生了小孩在家坐月子。該學生家長迷信認為，劉老師懷孕上他家，會把坐月子的產婦奶水給帶走，造成孕婦沒有奶水，於是要求劉老師必須給予補償。劉老師自己並不明白，後來在其他中間人的斡旋下，給那位孕婦家端去了一碗水，表示把奶水還回來了，並再三向孕婦家賠禮道歉方才罷休。
當時女教師生孩子沒有多少產假和餵奶時間，一滿月就上班，學校也不給餵奶時間，中途餵奶，家裡有老人的還好辦，把孩子抱來，沒有老人的就不好辦了，到了要餵奶時，就只好悄悄地安排好學生幹部自己管理好自己，然後偷偷地抽點時間回家去喂。
到1968年，學校有7、8年級，並建有一座半工半讀的小二層樓，還有一個簡易的操場（就是在一塊稍微平坦的壩子上支撐起兩個籃球板），基本具備學校的樣子。那操場原本是一個土山包，是師生們肩挑手扛用自己的雙手共同開挖出來的。
隨著來黎陽支援三線建設的人越來越多，職工子女要求上學的也多了起來，原來的校舍已經無法容納更多的學生了。1968年5月，開始籌備新校址，1969年9月，學校終於從原來的大寨搬遷到現在的老二區（就是現在的校址），從此告別了石牆石瓦石桌石椅的“新石器”時代。新修的校舍是用磚瓦砌成的小灰樓，與當初大寨的校舍相比，有了很大進步。不久，學校迎來了黃天俊等第二批正規大專院校的畢業生，這也是黎陽子校建校以來迎接的第一批正規本科大學畢業生。黎陽子校的師資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很大的加強。
如前所述，由於當時教師挨批問題嚴重，許多教師不願教書。工廠從解決這些問題入手，一方面是關心教師的挨批問題，另一方面是正確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成立了“五.七”辦，實行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灌入式和啟發式相結合，組織師生到工廠、部隊和農村參觀學習，開展學工學農學軍活動。建廠初期，廠裡搞基建，學校也和工廠一樣，大家沒有星期天。那時建校勞動也很頻繁，廠裡一有活動，就動員學校高年級學生參與，學校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工廠的搬磚頭、挖土方、修路、填地基、植樹等活動，有時甚至幹到晚上十一、二點。現在從該廠新二區到加油站，道路兩旁那一排高大挺拔的梧桐樹，都是黎陽學校當初建校時孩子們親手種植的，遺憾現在所剩不多了。從職工醫院到現在學校老二區的下坡處，這條路如今成了工廠的主要幹線，這些也都是黎陽子校當時孩子們一鋤一鍬、一簸箕一簸箕填埋起來的。
經過幾年的發展，到1972年，黎陽子校無論從校舍到師資力量再到教學，都已經逐漸走入了正軌，黎陽子校的規模也逐漸壯大。到1978年，學校擁有學生1000餘名。恢復高考那年，黎陽學校畢業的學生，參加全國統考，考試成績都很不錯，錄取人數非常多，在011基地（現在的貴航集團）很有名氣。特別是考生譚健，高考成績名列平壩縣第一，安順地區第七，在貴州省名列前十幾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錄取，黎陽子校從此聲名遠播。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黎陽子校作為安順和貴州省的重點學校，在學校還沒有面向社會進行開放式招生的情況下，當地許多家中有能力的孩子都千方百計託關係、想辦法往裡進，周圍一些有門路的更是花高價把自己的孩子送往黎陽子校。
2006年，國家出臺企業減負政策，解除企業辦社會的職能，於是，黎陽子校所有工作和人員劃歸地方政府管理，從此脫離黎陽、脫離企業，走向社會化。
現在，學校實行開放式辦學，生源不僅僅侷限在工廠子弟，而是面向社會。附近許多家長和打工者潮湧般地帶著自己的子女慕名前來黎陽學校就讀。隨著黎陽整體搬遷貴陽，如今的黎陽子校，生源幾乎沒有了工廠子弟，而是附近村民家的適齡兒童。子弟學校已經名不副實，因此，學校已更名為平壩縣黎陽學校。
2015年，學校周邊的新場等鄉村小學併入黎陽學校，黎陽子校已完成了賦予它的歷史使命，如今只留下“黎陽”這個冠名。
但願今天的黎陽學校，正像它的名字“黎陽”一樣，不斷傳承好過去的優良傳統，如一輪噴薄欲出的朝陽，在貴州這塊尚待開發的貧瘠的土地上冉冉升起！
楊建新，男，筆名，陳墨，湖南新化人，高級教師、政工師。長期在三線軍工企業從事黨務和思想政治工作。喜歡文學和書法，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國企黨建》《貴州調研》《企業文化縱橫》《中國軍工報》《中國航空報》《中國企業政工信息報》《貴州日報》《航空人》《軍工文化》《安順文藝》等全國數十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論文、言論、消息、通訊等各類體裁文章數百篇，約60餘萬字。其中，多篇作品在紀念香港迴歸以及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等各類活動中獲獎。現為中國航空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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