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黎阳子校，在贵航集团和安顺片区应当说名声显赫，即便在贵州省，也有一定的声誉。因为从这里不仅考出了清华、北大以及全国许多重点大学的学生，而且还先后出了3名贵州省的文、理科状元，为国家和社会以及企业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有用人才。
然而，建厂初期的黎阳子校又是怎样的呢？
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贵州，那到处是一片蛮荒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当地百姓，几乎还生活在半原始状态，耕种靠牛，收获靠天；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点灯靠松枝或葵花杆，运输靠马驮，喝水靠肩挑；一家老少挤住在阴暗潮湿的土胚茅草房或石板房里，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和火车，更不要说飞机了；据一些老职工传说，当时汽车进来时，一些打草的当地农民，还将一筐草去喂汽车，虽然今天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但却反映了当时这里老百姓的真实，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老百姓很穷很苦。真可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就是对当时蛮荒之地贵州的真实写照。
1966年，按照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从沈阳黎明公司来了第一批黎阳人，1967年秋天，由沈阳黎明公司、株洲南方公司和哈尔滨东安公司等地又调来大量职工，后来又陆陆续续从东北以及全国各地来了第三批、第四批……由于当时还没有职工住房，也没有办公室，大家都租住在一个叫做大寨的村庄及其附近的老乡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老乡家住不过来，有些就干脆把老乡家的牛棚腾出来打扫打扫住上。随着来三线的人员不断增加，不少同志还把家属也带来了。这时，有不少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工厂当时又没有学校，于是，有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往平坝县城去读书。可孩子大多从北方过来，对贵州话一句也听不懂。无奈，上了几天课后，就又回来了。没事可干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有的就干脆在家里闲着，还有的就到厂区的空旷地里“放羊”。看到这种情况，当时的厂长王新民、党委书记蒋绍南等领导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觉得，当务之急，安排职工子弟上学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呀，不能让我们的子女变成新社会的文盲呀！工厂的将来还得依靠他们。于是，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决定成立自己的子弟学校，并要求职工，凡是爱人在家当老师的，工厂都批假让他们回家去把爱人调来。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兴起的时候，学校受到严重的冲击，教师成为“臭老九”，成天挨批斗，不吃香，所以谁也不愿意来当教师，有些原来当教师的，现在也大多改行干其他的了。为此，党委书记蒋绍南同志亲自到一些曾经当老师的职工家里做思想工作，说厂里职工子女那么多，不能让这些孩子辍学。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诚恳地思想工作感动了那些老师们，终于，他们答应了。万有铭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黎阳子校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开始进行筹建起来的。
1967年2月开始筹办最初的黎阳子校，那是一种干打垒似的简易校舍。到3月份，孩子们就开学了。校址就在今天的大寨附近（电大实习厂房，已拆），共有4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
据原黎阳子校校长郭扬同志在其《教育工作往事》一文中描述：当时没有教室，学生在山洞里上课，没有教材，自己编。其时正值文革时期，大家都不愿当教师。教师队伍里大部分是工宣队或家属工，他们领着学生念红宝书。由于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特别是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之后，学校没有了升留级制度，也没有入学考试，教师不管也不敢管学生。当时呈现出“出托儿所进校门，念完十年书，算是高中生，下乡去‘镀金’，回来进厂门”的现象。的确，那时家长也好，学生也罢，心中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只要进了工厂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就万事大吉。或许，这从某个方面简要地概述了当时黎阳子校的一些真实状况。
由于当时的教室是用石头垒砌的，屋顶也是石板瓦盖的，从里可以看到外面。不管春夏秋冬，室内和室外温度都是一样高。特别到了雨季，常常是外边下大雨，教室里边下小雨；冬天下雪时，雪花就飘进屋内；遇到电闪雷鸣的时候，孩子们都吓得往桌子底下钻。若是遇到下大暴雨，学校门前的那条小河（槎白河）就像一条凶猛的蛟龙，河上的小桥很快就会被大水淹没，老师、学生就都得赶紧回家，生怕孩子们出事。
当时学校各种设施非常简陋，孩子们上学都必须得自带板凳，有的是从家里带的那种北方的草团做凳子；还有的就干脆到附近找块石板当凳子坐着。
1968年4月至1969年3月，工厂任命张群山同志任黎阳子校负责人。他上任后，发现学校课桌紧缺，多次托关系找熟人，到省国防工办找到当时主管后勤工作的田国洪同志，又通过田国洪找到省商业厅，再通过熟人找到一位姓董的负责同志，董同志又带他们到省林业厅。这当中，来回跑腿辛苦不说，还自己掏腰包买一些土特产等礼物多处打点，最终总算把事情办妥了。当时林业厅就定点到贵州省施秉县的剑河林场，通过和当地县林业局协商，批了五个立方的木材。五个立方木材对于当时的黎阳子校来说真是杯水车薪，他们就和当地林业局的同志说好话，最后感动了林业局的同志，终于让他们拉回了五大卡车木材，不仅解决了学生的桌椅板凳问题，而且还解决了教师的办公桌和书柜用材等。
当时的黎阳子校没有围墙，放牛的老乡或者无关的外来人员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既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给学校安全带来一定隐患。为此，学校在施秉县雇了一批民工进行围墙修砌，几乎干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把学校围墙围上。围墙修好了，桌椅板凳也配齐了，黎阳子校从此真正具备了一个学校的样子。
据张群山同志介绍，当时到剑河运送木材时，他和另一名姓唐的同志一起跟车，由于剑河一带路况差，弯道多，在一拐弯处和另一辆车相撞，发生车祸，那个姓唐的同志还带着一个未上学的孩子在这次车祸中受伤，浑身是血，孩子在家休养了好久才痊愈。当时他们没有任何补助和报酬，也从来没有哪个去找领导要求补助和报酬，他们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快把学校建设好，让我们的职工子女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让职工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把我们的三线建设搞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放心，让他老人家睡个安稳觉。
黎阳子校最初开学的时候，总共才32个学生，分四个年级，就是一到四年级，进行复式教学，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四年级才6个学生。当时老师非常奇缺，正式老师就刘颖一名，其余都是家属工代课。而且因为老师少，一个老师要包教好几门课程，经常是老师先给这个年级讲完课，布置好作业；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上课……所以，有些原本不是当老师的也临时当起了老师。关淑舫、马淑英、朱家俊的爱人等，她们都曾在学校教过书。到1967年过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时，全校拥有学生60人。这一年，谭国华、母大发、袁泽海、李清惠等4名同志被分配到了黎阳子校。这是黎阳子校建校以来第一批从正规师范学校分配来的老师。
老师们都很负责任。那时，不管是上课还是放学，各科老师都主动找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同学补课，有时还把学生带到家里进行辅导，生怕自己所教的哪一个学生掉了队。
那时老师做家访是一件非常频繁的事。这里还曾有过一个今天想来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刘颖老师身怀六甲，一次，她到一位学生家进行家访。正巧，该学生的母亲刚生了小孩在家坐月子。该学生家长迷信认为，刘老师怀孕上他家，会把坐月子的产妇奶水给带走，造成孕妇没有奶水，于是要求刘老师必须给予补偿。刘老师自己并不明白，后来在其他中间人的斡旋下，给那位孕妇家端去了一碗水，表示把奶水还回来了，并再三向孕妇家赔礼道歉方才罢休。
当时女教师生孩子没有多少产假和喂奶时间，一满月就上班，学校也不给喂奶时间，中途喂奶，家里有老人的还好办，把孩子抱来，没有老人的就不好办了，到了要喂奶时，就只好悄悄地安排好学生干部自己管理好自己，然后偷偷地抽点时间回家去喂。
到1968年，学校有7、8年级，并建有一座半工半读的小二层楼，还有一个简易的操场（就是在一块稍微平坦的坝子上支撑起两个篮球板），基本具备学校的样子。那操场原本是一个土山包，是师生们肩挑手扛用自己的双手共同开挖出来的。
随着来黎阳支援三线建设的人越来越多，职工子女要求上学的也多了起来，原来的校舍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了。1968年5月，开始筹备新校址，1969年9月，学校终于从原来的大寨搬迁到现在的老二区（就是现在的校址），从此告别了石墙石瓦石桌石椅的“新石器”时代。新修的校舍是用砖瓦砌成的小灰楼，与当初大寨的校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不久，学校迎来了黄天俊等第二批正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这也是黎阳子校建校以来迎接的第一批正规本科大学毕业生。黎阳子校的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很大的加强。
如前所述，由于当时教师挨批问题严重，许多教师不愿教书。工厂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一方面是关心教师的挨批问题，另一方面是正确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成立了“五.七”办，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灌入式和启发式相结合，组织师生到工厂、部队和农村参观学习，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建厂初期，厂里搞基建，学校也和工厂一样，大家没有星期天。那时建校劳动也很频繁，厂里一有活动，就动员学校高年级学生参与，学校老师带领学生参加工厂的搬砖头、挖土方、修路、填地基、植树等活动，有时甚至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现在从该厂新二区到加油站，道路两旁那一排高大挺拔的梧桐树，都是黎阳学校当初建校时孩子们亲手种植的，遗憾现在所剩不多了。从职工医院到现在学校老二区的下坡处，这条路如今成了工厂的主要干线，这些也都是黎阳子校当时孩子们一锄一锹、一簸箕一簸箕填埋起来的。
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72年，黎阳子校无论从校舍到师资力量再到教学，都已经逐渐走入了正轨，黎阳子校的规模也逐渐壮大。到1978年，学校拥有学生1000余名。恢复高考那年，黎阳学校毕业的学生，参加全国统考，考试成绩都很不错，录取人数非常多，在011基地（现在的贵航集团）很有名气。特别是考生谭健，高考成绩名列平坝县第一，安顺地区第七，在贵州省名列前十几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黎阳子校从此声名远播。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黎阳子校作为安顺和贵州省的重点学校，在学校还没有面向社会进行开放式招生的情况下，当地许多家中有能力的孩子都千方百计托关系、想办法往里进，周围一些有门路的更是花高价把自己的孩子送往黎阳子校。
2006年，国家出台企业减负政策，解除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于是，黎阳子校所有工作和人员划归地方政府管理，从此脱离黎阳、脱离企业，走向社会化。
现在，学校实行开放式办学，生源不仅仅局限在工厂子弟，而是面向社会。附近许多家长和打工者潮涌般地带着自己的子女慕名前来黎阳学校就读。随着黎阳整体搬迁贵阳，如今的黎阳子校，生源几乎没有了工厂子弟，而是附近村民家的适龄儿童。子弟学校已经名不副实，因此，学校已更名为平坝县黎阳学校。
2015年，学校周边的新场等乡村小学并入黎阳学校，黎阳子校已完成了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只留下“黎阳”这个冠名。
但愿今天的黎阳学校，正像它的名字“黎阳”一样，不断传承好过去的优良传统，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在贵州这块尚待开发的贫瘠的土地上冉冉升起！
杨建新，男，笔名，陈墨，湖南新化人，高级教师、政工师。长期在三线军工企业从事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喜欢文学和书法，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国企党建》《贵州调研》《企业文化纵横》《中国军工报》《中国航空报》《中国企业政工信息报》《贵州日报》《航空人》《军工文化》《安顺文艺》等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论文、言论、消息、通讯等各类体裁文章数百篇，约60余万字。其中，多篇作品在纪念香港回归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各类活动中获奖。现为中国航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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