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文化里，
书房是一个家中最文雅的地方，
而构成这个大雅印象的区间中，
诸多雅物相映成趣。
笔筒，
承载梦笔生花的典雅，
以艺术个性和文化品位，
以侍君子。
古人不吝赋予其它品格，
曰正仪止，曰思无邪。
“笔之在案，或侧或颇，
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
如客得家，闲彼放心，
归于无邪。”
笔筒是文房雅致之物。
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笔筒虽是案头“小器”，
但它包含着很多的人文气息，
细节处甚至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小小的笔筒，
置于案头，
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
同时，
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
紫檀笔床
唐代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
“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
到了明中晚期，
圆口直壁、造型新巧、
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
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
材质多样、雕镌精致的笔筒取代了笔床，
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
至今盛而不衰。
笔筒初兴时，
多用竹木之类的材料，
取材方便，
又为文人提供了亲自操刀发挥创造的空间。
当时文人墨客写竹、画竹、刻竹
及收藏竹刻作品之风兴盛，
竹木笔筒备受青睐。
正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
使笔筒更具书卷气和文化寓意。
笔筒的走红，
与制作笔筒中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也有极大关系。
明代中晚期的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人
都是制作笔筒的大家。
明晚期，朱三松，竹雕仕女笔筒，高14.6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7.7 厘米，清宫旧藏。
朱松邻刻竹善用深刀，
纤巧玲珑，细致入微，
所刻“松鹤笔筒”
在当时即为世人称宝；
明晚期，朱三松，竹雕春菜图笔筒，高13.7厘米，口径10.8厘米，足径10.5厘米，清宫旧藏。
朱松邻儿子朱小松更是擅长书法和绘画，
并能博采众长；
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继承了祖父雕刻的风格，
且更为精湛娴熟。
清早期，吴之璠，竹雕布袋僧笔筒，高17.3厘米，口径9.4厘米，足径9.2厘米，清宫旧藏。
清代出现了吴之璠、周颢、邓渭等
著名的文人竹刻家。
大家的制作，精美绝伦，
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
使笔筒更具魅力。
清早期，吴之璠，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笔筒，高17.8厘米，口13.5/8.5厘米，清宫旧藏。
皇家的推崇，
也为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清两代都有特别喜爱附庸风雅的皇帝，
为满足自己的爱好，
自然可以倾国家之力，
不论多么贵重的木材，
都可以用来制作珍玩。
明晚期，紫檀木雕会昌九老图笔筒，通高19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6厘米，清宫旧藏。
明晚期，黄杨木雕董其昌题诗笔筒，高24.8厘米，口径34.2厘米，清宫旧藏。
用材之珍稀，
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一些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材质的笔筒，
全都是极品珍品。
清早期，沉香木雕山行图笔筒，通高15厘米，口径13/11.5厘米，清宫旧藏。
清早期，紫檀虯龙夔凤纹笔筒，高17.8厘米，口径13.1厘米，足径13.8厘米，清宫旧藏。
清代瓷器中，
笔筒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种类。
如康熙时期，
文房以笔筒最为出色，
笔筒生产量大，而
且造型、纹饰相当美艳，
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
清中期，象牙雕渔樵耕牧图笔筒，高14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10.8厘米，清宫旧藏 。
笔筒常年置身案头，
与文人朝夕相伴，
既可观赏，又可把玩，
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
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
“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
笔筒有如此深邃的文化内涵，
怎能不让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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