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泉州安溪湖頭人。開漳先鋒，輔勝將軍李伯瑤之後。其祖系漳州市薌城區浦南鎮渡東村人。後其祖經風水大師黃妙應指點，將李伯瑤墓遷到渡東，並按黃妙應之說定居在湖頭（其中還有段故事）。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進士，進翰林，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他為官期間，政績顯著，貢獻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來，戰爭頻仍，-尖銳，朝政腐敗，水利失修，水患頻繁。至康熙親政，把“平三藩”、整治河務和漕運列為首先辦理的大事。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白巾軍進犯安溪，回鄉守制的李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守險要，力保安溪；六月，鄭經軍圍困泉州，李光地大破鄭軍，贏得地方大員薦舉，被從優授為學士，服滿赴京遇缺即補。這個時候，若是一般人，肯定會欣喜若狂，但李光地卻上疏說泉州圍解“乃將帥仰奉威靈，拯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極為謙恭的態度說，所有這些都是別人故意給他讓功，他接受官職的話會於心不安，因而懇請辭去所授學士之官。這些當然是李光地以退為進的伎倆，但卻給康熙帝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佔據臺灣的鄭經一死，李光地便立即上奏收取臺灣，並建議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內大臣施琅領兵攻打。康熙帝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終於收復臺灣。李光地因此為清朝立下了一大功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薦施琅率軍統臺有功，被擢升為掌院學士。從此李光地步步高昇。三年後，因同僚誣告，被革職，降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頭李氏家族萬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賣”朋友陳夢雷，中年父喪，“奪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為直隸巡撫。就任才三個月，康熙帝就面諭李光地親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並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後迅即行動，於次年四月上呈周詳的治漳河方案。康熙帝覽後表示贊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後，李光地批示兩岸州縣官府組織民眾疏浚河道，使漳、滹兩河由館閣流入大運河，又開通單家橋處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後只用十個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親臨巡視，十分滿意，御賜李光地《子牙河詩》。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總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碩茲治理永定河，事過一年，毫無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錢糧。李光地遵旨“確查題參”，如實上奏。康熙帝撤王、赫二人之職，授李光地負責治理永定河事宜。他認為治河不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變水害為水利。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親臨工地調查。由於因時因人制宜，李光地的治河實踐大獲成功，於是又被擢升為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為民請命，請求赦免“偷墾之罪”，允許百姓繼續耕種這些田地，以體現“皇上優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碩色協助。二月，李光地奏請全面動工。李光地嚴密規劃組織，劃界承包，專人負責。他乘船駐柳坌口，每天巡視工地，督促指揮。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極怠工甚而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眾，說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國家，利澤百姓，從而調動了民工的積極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親自巡視工程，為表彰李光地的功績，特頒賜詩、字，並御書“夙志澄清”匾額。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賜李光地“夾輔高風”御匾。“夾輔”，意即左右輔佐；“高風”指李光地德才兼優，風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熱河又賜李光地“謨明弼諧”御匾，以褒揚他“計謨明智，抉弼和諧”。
李光地一生，輔弼帝業，清勤謹慎，始終如一，其光輝業績，不勝枚舉。“三藩之亂”發生後，國家處於分烈日裂的嚴重關頭，李光地派人冒險上京，進獻蠟丸密疏，獻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亂。他以全家生命力薦施琅專征平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李光地為政席仁，他義設常平倉，荒年賑濟饑民；減免賦稅，廢除自秦以來的“十家連坐法”和“凌尺”、“滅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連入獄的文學家方苞。江南知府陳鵬是一位清官，康熙帝南巡時，江南總督阿山乘機向陳鵬要求供奉、饋贈，增收百姓地丁銀，以討好皇上。陳鵬不理，被阿山罷官投獄，以“大不敬”罪擬判死刑。李光地為陳奏辯伸冤，陳鵬獲得康熙帝赦免，被召入武英殿編書。康熙帝與李光地“情雖君臣，義同朋友”。李光地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執政時期。他病逝時，康熙帝深為震悼，諭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變無過於光地者”。其死後被諡“文貞”，加贈太子太傅。
光地一生儉樸，素性畏謹，但臨大事，則果毅不拔。自少好學，虛心請益。為諸生時，於程、朱理學，即有紮實基礎。他肯定孔子對古禮“多聞闕疑”的態度，強調“讀書最怕是無疑”。因此，他論學以程、朱為宗，於《大學》不用朱熹的修訂本，主張用古本；在編定《中庸》章次時，說“只要明白‘天命之謂性’，《中庸》一書所講的道理，全部便可豁然。”不採用朱熹的章次，自行編定。清代的《國朝文錄》說：“文貞之學，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極推透以暢其旨，不阿附以蓋其失。”程、朱理學，主張“以理為本”，而陸九淵、王守仁等則主張“以心為本”，兩派爭論數百年，各不相服。光地認為兩派各有短長，是可以互補的，於是提出“以性為本”的論點，兼採程、朱、陸、王，自成理學思想體系。他鑑於明朝學風不正，空談心性，無治國經邦的真本領，主張學者要務實。他說：“吾學大綱有三：一曰存實心，二曰明實理，三曰行實事。”他除儒家經傳以外，諸子百家，歷數、兵法、水利、律呂、音韻等，都旁涉會通，得其要領。他從政後，手不釋卷，公餘即從事編著。晚年奉旨修《朱子全書》及《周易折中》，其他如《詩》、《書》、《春秋》、《律呂正義》以至韻學等書，都令光地審定。光地著作甚豐，共43種。清道光年間，編《榕村全集》時，5種散佚，現存38種，計17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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