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蕭繹集校注》的知識考古

論《蕭繹集校注》的知識考古

（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 郭偉）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蕭繹集校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既是2018年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一件盛事，更是陳志平、熊清元兩位學者通力合作、多年玉成的美事。客觀地說，他們選擇蕭繹集作為古籍整理對象，是需要學術勇氣的。畢竟，作為“內積猜忍，外崇矯飾”“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的短命帝王，梁元帝蕭繹在史書上的風評頗差，其著作自安史之亂以來，散佚大半，明清輯錄，訛誤頗多，其間隱衷，或有因鄙薄而以輕心掉之者。因此，《蕭繹集校注》的整理出版，總不免涉及一個饒有深意的話題，即：如何對待歷史上有爭議的作家的作品？是由“想見其為人”而漠視其文，還是客觀公正地“不因人廢言”？這一非此即彼的選擇，頗能見出學術道德與世俗道德交織影響的複雜性。陳、熊兩位教授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蕭繹研究，並陸續推出《金樓子疏證校注》《金樓子譯註》《蕭繹評傳》《蕭繹集校注》，足以見出他們身上自由獨立的學術品格和由點及面、窮源究底的學術精神。當然，作為該百家而不遺的集校精品，《蕭繹集校注》真正的學術價值並非在於學者的自我實現，而在其續接《金樓子疏證校注》，形成了現存完備、可信的蕭繹作品全集。這部著作的權威性，不僅來自陳、熊兩位先生在整理古籍之際審問明辨的嚴謹態度，更源於他們在底本選擇、文本校勘和名物註釋方面所表現出的學術功力，頗多方法論的創見。對孜孜以求還原古籍本真的學者而言，本書可謂是既顯“功夫”又示“次第”的典範之作。

一、因書制宜的底本選擇：截斷眾流，直尋出處

古籍整理是一門嚴謹而專業的科學，來不得一絲模糊、容不得一處訛誤，然則孰是孰非，人力有時而窮，重煙迷霧，歷史不可蠡測，故欲集善書，必先辨別版本優劣，擇其善本為底本，而後方能比對各種本子的原始文字，還原作者著述的初始形態。按照學術通例，古籍整理一般取作品收集較全且時代最近於作家、能存古貌者為底本。不過，各種古籍的流傳情況、版本質量、散佚程度多有差異，故底本選擇並非一概而論。凡古籍整理之學，須綜合運用版本學、校勘學和目錄學知識，按照“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則，統籌甄別以定底本。陳、熊兩先生治學嚴謹，其“前言”“凡例”不僅明確了本書“截斷眾流”、直尋“宋及以前史籍、類書、總集”、重輯蕭繹作品的整理體例，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敘述了蕭繹作品流傳散佚的來龍去脈，力求闡明其專書專法之特殊原因。

蕭繹所生活的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文學自覺、文藝理論高度發達的時代，“自制名之集、區分時間之集、區分文體之集、區分官任之集、專錄逸文之集、全集、自選集等別集”的成批湧現已成常態。在這樣濃郁的文化氛圍中，勤於著述、熱衷藏書的梁元帝蕭繹，在生前整理彙集個人的著作，是理所當然的。他在《金樓子·著書篇》著錄的自著之作多達“五十餘部七百餘卷”，“內容廣泛博雅”、“數量十分驚人”，然而“由於封建專制統治、兵燹和水火自然災害等多種原因”，到“唐末至宋代以來，只有一卷本的蕭繹集流傳”（《前言》），甚至這所謂流傳至今的較為古老的“一卷本”亦不曾面世於今。今存的明代《六朝詩集·梁元帝集》、張燮《梁元帝御製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以及清代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梁元帝》這些版本，只可能是從“宋及以前史籍、類書、總集”重輯而成的。陳、熊兩先生在認真比對、反覆校勘這兩類著作後，還發現明清專集“所收蕭繹作品，均未超出宋及以前史籍、類書、總集範圍”，這更進一步證實了明清蕭繹集的重輯事實。在原始文獻遺失的情況下，重輯之作並非沒有作為底本的價值，可問題在於“今諸史籍、類書、總集俱存，而明、清人所輯錄之元帝集，不僅文字多有訛誤，且有誤入者（如《答廣信侯書》《下荊州》等），有漏輯者（如《議移都令》《祠房廟令》《郢州

從學術方法的視角看，《蕭繹集校注》的底本選擇，無疑表現了獨闢蹊徑的學術敏感和大破大立的學術氣魄。不過，這種“截斷眾流”的重輯之法並不能作為古籍整理之通例，其不經意的創新，事實上仍是來自嚴謹求實的學術推理。

二、去偽存真的校勘神探：史地互證，擇善而從

陳先生深受福爾摩斯探案集的影響，自述其考據癖好，源於斷案如神、真相大白的隱秘快感。熊先生則視學術求真為畢生的事業。因此，《蕭繹集校注》裡“去偽存真”的校勘功夫是兼學者的事業與偵探的志趣於一體的，參同校異、酌定文字，純以事實為準繩，絕不容斷以己意。其“例言”中的校勘說明既不乏對古籍早期形態和學界共識的尊重，又體現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科學態度，如“所輯錄詩文，若載錄之史籍、類書、總集諸書於其作者均無異說，可確定為蕭繹者，則以收錄內容最完整者為底本；如諸書均完整收錄，則以時代最早者為底本。凡諸書所標之作者有異，但可判定為蕭繹者，列入'正文'部分；若無法判定作者，則列入書後存疑之作中”；“底本之訛字、衍字，則於正文中徑改刪，並於校注中說明。他本文字異同有價值者，亦出校。而避諱字一般僅出注說明，不改字”；“文本無存而篇目可考者，今悉數列出；所加考證，於題目下以按語形式出之”。“正文”與“存疑之作”合理並存，“出校”“出注”與“徑改刪”有機結合，其旨均在以徵信為考據之本。

本書校勘誠於“例言”，不唯書，只唯實。以《玄覽賦》考辨為例。有部分學者認為《玄覽賦》的具體寫作時間比較模糊，然而《蕭繹集校注》並未簡單盲從此說。陳志平、熊清元兩位先生憑著熊十力、黃侃等鄂東學人傳承下來的“不服周”的倔勁兒，廣泛查閱了《爾雅·釋天》《大戴禮記·千乘》《禮記·月令》《淮南子》《史記》《世說新語·言語》《太平御覽》等諸多文獻，最終從“旃蒙”“司空”“變蕤”“廣莫”“九水”等名詞註釋入手，確認寫作時間為“大同十一年（乙丑、545）十二月”。其中“旃蒙”系年，最為關鍵，其注云：“旃蒙，歲陽名。《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今按：據《梁書》卷三《武帝紀》，蕭繹自大同六年（540）十二月至太清元年（547）正月，在江州刺史任上，其間大同十一年（545）為乙丑歲，此‘旃蒙’當指是年。”“司空”“變蕤”“廣莫”等條註釋，則進一步暗示《玄覽賦》作於某年冬季十二月。“九水”“三宮”暗示該賦作於江州刺史任上。除了寫作時間外，還有學者對《玄覽賦》的理解也存在一些誤區，他們認為該賦具有漢代散體大賦品格，與漢賦“控引天地，錯綜古今’‘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西京雜記》卷二）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實上，《玄覽賦》屬於徵行賦，記載的是蕭繹的人生歷程，並非展示宮苑氣象、都市繁華的京都和田獵大賦。作為徵行賦，《玄覽賦》時空跳躍的幅度頗大，頻繁轉換的“仕宦地域的人文掌故、地理風貌和民俗物產”（《前言》）與強烈的個人情感、密集的隸事用典巧妙地融為一體，令人有新奇繁複之感。為了破解蕭繹用文字營造的地理迷宮，兩位先生廢寢忘食，殫精竭慮，不僅在深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太平御覽》等多種史書、類書，綜合參考各種“古典”“今典”的基礎上，對《尚書·禹貢》《水經注》《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等地理方誌進行比對校勘，還反覆翻檢核驗於《中國歷史地圖集》。在他們的辛勤努力下，蕭繹的行經地點

在文字校勘上，《蕭繹集校注》言必有據，凡有所校改，皆以文獻考據為基礎，以詞洽意順為擇善之道，儘可能在言必有徵的科學考據中融入批評家的文學眼光。例如，《玄覽賦》 “變蕤賓之呂”的“蕤賓”一詞另有異文，《文苑英華》、御製集、閻本、張本、全梁文、丁本均作“凌陰”，即作“藏冰的地窖”解，唯《藝文類聚》作“蕤賓”。據《禮記》，“蕤賓”和“大呂”同為古樂律名，與月令相應，“蕤賓”之律變而為“大呂”之律，乃是季冬十二月。相較而言，其他版本所持的“凌陰”義與此文不合，故以“蕤賓”為是。不過，本書校注並非簡單盲從較近於作者之年代，而始終唯義是從。因此，它直言不諱《藝文類聚》“粵羲皇之握鏡”句的說法有誤，“羲”蓋“我”之訛。改為“我皇”，不僅切合“運璇樞而御宇，執玉衡而齊政”的實際指向，而且無形中營造出了一種叱吒風雲的宏大氣勢。一字之改，境界全出。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誤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陳志平、熊清元兩位先生能綜合運用文史知識，靈活果斷地採用理校之法，乃至恰到好處地借用形象思維，實現最大程度的去偽存真，已漸趨段大家所謂“定其是非”的校勘高度。

三、博學鴻儒的知識考古：揭櫫文緣，淹通百家

《蕭繹集校注》有意識地以蕭繹作品註釋為中心，附錄收入君臣兄弟等“當時人與蕭繹唱和之作及其他相關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蕭梁時期的文學生態。從“文學場”這一關係結構的視角考察文學生產的原始形態，乃是20世紀文學研究的新動向。《中國文學場》《法國知識分子的時代：薩特時代》《布魯姆斯伯裡文化圈：隱秘的火焰》《法國文人相輕史》等，都是中外“文學場”研究的代表作。《蕭繹集校注》在知識考古的基礎上，充分兼顧了文學與社會風氣、士人心態的普遍聯繫，巧妙體現了時代環境、文學交遊對個人文學創作之影響，具有重現“文學場”的某種性質。正如《前言》所述，蕭繹“團結了劉緩、鮑泉、周弘直、劉孝綽、徐君蒨、徐陵、陰鏗、顏之推、王褒、庾信等文學創作人才，形成了西府文學集團。該集團通過詩文唱和、典籍編撰、江陵校書等活動，在創作上相互切磋砥礪，同時和蕭綱文學集團遙相呼應，推動了當時文學、學術的發展”。《蕭繹集校注》在為《對燭賦》《採蓮賦》《鴛鴦賦》作注之時，均特地說明“梁簡文帝、庾信俱有《對燭賦》”“梁簡文帝亦有《採蓮賦》”“梁簡文帝蕭綱、庾信、徐陵皆有同題之作”，且一併加以“今按”語，所謂“蕭繹此篇蓋與簡文、庾信同時作”云云，暗示文人唱和之意。蕭繹與其集團多有酬答，如《和鮑常侍龍川館》《遺周弘直書》《責鮑泉書》《與劉孝綽書》等，他甚至親為劉孝綽、庾肩吾等人撰寫墓誌以寄哀思。庾肩吾與其子庾信均是蕭梁“宮體詩”的代表作家，同屬西府文學集團和蕭綱文學集團，兩者之創作與蕭梁一朝文學生產、文風變遷關聯甚深。因此，對於《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陳、熊兩位先生不僅鄭重校釋其官職、人名，而且用較多筆墨敘述了庾氏父子的創作活動和仕途經歷，以凸顯其詩界地位。除現存作品之外，“失傳之作”亦可見其“還原文學發生場域”的校注思路，其存目大抵是根據蕭繹同時代文人的唱和詩賦、史傳筆記、尺牘文字、碑銘石刻而整理的，每題之後必詳按語，全面交代其某年月日之文緣行誼，頗具有現場感。在《中大通三年致太子綱書》按語之下附錄的梁簡《文答湘東王書》全文中，還有對當時文士交遊場景的描述，所謂“濠梁之氣，不異恆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足見蕭梁一代文學之盛。這種“同聲相應”“以類相從”的註釋方式，無形中使《蕭繹集校注》獲得了“文學場”的歷史言說功能。

《蕭繹集校注》在註釋上的另一特點，即其範圍的廣大融通。《梁書·元帝紀》稱蕭繹“篤志藝文”“口誦六經，心通百氏”，《南史·梁本紀》亦載其“文籍滿腹”。因此，要全面準確地註釋蕭繹作品，務須同步擁有博雅深厚的文史素養和自由開闊的學術視野。陳、熊兩位先生能相繼完成《梁書校注》和《金樓子疏證校注》，正得力於此。《蕭繹集校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梁書》儒釋兼融、文史互滲的特點，“餘編”部還保持了《金樓子》的子書風格，因此其最適宜的註釋風格也應該是知識性和學術性的。凡《蕭繹集》著錄或關聯的名物事典、語彙修辭，注者盡皆隨手拈出，豁人眼目。全書註釋和按語涉獵極廣，除傳統四部文獻之外，天文地理、文學繪畫、方誌筆記、逸聞雜說、玄學佛理等百家之學，無不該悉。僅蕭繹的16首遊戲詩，即囊括醫卜星相、建築交通各個領域。尤其是《相名詩》，神秘晦澀，玄之又玄，即使存疑而不注，實亦不悖乎情理，可本書依然上下求索，一一廓清迷霧。當然，除物名詩外，最讓人歎為觀止的，首推蕭繹所引佛教名詞之註釋。蕭繹深受南朝崇佛風氣與其父梁武帝蕭衍的影響，自小崇信三寶，遍覽群經，“《法華》《成實》，常自敷揚。盛開學府，廣招義僧”（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其著作廣引內典、遍灑靈光處，比比皆是，其中直接關涉佛典僧寺的作品即有《和劉尚書侍五明集》《內典碑銘集林序》《善覺寺碑》《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智藏法師碑銘》等十數篇。在學術專業化趨勢日益嚴重的當代社會，非宗教、哲學專業的學者要準確揭櫫這些富有文學性的詩序碑銘中的宗教奧義，其難度之大，堪比譯經。然而，陳、熊兩位先生硬是憑藉巨大的毅力，廣泛檢索《魏書·釋老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古今史籍，孜孜博覽《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大般涅槃經》《維摩詰經》《法華義記》《華嚴經探玄記》《大智度論》《俱舍論》《釋迦譜》《法苑珠林》《大乘義章》等三藏經典，反覆品讀《高僧傳》《續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佛教傳記，最終破迷開悟，功不唐捐，一舉廓通了蕭繹浩瀚的佛教閱讀世界，為讀者深入理解蕭梁一朝的宗教文化和文采風流，提供了最有效的指南。

正如《蕭繹評傳》所言：“在先唐人物中，梁元帝蕭繹是留存研究資料最豐富完備的一位”。“他者的描述，如《梁書》《南史》《資治通鑑》《顏氏家訓》《哀江南賦》”以及“其他歷史人物傳記中涉及他的記載”或許存在種種裂痕，不過《蕭繹集校注》和《金樓子疏證校注》作為蕭繹的夫子自道，為我們還原其創作和生活的世界提供了最真實、廣闊和生動的文學場域。不管他如何“矯飾”，這麼多的獨白對話和“自我言說”，總會流露一隅心靈的秘密！事實上，閱讀《蕭繹集校注》，你會發現，這個歷史記載為“猜忍”“矯飾”的皇帝文士，也還有推崇忠孝、通達佛理、重視三農、篤於友情的一面。只要抽絲剝繭、穿透迷霧，進行有深度的智力閱讀和“跨時空的對話和交流”，我們就一定能“復活”蕭繹和他所處的南朝的文學世界。開卷有益，相信《蕭繹集校注》必將帶來不斷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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