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向沁源縣捐贈的《趙城金藏》複製件。
王箭在沁源縣水峪村西水峪溝內考察藏經窯洞。記者孫亮全攝
800多年前，山西一位民女斷臂募緣刻經。
幾十年後，我國第一部木刻漢文大藏經《開寶藏》復刻本《趙城金藏》終完工，如今已成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
在《開寶藏》早已散佚殆盡的情況下，1933年，《趙城金藏》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意外被發現，轟動一時。
“七七事變”後，如此稀世國寶引起了侵華日軍覬覦，一出“《趙城金藏》逃難記”被迫上演。
斷臂刻經
金代，山西潞州（長治）民女崔法珍發下宏願，要造刻大藏經。
為刻經，相傳她毅然斷臂募緣，感動了許多佛教信徒，紛紛捐資襄助。施主以村民為主體，“施錢、施樹、施騾、施布，傾其所有”，甚至“有破產鬻兒應之者”，勸募地區遍及晉南和秦西各州縣。
大約在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年）前後，在山西解州（運城西南）靜林山天寧寺組成了“開雕大藏經版會”，負責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終於完工，歷時約30年。
《趙城金藏》刻成後，崔法珍於大定十八年（1178年）將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視，在聖安寺設壇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三年後，崔法珍又將經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賜紫衣，並受封為“宏教大師”。後為趙城縣廣勝寺所請，刷印一部藏經，運回山西。
歷時約30年刻成的《趙城金藏》又是何物呢？
藏即大藏經。大藏經是佛教典籍彙編而成叢書的總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書，它既是佛書，也是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歷算、醫藥、建築等領域的包羅宏富的古籍，對中國和世界文化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佛教的傳播，是伴隨著佛教典籍的譯介展開的，漢譯佛典絕大部分是在東漢到隋唐時期翻譯的。安世高、鳩摩羅什、玄奘、義淨等都是卓越的翻譯家。
隨著譯經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約在公元二世紀，即開始了漢譯佛經的收集和目錄整理。唐開元年間智昇編撰的《開元釋教錄》集其大成，首次將中國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並創“千字文”各字為序的編次方法。
北宋開寶年間，我國第一部木刻漢文大藏經《開寶藏》在成都雕刻完畢。它以《開元釋教錄》入藏經目為底本，第一次採用千字文編次順序，起“天”字，終“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軸式裝幀。
這部佛教大藏經，是一部龐大的叢書，一編便是數千大卷，數千萬言。宋、遼、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間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進行大藏經的編輯和雕印。《開寶藏》是這些大藏經雕版的鼻祖。
截至目前，各版大藏經中，留存的孤本已然不多了。《趙城金藏》是當今大藏善本中卷幀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僅存的一部。
《趙城金藏》基本上是《開寶藏》的復刻本，並有部分是遼藏的復刻本與遼藏的坊刻本，裝幀也同是卷軸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開寶蜀刻本的許多特點，在《開寶藏》早已散佚殆盡的情況下，還保存著數千捲開寶蜀本與遼藏的原貌，不論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20世紀80年代，任繼愈先生主持，組織百餘位專家學者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就是以《趙城金藏》為底本進行的編輯整理。
國寶遭難
《趙城金藏》入藏廣勝寺700餘年間，明代曾有修補，後不為人知。
1931年，世所罕見的宋《磧砂藏》在西安開元和臥龍兩寺被發現，隨後它被運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組織發起了“影印磧砂藏委員會”。該會常務理事範成和尚為尋宋《磧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訪求古經。
1933年春，範成在西安見一老僧從山西五臺山朝拜而來，他向範成說：“晉省趙城縣（今為洪洞縣趙城鎮）太行山廣勝寺有四大櫥古版藏經，卷軸式裝訂。”範成聽後立刻動身，前往山西。當他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內看到古版藏經時，驚喜萬分。
範成親自整理該經後，與廣勝寺相商，借了部分經卷到北平展覽。後由三時學會、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和北平圖書館聯合出版了《宋藏遺珍》46種249卷。但當時範成並不知道該經的確切名稱。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蔣唯心赴廣勝寺調查，發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經的原委弄清楚。至此，這部塵封幾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趙城金藏》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蔣唯心的文章考證“嚴謹詳審”“思想入微，搜剔得間”“糾正日本人紕繆尤為切要”，對《趙城金藏》的歷史價值做了正確評估，至今仍是這方面最具權威的論述。“斷臂刻經”之說，就出自蔣唯心的考證。蔣唯心的發現，舉國震動，他也是首次提出這套古藏應定名《趙城金藏》的人。
《趙城金藏》的發現轟動了學術界，“中外人士聯袂躡履往趙城探討者不絕”。國內外學術界、宗教界也異常重視這部“天壤間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稱《趙城金藏》與《磧砂藏》是中國佛教的兩大最重要發現。
1934年，日本學術界新整理編輯的佛教大藏經《大正藏》印行，中國宣佈發現金代雕刻的《趙城金藏》，對日本的震撼可想而知。日本的學術界開始打主意，日本辦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曾經派人到趙城考察過，欲出重金購買《趙城金藏》，遭到拒絕。
“七七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大幕。
1937年9月，雁北淪陷後，國民黨第14軍駐防晉南，軍長李默庵在趙城約見廣勝寺住持力空和尚，提出部隊撤退時要帶走此藏經。力空召集趙城僧俗與之力爭，李默庵未能運經。力空回寺後馬上將彌勒殿櫥中藏經吊送到飛虹塔上封存。
1938年農曆正月初八，閻錫山特使也來索要藏經。力空藉口“經已經固封在塔的頂層，留此則萬無一失，搬運即不容易，更難保險安全”，回絕了對方。
1942年初春，侵掠晉南的日軍企圖劫走這部藏經。中共太嶽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獲悉情報後，決定採取果斷措施，搶先保護此經。因事關重大，他立即請示上級。
得到延安的批准電報後，史健做了周密的佈置，將任務交給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張天珩和趙城縣委書記李溪林等執行。
李溪林與趙城縣遊擊大隊長徐生芳，先赴廣勝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委機關的同志與軍分區基幹營於2月中下旬，在日軍佔領道覺村的前3天，夜入敵包圍的廣勝寺虎口奪經。
基幹營一連指導員王萬榮等登上飛虹塔二層，從空心坐佛基座裡取出經卷。教導員劉德裕率領的趙城縣大隊和洪洞縣大隊擔任警戒掩護。在趙城二區書記衛繼瑞組織馱夫的接應下，人背馬馱，五單位密切配合經石門峪上山，將近5000卷經卷運抵地委機關駐地安澤縣亢驛村。在阻敵掩護運經過程中與敵交火，傷亡了幾個戰士，“血染經卷”。
不久，日軍發動了“五一”大掃蕩。惱羞成怒的日軍，覬覦《趙城金藏》，直奔亢驛。
經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斷決定帶經轉移。部隊攜經在亢驛周圍山區的澤泉、馬嶺、和川一帶與日寇周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趙城金藏》也命懸一線。歷經跌宕起伏生死輾轉，經卷最終運抵沁源移交太嶽行署保管。
新華社太嶽分社以《趙城軍民協力衛護佛家珍藏搶出廣勝寺古代經卷》為題報道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刊登在1942年7月6日的《新華日報》華北版上。
沁源圍困
得知八路軍搶先運走藏經的消息後，侵掠晉南的日軍司令惱羞成怒，大發雷霆，偽山西省長蘇象乾也氣急敗壞趕到趙城調查。面對日軍的騷擾，太嶽行署主任牛佩琮與劉濟蓀又安排將經卷藏在沁源縣山區的一個廢棄煤窯裡保存達4年之久。
為什麼要運到沁源？
抗戰時期，地處太嶽根據地腹心的沁源，四面群山環抱，是太嶽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趙城金藏》按照原計劃要運往延安，沁源則是必經之地。
“太嶽區是聯結延安與各解放區的關鍵要道，出沁源、過平遙的大山，闖過南同蒲線就到了呂梁山區，過了黃河就是延安。”原沁源縣武委會主任王鵬飛之孫、抗戰史研究專家王箭說，太嶽區是各解放區重要人員、物資去延安的必經之道。
而日寇早把這裡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曾8次闖入沁源瘋狂掃蕩。而就在《趙城金藏》運抵沁源的下半年，“沁源圍困戰”爆發了。
1942年10月，日軍第二次侵佔沁源，企圖使沁源偽化，實現其“山地剿共實驗區”的毒辣計劃。沁源抗日軍民針鋒相對，對日軍開展了長達兩年半的圍困鬥爭。
1942年11月，太嶽軍區正式發出“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依靠廣大群眾，廣泛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實行長期圍困，戰勝敵人”的命令。日軍據點5華里內的村鎮、人家全部遷出，退入深山，給日軍侵佔地區及其周圍製造了一個“無人區”。
“群眾撤到山裡，打些小窯洞、庵房等，白天不敢住，不敢生火，晚上才敢回來。”對這段歷史頗有研究的沁源縣文化局原局長、75歲的張成仁介紹說，一天只吃一兩頓飯，軍民們堅持到1942年冬天，糧食已經不夠吃了。除了到平遙、霍州去買糧外，只能有組織地進行搶糧，把群眾撤退時藏起來的糧食搶回來，後來發展到去日軍駐地搶東西。
張成仁說，後期則開展“搶種搶收”活動，採取集體行動，軍民們帶著槍在大片的土地種上糧食。“白天在山溝裡種，晚上在城邊種，等到小麥快收穫時，就組織軍民搶收，一晚上把麥穗都割回來，第二天日軍一看，大片麥田還在。”
日軍佔領沁源縣城以及閻寨、中峪、交口4個村鎮為據點後，其軍火物資的補給有兩個渠道。沁源軍民尋覓戰機，在這些要道上多次伏擊日軍，予敵以沉重打擊。
就這樣，太嶽軍民採取空室清野、長期圍困和伏擊戰、夜襲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各種戰術，將日軍圍困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共進行各種戰鬥2730餘次，殲滅敵人4000餘人，最終迫使日軍殘部狼狽逃竄，取得了這場鬥爭的最終勝利。
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報》專門發表了《向沁源軍民致敬》的社論，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為“敵後抗戰中的模範典型之一”。報道稱“全沁源八萬人，沒有一個村組織起‘維持會’，沁源人民以‘沁源人沒有當漢奸的’一語自豪。”
日本投降後，《趙城金藏》於1946年運到河北涉縣轉交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派張文教具體保管。
《金藏》復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華北政府電令太行行署，將經卷分裝42箱，由涉縣乘小火車到邯鄲，再乘汽車到北平，於1949年4月30日運交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保存，《趙城金藏》終於有了最好的歸宿。
5月14日，北平圖書館特為此舉辦了展覽和座談會。《人民日報》於1949年5月21日頭版登載了《名經四千餘卷運抵平市》的消息。
輾轉運到北平圖書館的經卷，由於長期存放在潮溼環境中，當時破損黴變非常嚴重，紙張粘連板結在一起，十之六七無法打開，急需揭裱修補。
為修復這批文化瑰寶，自1950年起，中央政府在當時國家經濟狀況困難的情況下，特地撥出修復款項，並經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董必武、周揚同志親自批示，從北京琉璃廠請來四位師傅開展修復工作。
佛教界也募集了雲南紗紙和貴州皮紙資助修復。按照“整舊如舊”原則，經過16年的努力，到1965年，《趙城金藏》全部修復完成，被精心保存在恆溫恆溼庫房和楠木書櫃中。
《人民日報》於1982年7月8日發表了“稀世珍寶趙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報道了修整工作已經完成，指出“在當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趙城金藏》以其歷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為中國的珍貴文物”。接著孤本《趙城金藏》修裱後的一幅照片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
在1960年，山西省博物館也將該館原藏152卷《趙城金藏》轉讓北京圖書館。1982年，山西省新華書店馮玉璽先生又捐贈了兩卷《趙城金藏》。加之歷年收藏的零種，至此，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藏經總數達到了4813卷。
藏匿謎解
抗戰期間，《趙城金藏》在太嶽根據地核心區域沁源縣安全保存長達4年之久，然而具體的藏經位置一直成謎。
原太嶽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原名李維略）之子李萬里30多年間一直在考證《趙城金藏》的歷史。王箭也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多方考究。
2017年7月，國家圖書館組織的“《趙城金藏》尋根之旅”田野考察活動結束後，李萬里、王箭和太嶽根據地史研究學者李國慶等學者和當地政府，開始了對藏匿《趙城金藏》窯口的艱難查找和論證。
“李萬里對《趙城金藏》歷史熟悉，李國慶對太嶽根據地歷史的瞭解，加上我對沁源抗戰史的研究，是我們得以確認經卷藏匿地的基礎。沒有對沁源抗戰史、沁源地理、太嶽地形地貌、風土人情的深度掌握，想要開始都難。”王箭說。
2006年，李萬里曾專程到湖北武漢市劉濟蓀家中瞭解此事。當年藏經的當事人之一劉濟蓀此時已去世多年。依著淵源，李萬里與劉的夫人郭剛、兒子劉鐵達說起“藏經”等事。郭剛說：“劉濟蓀只說是在綿上，但想不起來藏經煤窯的窯口，為此‘文革’中還自責寫了檢查，說是自己的一大罪過。”
1984年前後，當時在沁縣史志辦任職的李國慶，曾為太嶽區抗戰史之事專訪過劉濟蓀。在武漢劉濟蓀家中，李國慶問起藏經之事，劉濟蓀說了一些細節：藏經煤窯在靠近綿上一帶，離道路不遠，窯口大，能步行進入。李國慶後來在沁源黃土坡、才子坪、聰子峪一帶尋訪，因缺乏其他佐證材料最終放棄。但這一點描述卻為後來的尋找研究劃定了地理範圍。
王箭說，老煤窯能步行進入，符合沁源縣郭道鎮以北煤層較厚的特徵。黃土坡以北在抗戰時期敵偽勢力較南部強大，從安全考慮可基本排除。即使這樣，綿上村以北到黃土坡以南仍然是老窯眾多的地區，而且在打擊私挖濫採後小煤窯口大多被炸塌封口。條件如此，尋找的難度可想而知。
轉機來自偶然。2019年6月15日山西電視臺《趙城金藏》紀錄片劇組進入沁源拍攝，王箭、李萬里等人試圖為劇組找出一處相似的地方。他們來到了符合想象中秘密藏經環境的聰子峪鄉水峪溝村。
村支書雷達的父親雷國亮老人，將眾人領到了村西三里許的一道東西裂出、南北向的小山溝，溝西側次第排列著三孔煤窯口。一孔是已經垮塌了的石砌斜井，一孔是被掩埋得只剩下深一米五多、直徑兩米餘大的直井坑，一孔明顯是後來又開挖過的斜井。
村裡老人雷懷珠的講述讓王箭頭皮一炸。“水峪村的老窯在抗戰時藏過縣裡的文件。”雷懷珠說。
苦苦探尋多年的專家組，終於撥開歷史的迷霧，找對了研究方向。經反覆考證，最終在7月中旬確定了《趙城金藏》抗戰時期秘密藏經地，即沁源縣聰子峪鄉水峪村西水峪溝內的一處廢棄煤窯內。
“雖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煤窯藏匿《趙城金藏》之可能，但這一處煤窯，符合現在我們已掌握資料中的所有必備條件，而且我們相信隨著材料越來越豐富，將更為確認。”王箭說。
滄桑鉅變
與敦煌遺書、《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並稱為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的《趙城金藏》，終於找回了這段丟失的“逃難史”。
800歲的《趙城金藏》，在悲慘的歲月中走過的道路，70多年間，也發生著滄桑鉅變。
《趙城金藏》藏身4年之久的老區沁源，因山大溝深、自然條件惡劣，發展基礎差，到了新世紀，許多地方仍不通水泥路，一度成了貧困縣。
而今，填補了《趙城金藏》貯運史空白的藏經地，成了沁源一張紅色“新名片”。當地已決定將當年藏經的水峪溝峽谷開發成“金藏紅谷”，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弘揚紅色太嶽精神。
記者採訪時，以沁源軍民保護《趙城金藏》為題材的電影剛剛殺青。（記者 孫亮全 胡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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