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 GQ報道（GQREPORT）。在GQ報道後臺回覆「彩蛋」，送你一個彩蛋。
化妝師是名利場中隱形的高收入者，日薪可達數萬。他們的身價與明星深度綁定，隨對方咖位變化，也和明星保持著極近的工作距離，近得連呼吸都要控制。
而另一方面，這種高度的人身依賴，也讓化妝師的工作和心態隨時處於動盪之中。他們對鏡工作，自身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時尚話語權的更迭以及泡沫般快速發展的娛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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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咬牙切齒的”
魏揚向右前方探身，湊近明星的臉。這是一張值得上保險的臉，肌膚白皙，大眼睛薄嘴唇，有亞洲人少有的立體輪廓。魏揚與之物理距離只有幾十釐米。他的一次性口罩被拉到鼻子以下，露出鼻孔。他有鼻炎，口罩會阻礙呼吸，他控制自己緩慢地呼氣，防止面前的明星察覺氣流。除了偶爾回身拿化妝工具，他將保持這個姿勢1~2個小時。
鏡子中的另一張臉——魏揚，從業11年的資深化妝師，他有令同行羨慕的精緻五官，曾有攝影師說他完全可以去做明星。但化妝過程中他無法顧及形象，曾有位明星感覺到異常，說，你在用力，他才發現自己腮幫子緊繃，“咬牙切齒的”。
除了控制呼吸用力，“咬牙切齒”也因為他時刻精神緊繃。化妝師與明星籤的合作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口頭邀約，沒有書面合同，最壞的情況是——“我現在合作的明星，他們可能統一明天不找我，我可能第三天就失業了。”
魏揚化過的明星超過一百位，大部分合作都是悄無聲息地結束。剛入行時，他為一位女明星化妝，那時後者正遭受網絡暴力，甚至被罵“滾出娛樂圈”。他們合作了一年，他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明星團隊不再聯繫他，大約幾個月沒接到邀請，他就知道這合作結束了。
這情況他後來又遇到過一次，那時他是某一線男明星的化妝師，已經合作了兩三年。突然他發現男明星連續拍了五六條廣告，沒一次讓他去化妝。對化妝師來說，化廣告妝容的收入幾乎是雜誌和活動妝的兩倍。他質問經紀人，“為什麼廣告不讓我化？”這種質問顯然僭越了某種界限，經紀人很冷淡，“你覺得這活兒沒錢，那以後其他活兒我們也就不找你了。”
他曾與男明星合作度過了最忙碌的一段時間，有時一天三場活動，一個月裡幾乎天天見面。在歐洲，男明星和團隊在工作結束後為魏揚慶祝生日，他捧著蛋糕吹蠟燭，大家為他唱生日歌。一次男明星在酒店門口被衝上來合影的粉絲絆住，男明星想脫身，有人突然抓住他的領子。魏揚看見，快步衝上去把粉絲推開，大聲呵斥，為男明星解了圍。
這種工作中產生的情誼並不會自動延續工作。合作突然結束，這個人再也不會出現在生活中了。沒人告訴他為什麼。
魏揚今年29歲，現在為幾位一線明星化妝，一天的酬勞是5位數。現在，他又到了和另一位明星“分手”的時候了。他只能猜測，女明星團隊想在新的一年為她匹配更大牌的化妝師。明星選擇化妝師時往往向上看齊，以此證明自己的地位。幾年前魏揚還是那位男明星的化妝師。男明星當時更知名，女明星團隊選擇了魏揚，意味著女明星也和男明星一樣紅了。
在化妝師中間，“爆紅的明星一定會換化妝師”甚至成了一種共識，誰也不會覺得被換掉的化妝師遭遇了不公。但有一個特例，朱一龍有一位自始至終使用的化妝師，即便他2018年在《鎮魂》播出後突然躋身頂級流量，也沒換人。朱一龍的化妝師並未詳談這背後發生的事情，只說朱一龍“是特別容易合作的一個人，就是性格特別好”。但可以確定的是，他“押對寶”的故事在化妝師中間廣為流傳。
這次替代魏揚的就是與幾位老牌明星合作多年的化妝師。魏揚能理解女明星團隊，當時他們放棄別人選擇自己，現在自然也能放棄自己選擇更好的人。
❷“你們沒有一個人能出來的”
第一次採訪，魏揚約我在一家人均消費472元的咖啡廳見面。要找到這家店頗費一番周折，先在商場5層的角落裡找到前臺，由服務人員引領進入專屬電梯上到頂層，穿過花草環繞的廊道，再下一層樓梯，才到達咖啡廳內部。
從沙發座後面的落地窗可以遠眺中國尊，座位旁掛著白色鳥籠，裡面真有一隻明黃色羽毛紅色喙的鸚鵡在嘎嘎叫。採訪過程中，旁邊的空座位漸漸坐滿人，精緻的下午茶點裝在三層塔裡端上來。他們被允許在室內抽菸。
採訪後半，魏揚談起他那天上午剛賣了一輛奔馳，又新買了一輛奔馳。都是性能車，前者價值六十多萬，後者一百多萬。這是他近兩年的新愛好，原來他喜歡買奢侈品、衣服和包，現在他不太在乎這些了，都在淘寶買。
這是他不曾想象的生活——2008年，18歲的魏揚沒讀大學，從東北老家來北京上化妝進修班，持續一個月，學費6000元。魏揚與三位同學合租在一間Loft公寓，為每個月400多塊錢的房租發愁。據魏揚自己回憶，有一次他實在饞麥當勞，兜裡只有不到20塊錢，就在家門口的小店把手機賣掉，換了一臺最便宜的老年機，用差價吃了麥當勞。
每位老師上課前都先把全班學生臭罵一頓——你們這幫學生，上課還不聽講，你們知道嗎，你們畢業相當於失業，這圈很飽和，你們沒有一個人能出來的。
魏揚沒想過如何“出來”，他只想能賺錢餬口。他零散地接年會、車展、文化節的化妝工作，每次賺一二百塊錢。
為了賺錢他也去夜總會化妝。交幾百塊錢入場費，在夜總會的化妝間裡獲得一個攤位，二十多個化妝師坐在自己的攤位前，等夜總會里的女孩來化妝。每天一人最多化上兩三個，30塊錢一個妝，貼一副睫毛加收5塊到10塊。女孩說，你給我免費貼吧，魏揚說，不行，要收錢。一位組織化妝師的老大負責統計每人化妝的數目，一個星期結一次錢。
2007年，魏揚來北京之前，曾在瀋陽哈佛美容美髮學校學化妝。課程宣稱“一千塊錢包會”，教新娘妝、影樓妝，還有盤發。老師口中的榜樣是一位班長，他畢業後到蒙娜麗莎影樓工作，一個月賺2000多塊錢。
魏揚回家告訴爺爺——他幼時父母離異，爺爺撫養他長大——“化妝師以後畢業了，能去影樓化妝，一個月掙兩千”。爺爺本不同意魏揚學化妝師，這個月收入數字說服了他。
他對於化妝師工作的憧憬，來自一場珠寶品牌走秀的後臺。那是他第一次做化妝助理，工資一百塊錢一天。現在他已經記不清當時的場景了，彷彿模特都穿著睡衣，有的在盤頭，有的在燙頭，有的在化妝，大家手裡都舉著紅酒，那種“高級”的感覺就像《了不起的蓋茨比》裡的場景。
那場活動的主化妝師都從北京來，他當時想，我一定也要去北京。工作過程中，有一位化妝師打開了魏揚的化妝箱——他在學校裡按要求買了明豔牌的整套化妝品，一瓶粉底20塊錢，還有一些歐萊雅、美寶蓮。他特意拿上朋友送的一瓶迪奧的試用裝粉底，那是他擁有的唯一一件大牌化妝品。那位化妝師很驚訝地說，哇，你這些化妝品我真的很久沒有看到過了。然後他發現了那瓶迪奧粉底，特意拿出來說，但是你還有一瓶這個。魏揚說不出話。
在北京，他所在的班裡很多同學用全套的MAC、Bobbi Brown、植村秀化妝品，總價都要上萬塊錢，而他只買得起學校推薦的1800元一套的化妝品。他默默記下了那些品牌的名字，上網搜索它們屬於哪些集團旗下，集團還有哪些彩妝護膚品牌，然後都背了下來。 魏揚在瀋陽有二十多位同學，北京的進修班有八十多人，大家同樣在紙上練基本功，一條眉毛起碼畫50遍，直到畫得和示例一模一樣，魏揚從不是最好的那一個。然而魏揚是這些人中唯一一個所謂“出來的”，現在與他同時活躍在娛樂圈的仍是當年那些潑冷水的老師們，他的同學們都逐漸失去了消息。
最近三四年，除非關係很好的編輯邀請，魏揚幾乎不化雜誌妝容了，因為“錢少”。時尚雜誌10年前給出的酬勞是500元，現在漲到1000到2000元。這和北京的居民年平均工資收入漲幅在同一個數量級。而魏揚的收入跟合作明星綁定，對方身價漲，他也漲。最開始是2000元，等他逐漸化到更紅的明星，開價也漲到5000、10000元。 一位時裝編輯幾年前剛入行時認識一位化妝師助理。她們差不多大，都在幫老師打雜。第二年她們再見，編輯發現化妝師已經全身名牌，辦了2萬塊錢的美容卡。再過一年，很多她認識的化妝師都在北京買了房子。
❸黃金時代
2011年魏揚的日薪達到1000元，第一次攢到兩萬塊錢。他去金融街購物中心的連卡佛逛街，走進巴黎世家買了一個經典款機車包，一萬塊錢。他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要買，好像也沒有很喜歡，沒背幾次就送了人。但當時這種衝動常常出現，有時他與人約在三里屯，等人的空隙也能花掉一兩萬買衣服。
他把工作當成一場又一場的戰鬥，“你在每一場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你的伯樂”，同時每一場工作又都可能成為最後一次，所以“你要不停地繃著那根弦”。購物就像戰鬥後收集戰利品，犒勞自己緊繃的神經。 伯樂總是可遇不可求的，魏揚的朋友李思也是化妝師，他很理解這種緊張和不安，“你再往上走的話，其實這也就看命了”，“你接下來缺的就是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你自己不可控的，而且機會也不會因為你做出了任何的改變，它來或者不來。”
魏揚很幸運，入行一年就遇到了一位伯樂，被推薦去時尚雜誌化妝，他至今很感激有那次機會。他的同期化妝師們有的轉行了，一位與他合租過的同學回到老家開了一家店，做韓式半永久。他替同學感到可惜，“真的是走投無路了……做半永久的東西很土啊……但凡有辦法，誰不想做時尚化妝師”。
魏揚第一次化的名人是張藝謀和孫紅雷，拍雜誌封面。拍攝前他和編輯開會，主動表決心要把妝化好，具體講了妝發的想法。編輯說，其實沒有什麼想法，化乾淨就好了，髮型就是乾淨利索，帥一點兒。 這比化美妝片容易多了，他接連化了七八個男明星或名人，“我覺得我已經化上一線大刊了，或者說我已經化上哪個明星了，我覺得很牛逼了。”
魏揚在雜誌最“黃金”的時候進入行業，在短時間積累了大量工作經驗。他的活兒多得接不完，明星拍攝、美妝大片，他全都化。雜誌給他日結工資，一個妝300元，後來漲到500元。最忙的時候他一個月工作30天，有時候還得“卡活兒”——每天有兩三個工作，化得差不多就留下助理收尾和盯妝（在拍攝中隨時補妝），自己跑去下一場。
短短几年間，魏揚從雜誌化到明星，合作的攝影師、造型師、編輯都處在時尚圈的核心。一位攝影師的影棚化妝間裝修得就像五星酒店，連洗手液都是愛馬仕的。人們談論最新的化妝品、奢侈品和潮牌。他開始覺得自己化一個妝賺500塊錢太少，比身邊的人差太遠。他早就把在老家影樓工作月入兩千多的那位班長拋諸腦後了。
那時魏揚一個月收入幾萬，除去吃飯和房租，全都買了衣服和化妝品。他非大牌化妝品不用，那些他背下來的品牌，每次到櫃檯他都要買全套，一次花一兩萬。他覺得這樣才配得上自己所處的圈子。現在他回過頭去看那時的自己，“之前是靠那些堆出來的”。
魏揚在化妝技巧上也開始“放飛”自我，有一次為了拍與“甜”有關的主題，魏揚把巧克力烤化了，黏在模特頭上。把顏料塗滿模特全身更是常事，模特一個星期都洗不掉。魏揚已經算手下留情的，有的化妝師甚至往模特頭上撒麵粉、抹凡士林，模特光洗乾淨頭髮就花了半個月。更多東西可能出現在模特臉上——珠片、顏料、毛線、衣料、紗、蕾絲、電極板、鋼絲、塑料袋。
時尚行業熱火朝天，雜誌有拍不完的大片。一次最普通的拍攝是這樣的：幾十人的團隊乘坐租用的房車，清晨到達郊外的莊園（有時也是長城、頤和園、太廟），化妝師、造型師首先為十幾個模特做妝發造型，攝影師調光、擺道具，此時接近中午，工作人員輪流吃飯，等模特准備好了，再由攝影師指揮，為這一群人擺位置、重新調光、設置道具。從早忙到晚，最終呈現在雜誌上的只是一張照片，佔據2頁。
拍攝前期的準備時間更長。先把妝發師請來開會討論策劃，借來的服裝堆滿兩三個會議室，再把模特請來試妝，試妝照的拍攝也不能馬虎，一定要用拍立得。 這樣的拍攝費時費力費錢，但雜誌不在乎。一組大片拍兩天花七八萬很正常，到國外拍攝，二三十萬也沒問題。有客戶找來想贊助，編輯根本不考慮。
但這種話語權並未堅挺太久，幾年後紙媒衰落，雜誌的內容製作費用從每組片子七八萬，降到兩三萬。然後“客戶”出現了。大約2015年開始，雜誌內頁開始有品牌的植入，到2018年，客戶的產品——主要是服裝和手錶——開始出現在雜誌封面上。 雜誌編輯的話語權也隨之下降。一位時裝編輯發現自己的工作中增加了“討價還價”這項內容。此前內頁拍攝的化妝酬勞一向是1000元，去年漲到2000元，到了今年，明星指定的化妝師開口就要7000、8000元。
❹服務行業的服務精神
2012年，魏揚得到與明星長期合作的機會。韓火火打來電話請他做化妝師，問費用多少錢。魏揚脫口而出，不用談錢，不要錢。那時他還不知道，化妝師的開價等同於地位，“貴的就是好的”。韓火火說那一次給你兩千塊錢吧。魏揚立即答應了。
在紙媒的黃金時代，魏揚與媒體的關係是勞工僱用，媒體按工作量付錢。而與明星綁定後，明星的咖位決定了他的身價。紙媒的黃金時代過去，他拿到了另一個時代的“船票”。 明星選擇與某位化妝師長期合作，看化妝技術，更看眼緣。第一印象尤為重要，他對一位女助理說，你的外在形象並不是很好，要剪短髮、打底、穿好看些去工作。“你合不合適化妝，你是不是個好化妝師，大家都會看的”，“可能氣場達不到那麼自信，你跟明星溝通的時候，明星就會產生一些不太信任的感覺，就會覺得你化得不好。”
魏揚很清楚外貌是自己的優勢。入行不久，他簽約博主經紀公司，出鏡錄製美妝節目，後來和模特金大川一起拍攝雜誌照片。“我的特色嗎？長得帥，沒有沒有——肯定有一點兒，長得好看，技術過硬，有想法，人品好。”
化過明星之後他名氣漸漲，其他明星找他時，他也有底氣開價了。化妝品品牌但凡有新品，總會第一時間寄給他，有的品牌在口紅外殼上刻他的名字，金光閃閃的魏揚兩個字。他幾乎不需要自己買化妝品了，還有許多用不完的，他時常送給家裡親戚。
但他在工作時化妝臺上擺的產品卻越來越少。化模特彩妝可能要擺“兩米”，他把兩手展開形容那陣仗，而化明星妝容只需要“一小塊”。三種粉底、兩盒眼影、同色系的三四支口紅、眼線筆眉筆睫毛膏，再加上一些高光陰影和散粉，魏揚就能搞定大部分明星的妝容。
魏揚自己的化妝標準是“適合”，他講起一個化妝師間流傳的笑話作為反例——新婚夫妻把結婚照掛在床頭一個星期，影樓來道歉說照片拿錯了，他們才發現裡面的人不是自己。影樓的妝容特點是“都化滿”和“流水線”——所有化妝步驟一個不少，對所有人的化法都一樣。
而明星的化法則因人而異。魏揚化過一位氣質型的女明星，他用暗影和高光來突出她的五官，但眼線是虛的，唇色要與整體融合。另一位女明星擁有歐洲人般的立體五官，因此必須要有實在的眼線和相對濃的色彩，否則她的妝容就會“被五官吃掉”，顯得人沒有精神。有時明星皮膚敏感，魏揚打底會用海綿；化妝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則用刷子；如果要讓明星顯得皮膚細膩，他會用手來打粉底。
他不認同最近全網流行的“換頭級”化妝術。在一段視頻裡，著名化妝師毛戈平通過簡單的改妝讓模特整個頭部看起來縮小一圈，氣質大變。魏揚認為這是一種過時的化法，可以借鑑，而不是全方面模仿，“因為這個他就是為了要給你改變啊……他的眼睛化完之後直接就變了一個眼睛了。”
1995年，毛戈平為《武則天》裡的劉曉慶化妝，劉曉慶從武則天的16歲演到80歲，毛戈平把她化得一會兒像少女般靈動，一會兒有垂暮的老態。魏揚很推崇毛戈平在電視時代的化妝術，但這些技術已經不再適合現在的時尚圈。他發現視頻中有時出現美顏濾鏡消失的瞬間，模特的臉立即變黑了。“你暗影打那麼黑，你的臉肯定是會變形的呀，就會變瘦呀”，“平時生活中化這麼濃的妝你出不去的”。
魏揚在我的追問下講解了這些技術細節，他說化妝師之間從不討論技術，都是“暗中較勁”。另一位化妝師同意這種說法，“你覺得妝容有標準嗎？它沒有標準，它怎麼去討論？”
只有最好的朋友，或者師徒間才會談論某種化妝手法。魏揚帶過一個女徒弟兩年。他畫眉毛只用眉筆，不用眉粉。女徒弟獨立後堅持這種方式，卻經常發揮失誤。她發現其他化妝師先用眉粉畫輪廓，再用眉筆勾勒，一試之下成功率果然高多了。她只與魏揚聊自己技術的不足，在別人面前不能露怯。她連去看其他化妝師化妝都要偷偷摸摸的。
化妝師們更主動談到的是一種“服務精神”，畢竟這是一個“服務行業”——至少8位化妝師用這個詞描述自己的工作，他們必須首先保證明星感到安全、舒適。即便是年紀和資歷都足夠老的化妝師，在為年輕明星服務時，也會一路小跑著去取一支口紅，在天炎熱的時候幫他們扇扇子、擦汗。 李思發現自己服務的那位女明星很瞭解自己的妝容，眉頭怎麼畫，高光打在哪兒，她都知道，甚至喜歡自己上手畫。他的工作慢慢變成了幫明星選顏色、搭衣服，頂多最後再修飾幾筆。他不介意以這種讓明星感到舒適的模式工作，“你說一個化妝師他的重要性，真的是說他化得有多好嗎？有些時候不完全是這樣，是他能夠給明星帶來的那種穩定的安全感的東西。”
魏揚的服務方式是做個“小神通”。他拿去化妝現場的行李箱有五六十斤重，裡面除了化妝品和化妝工具，還有消除黑眼圈的按摩棒、冰敷儀器、排腫的儀器。這是他每次工作必帶的工具。再往裡翻找，箱子裡還裝著降溫貼、驅蚊水、指甲油。無論明星、攝影師還是編輯有任何需要，他都能立即幫忙解決問題。 化妝間裡的氣味和聲音也需要注意。為防出錯，音樂最好播放明星手機裡的歌單。有位化妝師特別注意化妝間裡的氣味，他會自帶無火香薰，選擇木質香氣，比如松木或鼠尾草，介於聞得見和聞不見之間最好。絕對不要選玫瑰和櫻花，攻擊性太強，太突出了。
他形容自己與明星相處的角色則用“暖寶寶”這個詞。明星心情不好時，說話要輕、化妝手法更要輕柔，最好為明星準備一杯熱飲。還有的化妝師會在妝前為明星做面部刮痧，除了立竿見影地提升面部輪廓，還很能解壓。
化妝師總是給人一種“你很重要”的感受。一位雜誌編輯記得那時在影棚，魏揚主動提出為她畫眉毛，畫完了順手就把眉筆送給她。一次我在化妝間外等魏揚，他化完妝走出來，因沒有照顧好我而道歉。之前他已經遣助理出來兩回，第一回問我吃飯了沒有，讓我自己點些外賣，第二回直接舉著手機說“你拿我的手機點”，並且再三確認我的包裡有水，不會渴著。
這種貼心呵護顯然是值得的，有位化妝師說，在拍攝期間，化妝師補妝的手從明星臉上拿走的那一剎那——有時化妝師的手還在鏡頭裡，明星的表情在這一刻最放鬆自然。
這或許是一種條件反射，對明星來說，化妝意味著一種私密的放鬆。拍攝現場，化妝間的門在他們身後關閉，擋住所有他們需要迎合的人——粉絲、媒體、客戶。 明星往往戴著帽子低著頭，素顏掛著黑眼圈，有時頭髮也沒洗（而且會直接跟化妝師說“我沒洗頭”）。化妝間的桌上早就擺好了他們喜歡的食品和飲料，化妝臺明亮整齊，包裝精緻的化妝品閃閃發光，提前等候在這裡的人們都對他們微笑。
他們坐進那把專屬椅子，如果扭動幾下表示不舒服，有人會立刻起身去尋找另一把換來——把化妝間的門打開一條縫、擠出去、再關上。 我曾短暫地在化妝間裡觀看一位女明星化妝。化妝師嚮明星說明我的來意，然後開始打底，我站在一旁從鏡子裡看他的手法。女明星本來一直看手機裡的綜藝節目，突然餘光瞟到了我，笑了笑。這時經紀人走進來，女明星看了經紀人一眼，然後用下巴指了指右邊的一把椅子——我剛剛坐在那裡。經紀人未發一言，轉身把我請出了化妝間。
當時我以為那是特殊情況，後來我才意識到，得以在明星到達後還留在化妝間裡，哪怕幾分鐘，已經算是“最高待遇”了。其他化妝師要麼直接拒絕我旁觀的請求，要麼在明星來之前早早把我請出化妝間。
就連化妝師也要在化妝間裡扮演“小透明”。有時模特當著所有人的面毫不猶豫地脫衣服、換衣服的時候，你要裝看不見。有一次，某女明星旁若無人地在化妝間與人打電話吵架，一邊吵一邊大聲痛哭。化妝師孫倩就在離明星幾十釐米的近旁，不能完全裝聽不見——一個永遠不說話的人反而會被防範。她這時會說幾句暖心的場面話，“別哭了，咱們要堅強點兒”，或者，“她/他怎麼能這樣呢”。
明星的情緒變化很微妙。化妝師孫倩曾與一位明星成為閨密，什麼話都能聊。一次活動前，她提起明星做得不好的一件事，作為好友直言後者的不足。明星聽完立即崩潰，轉身去衛生間痛哭。距離活動開始還有3分鐘，孫倩只能一邊安慰，一邊緊急幫明星補妝。
李思也有類似的經歷。錄製某綜藝時他為一位個性極強的女明星化妝，那是他們第一次合作。他在化妝間門口等了20多分鐘，女明星一直沒有準備好，進去後她依然很焦慮，不停走來走去，嘴裡一直唸叨：我特別怕換化妝師，每一次都要重新溝通。李思站在一旁聽著，等她的情緒發洩完，問，那×姐咱們今天還化嗎？女明星愣了一下，說，算了，不說了，我們要不趕緊化吧。
對明星來說，改變往往伴隨著風險，他們的造型並不全由自己說了算。有段時間魏揚服務的女明星剪了齊劉海，他為她做了兩個髮型，女明星都很喜歡。照片發出來，粉絲在他的微博下留言“不要劉海”，“放棄劉海吧，告訴××她不適合”，“你不要聽××的，快把劉海弄上去”。還有人專門發微博@魏揚，“如果劉海是××的慾望還請您壓制住，不要讓她做自己，私下可以留，但在明星薈萃的聚光燈下不行”。
化妝師有時不得不承受明星形象改變的後果。有一次錄製綜藝節目，女明星因為妝太濃被另一位明星取笑，她撒嬌說，都怪我的化妝師。還有一次在時裝週，女明星心血來潮自己化了部分妝容，在化妝間裡大家都覺得不錯，誰知在秀場裡妝面嚴重出油。照片發佈後，粉絲在魏揚的微博下留言四百多條，大部分是挖苦，“你是廢物嗎？能化成這樣，你趕緊出道吧，別做化妝師了，求你了”。
他當然不能說實情，但看那些評論實在氣得受不了，只能回罵一句然後立即刪掉、拉黑。他不再像幾年前化模特時可以隨意流露情緒。那次他根據編輯的要求把模特的眉毛染成白色，漂白劑接觸皮膚很疼，外國模特開始煩躁、踢牆、不配合化妝，魏揚氣得把刷子往旁邊一扔，模特罵了一句，fuck you。
魏揚立即回罵一句fuck you，轉身就要走。其他工作人員來調停，最終模特向魏揚道了歉。但現在他不會再得到工作對象的道歉，女明星知道了他被粉絲罵，開了個玩笑，說他是背鍋的人。背鍋於是也成了他的工作職責。
魏揚也曾經堅持過自己。他為某組合的年輕男明星化妝，團隊要求畫眼線和煙燻眼影。魏揚拒絕了，“青春靚麗的小男孩，你保持自己原本的樣子挺好的”，他最終只畫了淡淡的眼線。後來這個團隊再沒有找過魏揚化妝。
化妝師知曉許多秘密，但也不能離明星的生活太近。田洪禹是鄧超的化妝師和髮型師。他去上海，鄧超總會邀請他到家裡吃飯，他總是拒絕。密切參與進明星的圈子，或者說“social”，在我採訪的十幾位化妝師中很不被認可。大家都同意“有那樣的”，但自己絕不是。同樣需要劃清界限的還有假裝自己是名利場中人，一位化妝師說，“發朋友圈那個，天天發酒店、吃喝什麼的，誰還不知道你幹嗎去了，你幹活去了，顯擺什麼呀。”
❺“我可能化不到比她還要再好的”
如果重來一次，魏揚說他絕對不會選化妝師這個職業。“我們這行業就是被選擇的行業，我不太喜歡被選擇”，“我就是這樣，你好就誇我，不好（的話）說就好了呀。（但）我想的可能不太現實。”他說他想做跳水運動員，只管一猛子扎進水裡，什麼都不用想。
最近一年他開始收藏小眾香水，臥室床尾的邊櫃上，幾十瓶香水整齊排列，統一右轉45度面向窗外。魏揚每天出門前都要站在這裡選上一會兒，有時根據心情，有時根據場合，有時就覺得某瓶香水的名字很好聽，比如“冥府之路”。出門之前，他還得繞開滿地的球鞋——大概有二十幾雙，鞋櫃上面還堆滿掛滿了各種帽子。
魏揚喜歡被東西包圍的感覺，家裡的衣帽間塞得滿滿的，兩個衣櫃也放滿了，兩室一廳的另外一間臥室床上也堆滿衣服。保潔阿姨打掃一遍他租住的130平米的房子需要8個小時。 “我喜歡把所有的一切踩在我的腳底下”，就像龍把所有喜歡的東西放進自己的洞裡，然後躺在上面，“我覺得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也是這樣的”。
這個圈子裡，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得安全感。一位髮型師從來不吃牛肉，有人問為什麼，他說因為錢來得有點兒邪門，吃牛肉會破運。更多的人選擇信佛，有一段時間，一位編輯經常聽見身邊人討論“某某跟我是同一個上師”。然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佛系”的化妝師，“因為大家都擔心被替掉……就算最牛的化妝師，他也會擔心被替掉的，我們都是被選擇的”。
7年前，魏揚的爺爺得了癌症。爺爺拉著魏揚的手說，你別去北京了，在家待一年。魏揚那時正開始頻繁拍雜誌，一天接兩三個工作。他不敢推掉任何一個工作邀約。“你的職業是被選擇的，你長期總推工作，推來推去，可能就沒人找你了”。入行12年，他從未休假超過3天，總是隨時待命。經常出差回家行李箱都不必打開，因為第二天還要接著飛。
今年，魏揚熟識的一位女化妝師懷孕生子，休息了幾個月。一直合作的明星團隊得知懷孕消息後再也沒發過工作邀請，有的禮貌一些，不再聯絡之前會多說一句“很期待你復出”。
魏揚很擔心女化妝師復工後的境遇，他想起那時爺爺病重，他在老家遼寧阜新陪床，這座城市沒有機場，到北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8個小時的大巴，直到去年底才開通高鐵。但他只要接到工作邀約就隨時坐8個小時大巴回北京。一個月後，爺爺去世。 他想起過年回家，爺爺問他為哪些雜誌化妝，他在紙上寫雜誌的名字，《智族GQ》、《悅己》、《嘉人》。阜新幾乎沒有賣雜誌的報亭，爺爺就拿著紙條跑去商場裡對著買，回家拿給鄰居看，說，這是我孫子化的。
魏揚6歲時父母離婚，第二年父母分別成家，第三年母親又生了孩子。父親曾經希望他能做個司機或者去當兵，能養活自己就不錯。現在魏揚工作優渥，滿世界飛，父親和他通電話，問，你最近要去哪兒？魏揚說要去巴黎。父親說你再說一遍？魏揚重複。然後父親轉頭對身邊的朋友說，我兒子明天去巴黎了。
他的童年都是和爺爺一起度過的。爺爺騎自行車接送他上學，帶著他去公園遛彎，去澡堂洗澡。週末他們在阜新僅有的一家新華書店看書。每天晚上8點老人就要睡覺，魏揚也只能跟著一起睡。現在他熬夜時總會想起爺爺，如果他還在的話，肯定早就發脾氣了。
爺爺耳背，魏揚對他說話必須大聲喊——他剛來北京時，總有人說他嗓門大。爺孫倆就用文字交流。老人給要離開家去北京的魏揚寫了一封信，讓他愛國、愛黨，不能偷、不能搶，地上有一根針都不能拿。
他後來常常後悔沒能多陪爺爺，但如果重來一次，他知道自己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去年11月開始，曾遭受網絡暴力的那位女明星團隊重又開始頻繁找他化妝。今年，另一位與他中斷合作的女明星也回過頭來邀請他。
重又獲得認可，魏揚很開心。他不會問這背後發生了什麼，就像他從不會問明星是什麼膚質用什麼粉底，更不會問編輯“光是脆的”到底什麼意思。他現在明白了，作為化妝師，“問”就意味著不夠專業。 4月，女明星發來短信之後不久，工作人員果然來找他合作。但合作並不順利，他為女明星做丸子頭，需要先燙卷。女明星不滿意，說，你做什麼髮型都要先燙卷嗎？這種情況在之前從未有過。
魏揚事後和好友李思聊起，後者勸他趁著還沒有完全撕破臉，趕緊結束合作。他替魏揚感到不值，“你就兜兜轉轉這一個圈子，你只不過接觸的人不一樣，你乾的事永遠是一樣，永遠在尋找，永遠在被拋棄，永遠在尋找，永遠在被拋棄。”
但魏揚下不了決心，“因為太重要了對我，這個人名伴隨著我太重要了。我要走了，太丟臉了，除非我不幹這行了。我可能化不到比她還要再好的。”
最近他愛上了抽盲盒，每次逛到都會買幾個。這有點兒像買彩票，花幾十塊錢買一個盒子，裡面有隨機的玩偶，打開之前你不知道會得到什麼。魏揚第一次就抽到了“隱藏款”，店員告訴他回去轉手賣掉，能賺6倍的錢。後來他又抽到過幾次隱藏款，更多的時候會抽到自己不想要的。但無論運氣好或不好他都能面對，因為起碼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總還有下次機會。█
應採訪對象要求，魏揚、李思、孫倩為化名
本文刊載於《智族GQ》2019年11月刊
看完明星化妝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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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Yuuuyang
視覺：張楠
海報設計：張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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